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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十足的美龄给那些身居高位的朋友们写信的次数不断增多。这些信件中有许多后来都被公布了（很显然，这也正是她所期望的结果）。这些信件在发表的时候经常配有美龄的照片，比如“与委员长一同野餐”之类。信件的内容则包括国事、与封建军阀和共产党之间的斗争、成立孤儿院以及各种令人振奋的运动等等。她的文笔风格非常适合美国中产阶级的胃口，其展现出来的正是美国人希望看到的一个中国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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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批发表出来的信件中，有一封是美龄于1928年写给一位大学同学的信。这位同学把此信转交给了威尔斯利学院校友会，后来在《威尔斯利杂志》上发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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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正如你从报纸上看到的那样，中国的军阀并没有被彻底铲除。为了保持自己的势力范围以满足一己之私利，他们不顾只有实现中国统一才能拯救国家，公然反抗中央政府。作为国民政府的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我的丈夫竭尽全力阻止叛军将领冯玉祥和阎锡山发动叛乱。但这些满脑子封建思想的将领们眼里只有自己的私利，结果也就不言自明了。中央政府不断下令对他们进行镇压，我的丈夫以总司令的身份亲率军队……想到我的国家面临的种种灾难，我的心在滴血。旱灾和洪水导致了饥荒，“匪徒们”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煽动，而现在，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无耻的军阀们又挑起了血腥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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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龄是在长期以来一直参与中国事务的端纳的建议下，才摇身一变而成了一个完美无瑕的宣传家。这个澳大利亚人再次受到召唤，被请来担任国民党领导层的顾问。他坦率地批评蒋介石和美龄对中国的了解太过狭隘。端纳指出，委员长对这个国家了解得太少，他没有到各个省份去考察。蒋介石在对付军阀和管理军队方面可能很有一套，但他并不知道中国的老百姓在想什么。他只依照下属的报告行事，这是非常危险的。他总是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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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另一方面，在江西省和福建省交界处的崇山峻岭之间，毛泽东正在农民的支持下建立第一个中国苏维埃政权。毛泽东跟农民们同吃同住，了解他们面临的问题和愿望，相信他们的潜力并寻求他们的支持。端纳指出，如果委员长不能像毛泽东那样了解“他的”人民，就不可能发起有效的反共运动，更没有希望统一中国。他应该出去转一转，虽然蒋介石不喜欢坐飞机，但为了到农村去看看，冒险坐一下也是值得的。他应该把美龄也带上，让她与地方上的传教士们交流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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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端纳的建议下，蒋介石进行了一次时间漫长、有时候甚至面临危险的巡视，整个过程中他一直表现得心不在焉，无法唤起大众对他的认可。端纳讲述的一个故事体现了蒋介石当时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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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偏远的山村，他们看到一个人把国旗当作围裙系在腰间。看到这群陌生人一脸的愤怒，这个人解释说，他是一个屠夫，这块布正好又在手边，因为是红底的布，血溅上去也不太容易看得出来，便拿起来用了。大怒之余，蒋介石准备把这个人就地处以绞刑。这时候，端纳插话说：绞死一个屠夫并不能解决问题。要想重新恢复国旗的地位，还有别的事情需要做。处死这个屠夫这一令人发指的行为只能在一个地方产生效果，蒋介石应该利用自己的权力，下令在全国举行强制性的升旗仪式。无知的是政府，而不是这位屠夫，因此这事不能怪他……蒋介石看到了问题所在，于是便下达了命令。从那天起，每天的早上和晚上，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大学生、士兵、政府官员和各个组织都要围在旗杆周围，向国旗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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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龄在中国人民当中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但她引起了外国人的极大关注。她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接见外国传教士，并到妇女俱乐部发表讲话。她本来就是上海最重要的交际活动家，现在又成了全中国最重要的交际家。她把外国的太太团、教会组织和传教士们都召唤到自己身边。能够扩大对政府的影响，传教士们自然十分高兴，不管是真是假，他们开始把美龄看作一名基督教的战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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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年底，她提议到位于江西省山区的战斗前线去。经过蒋介石的数次“围剿”，共产党已经损伤惨重，但蒋的军队还没有把游击队从藏身之处赶跑。沿途遇到的农民都因支持共产党而受到惩处。在外国观察家看不见的地方，国民党军队捣毁村里的房屋，烧掉田里的庄稼，所有不明就里没有逃走的农民都被处死。他们告诉美龄，这一切都是共产党人干的。她从来没有了解到真实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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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月中旬，由于天气恶劣，道路难走，加上生活条件较差，美龄患了感冒，卧病在床。利用这段空隙，她向秘书口述了自己的冒险经历，然后以书信的形式寄给了她在威尔斯利学院的一位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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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上一个野战司令部后，我们坐了4天舢板，最终到达了建瓯。你也许已经知道，在此次江西“围剿共匪”的战役中，我一直在前线陪着丈夫。这次我带领士兵慰问团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当中，指导江西的妇女们安抚伤员。虽然跟随士兵深入前线的日子很艰苦，但让我高兴的是，我的身体和耐心还都很好，这样我就可以陪在丈夫身边。如果我只是静坐在家里等着，那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与他团聚。我们在任何地方停留的时间都不会超过两个星期，因为部队进军的速度很快。我们互相拥有对方，拥有共同的事业，因此无论放弃什么样的物质享受我们都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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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了上个月在江西抚州发生的一件事。抚州是我们江西“剿匪”的司令部所在地。一天深夜，我们突然听到从城墙方向传来数百声“乒乒乓乓”的枪声，什么情况？我的丈夫让我赶快把衣服穿好，并派出密探去探听情况。这时候枪声变得越来越急，也越来越密集。当时天气非常寒冷，借着微弱的烛光，我匆匆穿好衣服，然后找出那些不可被敌人得到的文件放在手边，以便在事情紧急、不得不离开此地之时投入火炉中烧掉。然后我掏出手枪，坐下来静等着消息。我听到丈夫下令所有能召集到的士兵组成一道防线，以便被包围之后杀出一条血路冲出去。我们不清楚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我们知道，敌军已经走上了穷途末路，因为我军已经取得了众多胜利，彻底“剿灭”他们已经是指日可待，因此他们很可能铤而走险，想尽一切办法来杀掉我们。除了一支人数不多的卫兵，其他人已经都被我丈夫派出去参加战斗去了，因此我们实际上没有什么防卫可言。我丈夫从不留太多的卫兵在身边，经常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有我在他身边，他能稍微谨慎一些。但他经常跟我讲，一个真正的领导者不应过于在意自己的生命，因为过于关心自己的人身安全会降低军队的斗志。既然我们是在为国而战，上天也一定会保护我们的。并且，如果我们会被杀死的话，还有什么能比战死沙场更荣耀的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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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抚州之后不到一小时，我们得到消息说，晚上发生的事情，是因为城门上执勤的士兵在黑暗中把坐在几辆卡车中的我们自己的士兵误认为是敌军。争执过程中，卡车上的一个人放了一枪，激怒了城墙上的守军，于是城墙周围的士兵们一起朝着这群假想的敌军开火。第二天上午，引发此次事件的那些人都受到了军法惩处。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不过，为了维持纪律，这么做也是很有必要的。当我们不明真相的时候，我也没有感到一丝恐惧。当时我的脑子里只有两个想法：首先，含有我们行动计划和军事部署的那些文件绝不能落入敌军之手；其次，如果我被俘，一定要选择开枪自杀，这样可以死得干净体面，也更加可取。因为如果女人落入敌人手里，将会受到难以言表的侮辱和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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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那天，我丈夫带着我到附近的山上散步。我们发现了一株开满白色花朵的李树。这真是一个吉兆啊！……他小心翼翼地折了几枝下来。回来后，我们点上蜡烛，他把那几枝花装在一个小竹篮里送给我。这是他给我的新年礼物！我想，从这一点你已经不难看出我愿意与他生死与共的原因了吧：他既有战士的勇敢，又有诗人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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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龄文中描述的这场战役是纳粹德国最著名的战略家之一汉斯·冯·塞克特将军为蒋介石精心策划的。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蒋介石请求他给予军事援助，于是希特勒便把冯·塞克特和乔治·魏采尔中将派到了中国。委员长决心“剿灭”共产党，而不是抵抗日本人，这一点很符合希特勒的心意。塞克特制订了一项耗资巨大的战略计划，这迫使蒋介石不得不超预期地从宋子文掌管的银行金库里掏银子出来，最终导致两人在1934年8月的时候大吵了一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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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克特让蒋介石在江西的红军占领区修建了数百英里的公路，还要求他修建了成千上万个混凝土防御工事，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之下用坦克和装甲车发动进攻。随着国民党地面部队一步步向前推进，修建的混凝土碉堡也越来越多，敌人逐渐陷入了国民党的包围圈。塞克特的战略给山区的百姓带来了饥荒，他的焦土政策也使得许多村镇被夷为平地。有关死亡人数的统计，各方面的数字出入很大。美国外交官柯乐博说参加此次军事行动的国民党军队有70万人，面对的是15万人的共产党民兵。埃德加·斯诺认为此次战役死亡的共产党有6万人，被杀害或饿死的总人数则有100万。按照这个统计，在这100万死亡人口中，至少有94万人不是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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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美龄和委员长在气候凉爽、松林环绕的风景名胜牯岭度假，其间美龄还接见了也在此地休假的英国和美国的传教士们。据传教士们反映，蒋介石政权的政府红利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沾不到边。委员长现在已经“控制”了中国相当大的一片疆域，但老百姓对有关统一和发展的宣传根本就不关心。这些传教士们指出，如果南京国民政府期望得到外国政府和外国资金的支持，蒋介石就必须拿出让在中国的外国人感到满意的社会福利计划。毕竟，现在正处于“新政”[5]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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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龄很快就抓住了他们讲话的核心。她向蒋介石提出了一项建议，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答应了。美龄便把那些传教士们找来，一起商讨制定中国“新政”的细节。这一政策后来被美龄称之为“新生活运动”。她首先提出了中国的四种美德：礼、义、廉、耻，并按照美国中产阶级的标准重新设计这些美德的具体内容。她的“新生活”标准体现了人们熟悉的美国信条：“吐痰在地，在所禁忌；行路走动，安全第一；举止稳重，步武整齐；走路靠左，上车莫挤；窗牖多开，通光通气；捕鼠灭蝇，习劳勿逸；漱口刷牙，黎明即起；饮食养生，莫恣油腻；互救灾难，和洽邻里；端其听视，走路莫急；小孩清洁，零食勿给；厨房厕所，净扫仔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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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龄声称：“只有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人们才能认识到‘新生活’的真正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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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新奇的事情开始不断发生。中国儿童团团员们拎着木头箱子在全国各地的城市街头执勤。看到有人歪戴着帽子或者嘴里叼着香烟走过来，就会有一位小团员上前拦住他，然后站到木头箱子上，把帽子给他扶正，把香烟从他的嘴唇间扯下来扔到排水沟里，然后给这个人敬个礼，再从木头箱子上下来，静等下一个倒霉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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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这个运动并不热心，而外国人却非常满意。意识到取悦委员长夫人的重要性的那些政府官员们纷纷支持这场运动。热心过度的军队指挥官们急于取得委员长夫人的欢心，派出恐怖的执勤队，看到谁在大街上吐痰就上去痛打一顿。要是有人走路拖着步子，或者在饭店吃饭时喝葡萄酒或白酒，或者点的菜超过四菜一汤，或者给服务员小费等，只要被执勤队发现了，就会被拖出去挨一顿棍子。（从那之后，为了骗过无处不在的儿童团团员，饭店工作人员都把白兰地和葡萄酒装在茶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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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看到涂脂抹粉、穿戴西式服装和帽子的姑娘，警察们都会毫不客气地把她们抓起来，用无法擦除的红墨水在她们的皮肤上盖上“奇装异服”字样的印章。给人烫卷发的理发师和出售有伤风化的游泳衣的店主都会在众目睽睽之下遭受侮辱。“新生活”运动的宣传口号贴满了全国各地的大街小巷，用硕大的字体书写的大字报也贴得到处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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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些更具体的计划也付诸实施，其中包括发起公共卫生运动、修建下水道和改进供水系统等。人们对丧葬仪式进行了彻底的改革，使之不再像以前那么铺张浪费。同时开始举办集体婚礼，以减少婚礼的花费。诸如烧香磕头、燃放鞭炮、送葬时给逝者烧买路钱等迷信活动也受到抨击。政府“鼓励”民众每天洗三次脸，每周洗一次澡，蔬菜要洗净煮熟了再吃，并开展戒烟运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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