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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不是以为孙先生组建国民党是要使富人更富，并吸吮中国几万万垂死人民的膏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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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介石正在竭力以求实现孙先生的《建国大纲》，他负着极大的责任，要克服无穷的阻碍，全体忠实同志，都应该来辅助他。但是现在情况是很困难而又复杂的。诚然，即使介石把政府交给你，或汪精卫，我敢断言，情形纵使不更变坏，也不会有半点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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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请放心，我并不希望代替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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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你不能够到南京来待些时候吗？那里有你的亲族，在那样的环境里面，你也会比较快活一些。我们都是人，怀有好意和同情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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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假如快乐是我的目的，我就不会回到这样痛苦的环境里面。目击我们的希望与牺牲被葬送，我同情民众，甚于同情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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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孙夫人，我希望你不要再发表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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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戴君，使我不说话的唯一办法，只有枪毙我，或者监禁我，假如不然，这简直就是你们承认了你们所受的指摘并不冤枉。但是你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和我一样公开进行，不要……用侦探来包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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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我去南京，回来以后再来看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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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再来谈话也是没用的了，我们之间的鸿沟太深。”[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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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夫人一道起身离开时，这位老人转过身来，舔了舔干燥的嘴唇（他是个容易紧张的人），恶狠狠地说了一句：“要不是因为你是孙夫人，我们一定会要你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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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龄微笑着回答说：“如果你是自己认为的那种革命者，早晚会这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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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龄卧室里藏有发报机的事纯属无稽之谈，不过这也无关紧要。如果克里姆林宫想要获得上海的秘密情报的话，只要联系苏联谍报机构驻上海的迪亚曼特、德利本斯基和佐尔格三位高级间谍就可以了。此外，塔斯社的记者罗弗同志和外交部代表克雷姆斯基同志也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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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上海的还有一位美国作家、激进主义分子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史沫特莱身体壮实、下巴宽大，模样长得还过得去。她活泼可爱、精力充沛，很有幽默感，喜欢开玩笑。正是由于这种性格，多年后在红色总部延安的一次晚会上，她曾主动请缨，教毛泽东学跳舞。不过后来她曾善意地解释说：“自尊心让他没有接受我的邀请。”最终，她跟随毛泽东的部队四处征讨，对红军体现出的英雄主义精神和所做的牺牲进行了详细的报道。她过惯了艰苦生活，费正清曾这样说道：“她在科罗拉多矿区的下层社会里长大，在那里，‘美国梦’已经变成了一场噩梦。他的父亲死于酗酒，母亲因为过度劳累而去世，姑姑则沦为了妓女。史沫特莱全凭着自己过人的聪明和坚强的个性才活了下来。”她之所以参加印度的独立运动和中国农民为自由而进行的内战，都是因为受到各种不公现象的刺激。跟一位印度无政府主义者的恋情让她走向了革命。现在，36岁的史沫特莱又以德国《法兰克福报》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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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沫特莱因与庆龄和共产党交好而被列入了委员长的黑名单。美国军情部门也对她产生了怀疑，认为她可能与以理查德·佐尔格为首的苏联间谍圈有联系。他们做出这种判断，很显然是因为史沫特莱平日里过于随意，让那些跟自己不熟悉的人用自己的地址来收发信件，这些人中就包括几个佐尔格圈子里的苏联人。史沫特莱住在法租界吕班路85号，离庆龄的住处很近，因此也受到了青帮分子的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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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沫特莱和庆龄有很多相同之处，包括她们与反帝大同盟之间的联系。她俩在中国还有很多共同的朋友，其中包括新的“第三势力”的成员以及一些共产党员。她们俩都讨厌蒋介石，并且毫不遮掩对他的鄙视，这让那些仰慕蒋介石的人十分憎恨，差点儿以间谍罪的名义把她们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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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独裁政权也不断捏造事实。私下里曾流传着这样的消息，暗指报社编辑约翰·鲍威尔在克里姆林宫那边也领一份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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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庆龄的言论已被封锁，她跟戴季陶之间的那段值得铭记的谈话也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但她仍有其他途径来发表自己的言论。后来有一张署名“孙夫人”的传单得以大范围地流传，内容是关于她妹妹美龄的一些丑闻。这张传单看起来不像是孙夫人亲手写的，不过，从内容来看，也只有宋家人才会对美龄的日常生活细节了解得如此详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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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告四万万同胞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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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革命军在北伐战争中取得胜利之后，黑帮出身的蒋介石趁机以国民党及其领袖孙中山的名义……夺取了政府的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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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行为如同夏桀和纣王这两个暴君一样，对任何私下谈论此事的人一律格杀勿论……为了谋取一己之私利，他武断地发行各种各样的公债。他在白种人开办的银行里的存款多达5 000万美元之巨……那位与他非法结婚的妻子宋美龄每年固定从法国订购的各种洗漱用品就达400万美元，她使用的经外国药水处理过的卫生纸每张价值20美元，每双镶嵌钻石的鞋子价值80万美元，一件外套就要花掉50万美元，如此骄奢的生活真是前所未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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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美龄的衣服和化妆品等进行了一番奇异的描述之外，这份传单中的其他内容可以说纯粹是为了宣传而宣传。只有跟她十分亲近、很熟悉她的人才会知道美龄患有荨麻疹，只要一紧张全身就会起红色的肿块。由于她特别容易紧张，所以这病经常犯。据说她对丝绸床单和内衣裤也特别着迷，一个下午让佣人们给她换三四次床单是常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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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种方法攻击委员长夫人也许很不光彩，不过话又说回来，在与宋家人的较量中，他们那位性格倔强的姐姐已经几乎没有什么胜算可言。庆龄正在进行一场个人的斗争，她面对的则是南京国民政府、青帮和自己兄弟姐妹的威胁恐吓。庆龄比任何人都明白，她在南京国民政府中最危险的敌人便是他们宋家的人，并且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安娜·路易丝·斯特朗如此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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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以前的同僚们企图通过造谣中伤来玷污她的名誉和声望。四处流传着她在苏联和德国跟不同人士结婚的谣言，任何一位谋求与她合作的知名中国革命者都可能被说成是她的新婚丈夫……即便如此，这类谣言也不如那些否认她拥有独立见解的传闻更让她恼怒……“每当我发表一项声明，”在巴黎时，她对我说道，“他们就会加以否认，说我这样的女流之辈不可能有什么见解。听他们的意思，我的所有观点好像都是受莫斯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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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龄曾去过欧洲一段时间，与邓演达到柏林参加一次军事会议。身在欧洲的邓演达一直通过在国内为他工作的朋友和代理人组建一支“第三势力”。庆龄则劝邓演达与她返回上海，与蒋介石面对面地展开斗争。他们同意一起合作，先在暗中组建“第三势力”，等到其力量足以与蒋介石相抗衡时再正式公开活动。庆龄回国几个星期之后，邓演达也悄悄潜入了上海公共租界，在一处安全的住所里建起了总部，并开始联系全国各地的“第三势力”成员，将其力量凝聚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