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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跟法租界当局之间打交道的方式可谓直截了当。杜月笙的很多海洛因都通过官方渠道流入法国，由于上海法租界受河内殖民当局而不是巴黎的管辖，于是在上海、河内、西贡和由势力强大的科西嘉联盟控制的马赛之间形成了一个阴谋网络。法国的安全部门和巴黎的政客们与科西嘉联盟的黑帮分子之间一直处于对立状态，杜月笙游走于这些人之间，从中渔利。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总督察艾蒂安·菲奥里和总领事克什兰对黄金荣和杜月笙可谓感恩至深。菲奥里是科西嘉人，同时也是科西嘉联盟中从事中国毒品交易的关键人物。为了阻止法国众议院为对上海的丑恶交易展开调查而做出的种种努力，杜月笙不停地往巴黎法国政府官员们的口袋里大把塞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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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1933年，麻烦来了。新一届法国政府在巴黎上台之后，派了一位海军上将到上海来整治租界里的腐败行为。在法国海军卫队的保护下，法租界巡捕房的总督察换了人，许多青帮“侦探”被解除职务，总领事克什兰的位子也被人顶替——在他被顶替之前，他被迫把杜月笙的名字从公董局的名单里划掉了。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杜月笙派了一个由一群道貌岸然的“外交家”组成的请愿团前去巴黎贿赂新的法国当局，连曾代表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外交官顾维钧的妻子这样有威望的人也加入了请愿团，请求法国政府允许杜月笙在法租界自由运输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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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非常清楚，为了挽救日薄西山的政治生命，菲奥里和克什兰已经出卖了他。现在他们两人正准备回国，到里埃维拉舒舒服服地过完后半生。他们计划乘坐法国邮船公司的邮轮回去，离开之前，杜月笙在自己家中设宴为他们送行。宴会的菜肴被下了毒，总领事克什兰和其他几位客人痛苦地中毒而死，科西嘉人菲奥里大病了数周，好歹保住了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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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投毒事件让法国殖民当局异常震惊，新任总领事梅里耶立即做出反应。自此之后，杜月笙每次在法租界内运送毒品，他都自愿派人护送。很显然，作为对梅里耶这种表态的一种回应，杜月笙在法租界里的各种行为也不再像以前那么嚣张了。不过，他现在已不需要依赖与法国人的合作，此时的他已经受蒋介石的全权委托，可以在国统区公开贩卖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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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通过自己的行为一次次地向南京国民政府表明他为人其实还是很慷慨的。1932—1934年，即宋子文和孔祥熙使出浑身解数保南京国民政府不至于翻船的时候，南京国民政府仍有能力从美国先后购买了500万美元的外汇，这让那些对南京国民政府岌岌可危的财政状况心知肚明的外国观察家们大跌眼镜。1936年，美国驻南京大使馆大使威利斯·裴克如此评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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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美航空公司的一位官员比克斯比先生跟我说，在过去的三周里，孔博士已经与柯蒂斯怀特公司签署了120架战机的订单，听到这个消息我一下子“懵了”。我很可能漏看了送到我办公室的相关材料。不光比克斯比先生一个人向我保证此事确定无疑，我在与另一个与孔博士关系密切的人进行谈话时，也侧面证实了此事的真实性。这个人告诉我，两周前，第一批80架柯蒂斯怀斯公司两种型号战机（每架战机售价约2万美元）的购买合同已经草拟完毕，就等签字盖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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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博士从哪里弄到了这笔钱似乎是一个谜，因为这总共需要大约800万元（中国货币）……我们已经看过上海方面发来的报告，说蒋介石将军正在竭尽全力加紧备战，以便使中国能够在军事上抵抗任何形式的外国侵略，但这事还是让我们很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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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南京国民政府提供经济帮助的正是杜月笙，他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数百万美元，一架又一架地购买美国战机，有一次他竟然一下子给政府捐赠了一个战斗机中队。1936年蒋介石过五十大寿的时候，杜月笙得意扬扬地给他送了一架带有“上海禁烟局”字样的飞机。Long Bar里的那些爱嚼舌根的人又有话说了：“（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能让‘禁烟局’上天的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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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一些西方人来说，“杜月笙”这三个字在1934年的上海滩日渐显赫的声望还是让他们非常震惊。总部设在日内瓦的一个名为“禁烟情报局”的私人组织与国际联盟有合作关系，波兰出生的伊洛娜·拉尔夫·休斯是该组织的成员。她不满足于端坐在遥远的瑞士阅读那些书面材料和字面数据，决定亲自到上海，看看这里的禁烟运动是不是真像报告里说的那样蒸蒸日上。凭着过人的胆识，她罕见地获得了一次采访杜月笙的机会。之所以说这个机会很罕见，是因为这是杜月笙一生中唯一一次接受西方人对他的采访。休斯把这次会面记录及自己在中国的整个历程整理成一本名为《鱼翅和粟米》的书，并于1944年正式出版。也许是因为处于战争时期，这本书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不过它仍不失为一部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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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迄今为止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就连政府也忌他三分……杜月笙既有点像阿尔·卡彭（黑社会头子），又有点像洛克菲勒……杜月笙出钱资助中国的鸦片生产，用船进口波斯鸦片，出资进行毒品生产加工。这个国家每一笔毒品交易他都拿提成。除此之外，他还是强大的国际毒品交易圈里的中国合伙人，这使得其贩毒活动能够扩大到加拿大的太平洋沿岸、美国以及拉美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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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休斯听说过杜月笙在上海滩，尤其是她落脚的法租界里的势力非同一般，但她还是不大相信他会在邮政工会里安排人手专门审查所有发往国外的邮件。朋友们跟她讲，要想把信件邮寄到日内瓦之前不遭受审查的唯一办法，就是自己亲自把信送到一艘即将出航的轮船上去。为了试探一下虚实，休斯写了两封信，在信中对杜月笙提出强烈的批评，指责他是中国最大的毒品贩子，却又担任禁烟局局长的职务。这两封信当然被截留了下来，随即休斯收到一封邀请函，请她去采访这位大人物，了解一下他作为上海市民所做的那些出色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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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这次采访的回报，休斯必须要在国际上发表一篇文章，赞美一下这位上海最有权势的黑帮慈善大亨。跟她一起参加会面的还有艾梅·米利肯。米利肯心地善良，经常祈祷杜月笙“某一天能够见到上帝的光明，变成一个受上帝驱使的人”。陪伴她俩一同前往的还有一位做事干净利索的名叫王贵松的年轻人。王贵松是“一位很受杜月笙信任的社会工作者，杜月笙把自己的一座农业示范中心和8所孤儿院都交给他管理”。他们事先规定，休斯只能问三个事先定好的问题，并且不能提与鸦片有关的任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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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女士、艾梅和贵松一起被带到了法租界爱德华七世路143号一座规模不大、造型优雅的红色砖结构房子。入口处镶着4个金色大字：中汇银行。他们被引领着乘坐似乎装有防弹钢板的电梯来到二楼，驾驶电梯的是一位虎背熊腰的黑帮帮会成员，他按了一下一个隐蔽的按钮，一堵灰绿色的墙壁从中间向两边分开，出现在休斯面前的是“两个我见过的最凶悍的人，他们身材高大，浑身腱子肉，面色凶狠，口袋鼓鼓的。在左边俯身检查我们的那个人则是个‘独眼龙’”。整个情景显得非常怪异，休斯一上午都不断地受到惊吓，此时的她却突然想放声大笑。不过看到她的两个同伴都吓得面无血色，她最终没有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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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被带到一间很大的会客厅，里面摆着扶手椅、盆栽的棕榈树和几套茶几。一群穿着体面的中国商人正坐在屋角聊天，而其他12名围着房间站着的人显然是枪手和保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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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在场的一个人突然站直身体，眼睛紧盯着休斯身后的那扇门，恭敬地喊道：“杜月笙先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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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转过身，大家一起盯着正在走来的那个人……这个人形容枯槁、双肩消瘦、手臂前后摇摆。他的身上穿着一件有脏点的蓝色长袍，双脚穿着一双不太干净的旧便鞋。他的脑袋很长，像个鸡蛋，头发剪得很短，前额高耸，没有下巴，耳朵却是很大，像两只蝙蝠耳朵。冷冰冰的双唇中露出一口黄板牙，完全是一副吸毒者的病态模样……他一边拖着步子往前走，一边无精打采地转动着脑袋往左右观看，似乎是在看后面是不是有人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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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被引荐给他。我以前从未见过这样一双眼睛。那双眼睛暗淡呆滞，眼珠乌黑，好像没有瞳孔一般——那是一双如同一潭死水般无法看透的眼睛……我不禁有些瑟瑟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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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一只软弱冰冷的手伸了过来。那是一只枯瘦如柴的大手，手上的指甲有两英寸长，颜色棕黄，一看就是抽鸦片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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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先生表示，我们能来到访，他感到很荣幸。我说，感到荣幸的应该是我们才对，然后我们便坐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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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跟杜月笙只有15分钟的谈话时间，休斯便斗胆直奔主题，贵松则担任他们的翻译。她指出，虽然她有很多关于中国重建方面的问题想问，并且她也知道杜先生在这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另一个问题似乎更具报道价值。正如杜先生知道的那样，她已经在日内瓦的禁烟情报局工作了7年，因此禁不住想问一下他对中国禁烟局势的权威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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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皱了一下眉头，挨个看了他们一遍，似乎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不过他仍然非常镇定地回答说，他不过是蒋委员长禁烟委员会里的一个普通公务人员，并不是什么权威。作为该委员会的总监察，蒋委员长是唯一的权威。杜月笙总结了一下政府的策略：实行宽严适度的垄断制度，每个吸毒者都要正式登记注册，配额供应，鸦片只能卖给那些持有政府发放的“鸦片配给证明”的人。这称得上是最好的控制手段。印度的鸦片垄断足以证明，鸦片贸易能够得到充分规范，以满足国家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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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争辩道：“印度处于那些自认为具有优越感的白种人的统治之下，这些人只把鸦片卖给本地人和当地的中国人。白种人不允许注册登记吸食鸦片。在他们眼里，他们是在向低劣民族出售毒药。”然而她进一步指出，在中国，垄断处于官员们的控制之中，这意味着把毒害自己国人的行为合法化了！中国的事情无法跟印度相提并论，并且印度的鸦片垄断实行起来就像消费税征收局一样，毫不遮掩，鸦片税收占到全国年度总收入的23%。政府并没有假装只是在短时期内实行这种垄断，而蒋介石却早已宣布在中国设定一个时限。如果这其中的收入巨大，那么谁能保证鸦片垄断不会无限期地实行下去呢？她指出，被授权印制和发行货币的4家银行中的一个，即中国农民银行，全靠着鸦片收入的资金和蒋介石的支持存活下去，人们怎么会完全相信这些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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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两眼好奇地打量着她。很显然，看到她如此毫无顾忌地揭穿了南京国民政府试图掩盖的一个事实，杜月笙感到非常吃惊，也觉得很有趣。他问休斯，她们在日内瓦是否也谈论过此事。休斯回答说，中国农民银行资金来源和管理情况目前似乎还没有透露到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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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完此言，杜月笙便开始为委员长辩护。杜月笙说，蒋委员长曾经很认真地试图动用军方力量根除鸦片生产，结果却遭到“贫苦农民”的武装抵抗，他们“担心挨饿”，所以才会保护自己种植的珍贵作物。蒋委员长最终接受“劝告”，采取垄断的方式逐步减少鸦片产量，这也是唯一可行的方法。杜月笙坚持认为，蒋委员长的出发点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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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指出，可以肯定杜先生会同意我的看法：贫苦农民一辈子挣的钱也买不来一挺机关枪。据我所知，武装抵抗发生在富有的地主们农场的外围地区。这些人武装并训练他们手下的雇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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