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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此时已经封锁了中国的海岸线。为了通过英属缅甸这个大后门，穿过600多英里人迹罕至的山区把各种补给品运到中国，盟军开始修建滇缅公路。陈纳德的飞机将被装在木条箱子里运到仰光，并在当地进行组装。这些飞机将用来保卫滇缅公路上运行的车队，并负责重庆的空中防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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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文聘请威廉·波利，也就是那位把这些命运多舛的战机卖给蒋夫人的那个人来负责装配这批飞机。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波利专门成立了“中央飞机制造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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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工作是寻找飞行员。1907年颁布的一项法令规定，任何一位“宣誓效忠外国人”的美国公民都将被取消美国国籍，因此从美国招收战斗机飞行员到中国参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1936年，国务院曾用这条法律作为武器，制止那些忙着赶去参加西班牙战争的美国人，很多美国飞行员因为正在为（或者正准备为）西班牙“邪恶的一方”驾驶飞机而被没收了护照。出于自己的浪漫情怀（而不是政治动机），大名鼎鼎的美国王牌飞行员弗兰克·廷克也去了西班牙。由于表现出色，他获准驾驶最新式的苏联战斗机与苏联飞行员们并驾齐驱。但在回国后，他却遭到了国防部和联邦调查局的追捕，直到他在小石城一座旅馆的房间里自杀才告罢休。而仅在此事发生一年之后，华盛顿就要准备招募自己的空军飞行员去为亚洲的那位“佛朗哥大元帅”[1]效劳，这事如果传出去一定很没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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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4月15日，罗斯福总统悄悄颁布了一项行政命令，允许军人辞职与波利的中央飞机制造公司签署协议，跟陈纳德一起去跟日本人作战，一年后他们可以重新恢复美国空军军籍。招募人员分头去美国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进行宣传，协议的条件是每人每月750美元，另外还有差旅补贴、住房和每年30天的带薪休假，中央飞机制造公司还同意每击落一架日军战机奖励500美元的奖励机制。为了避免因没收参加西班牙战争的美国飞行员的护照而可能带来的心理上的不安，国务院开始为那些即将去中国的飞行员们准备假护照。从护照的内容来看，这些“美国志愿队”队员的身份分别是旅游者、学生、销售员、演员、银行家和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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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传教士身份到中国的飞行员中，有一个外号叫“老爹”的海军陆战队飞行员格利高里·博因顿。博因顿嗜酒成性，拳头粗壮如树干。他第一次见到陈纳德便不喜欢他，“委座”和“龙夫人”每次到美国志愿队的基地来视察时，博因顿都喜欢捉弄他俩。此外还有一个名叫埃里克·希林的人，看到德国空军的战斗机上画着血口大张的鲨鱼，他把自己驾驶的那架P–40也涂上了同样的图案。陈纳德非常喜欢这个创意，便让三个中队的所有飞机都照样子画上鲨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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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在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在昆明和重庆轰炸了一年。1941年12月20日，当他们与保卫昆明的P–40战斗机中队在空中遭遇时，日军非常吃惊。美国志愿队的飞行员们利用这种机身沉重的战机俯冲速度极大的优势，沉重打击了三菱公司生产的Ki–21型双引擎轰炸机，迫使它们仓皇逃回位于河内的空军基地。三天后，美国志愿队又在缅甸南部参加了仰光战役。战斗一开始，日军便用“中岛”轰炸机和战斗机展开了大规模的空袭。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美国志愿队因其卓越战绩而蜚声国内外，昆明人将其称为“飞虎队”，这个名字很快流传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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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座”每次看望飞虎队的消息都会成为美国的头条新闻。1942年年初，在昆明的一次例行视察中，“委座”和“龙夫人”在宴席上盛赞了美国志愿队。第二天上午，陈纳德陪着委员长和蒋夫人来到一架DC–2型飞机前，准备送他俩返回重庆。就在此时，博因顿率领7架保养精良的飞虎队战机咆哮着从空中俯冲下来，紧贴着那架DC–2飞机的机身飞过，吓得蒋介石和美龄俯身趴在了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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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不拘陈规的做法使得飞虎队能够在空战中出奇制胜，但也正是这种做法使他们的使命突然中断，其背后的隐情成功地避开了公众视野。离他们招募还不到一年，一些飞行员便对其使命的神圣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产生了怀疑。博因顿对国民政府领导人的那种冷漠、傲慢和明显的欺诈深感震惊，他四处对人说，他可不甘心为充当美国宣传家和腐败暴君的爪牙而战死在P–40飞机上，不管死得光彩还是不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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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美国已经参战，美国志愿队的角色也将发生变化，飞行员们的军人身份、正常活动、正规工资和正式军装都必须恢复正常。陈纳德被重新任命为美国陆军航空兵准将，晋升到了新的军衔序列。为了掩护中国步兵，他那些性格粗野的手下承担了危险的低空扫射任务。同时，为了掩护那些速度缓慢的英国皇家空军“布伦海姆”轰炸机，他们还要冒着遭受日军地面炮火打击的危险进行低空侦查。飞虎队队员们哗变了。一份请愿书在队员中流传，请求他们签名支持集体辞职。如果他们算是平民的话，那么这么做就算辞职；如果他们依然算是军人，那么这么做就是哗变。美国陆军部认为他们仍然还是军人身份。34名飞行员中有28人签了字。没有签字的特克斯·希尔敦促同事们不要在这个危急时刻背叛祖国。希尔那满怀深情的请求打动了他们那落后的道德感，哗变失败了。不过，当军队后来又宣布这支部队将于1942年7月4日划归陆军航空兵管理时，队员们的怨气再次爆发。一直不喜欢陈纳德且因入伍时间早而地位比其高出一截的克莱顿·比斯尔准将下令飞虎队员们签字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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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们不签字的话，”比斯尔咆哮道，“我将对你们执行重新征调入伍程序，如果需要的话，让你们去当列兵也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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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员们求陈纳德想想办法。陈纳德对他们说：“我很清楚我们将会遇到的所有困难，并且可能还会遇到更多，但这都算不了什么。最重要的是要把日本人从中国赶出去，赢得这场战争。这就是我们的使命，我们神圣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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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员们并不认同他的看法。陈纳德现在虽然佩戴着美国将军的肩章，但他在蒋介石手下干的时间太长了，队员们签字与否对他影响不大。1942年7月4日，除了5名队员之外，其他人全都辞职了，这支继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义勇军之后最著名的战斗部队就此瓦解。为了掩盖此事，同时也为了利用其在媒体上的崇高声望，数以百计其他来到中国的美军飞行员也被称为“飞虎队队员”。美国现在为蒋介石承担了太多的责任，不想让其受到任何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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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抗战被宋子文说成是一场在坚忍不拔的国民党将领们领导下的英勇的抗日战争，但即便宋子文所说成立，那这场战争也是在以一种令人奇怪的方式进行。只有一次，即在1938年4月发生的台儿庄战役中，在李宗仁将军的指挥下，国民革命军向世人证明了只要有毅力，中国军队还是能够痛击日本人的。在这场战斗中，日本人受到沉重打击，中国人为此备感振奋，但蒋介石却下令军队不要乘胜追击。结果在台儿庄战役结束数周之后，日本人重新掌握了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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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正在节约资源，准备跟共产党重新开战。在重庆稳住阵脚后，他便置民众于不顾。当时的情况，在法国历史学家让–谢诺看来，可以说是“日本人的暴行造成的苦难和国民党的无能带来的灾难交错在一起”。蒋介石很少尝试去阻止日本人的进军步伐，在为数不多的几次行动中，有一次他炸开了黄河堤坝。由于事先没有任何警告，三省11市的4 000个村庄被大水淹没，200万人无家可归，地里的庄稼也全被毁坏，而日军只被困了三个月。尽管记者杰克·贝尔登目睹了炸毁大坝的整个过程，蒋介石政府却试图把责任推给日本人，现如今的中国台湾当局依然持这种态度。用谢诺的话来说，蒋介石在军事上“极端无能，经常感情用事，且又专横独断”，但对自己他却是小心有加。每当共产党的部队似乎要进入“他的”领地时，他都会立即干涉，最终发生了整个战争过程中最残忍的一次暴行——一次没有日本人参与的事变，也就是“皖南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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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1941年，蒋介石的势力范围有所减少，而共产党的控制区却随着日军占领区的缩小而逐步扩大。在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占领区，正规部队、游击队和民兵英勇作战，取得了丰硕的战果。但每当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扩大了自己的地盘，蒋介石就会派出军队袭击共产党的部队，而不是去打日本人，以阻止对手夺取更多的领地。这是一场战争中的战争。蒋介石安排了50万军队封锁位于中国西北的八路军占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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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内容之一，便是将毛泽东的红军交由国民党统一指挥，现有的陕北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另一支留在南方的共产党军队则改编为新四军。1941年，在国共两党的联合指挥下，新四军奉命在长江南岸青帮的地盘开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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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帮的活动并没有因为战争而受到严重的破坏。虽然头顶国民党少将军衔的杜月笙已经明智地跑到了重庆，但青帮在日军占领区的活动仍一如往常。杜月笙离开的这段时间里，上海的青帮总部暂由他手下掌管码头事务的顾竹轩主持。除此之外，委员长还把长江下游地区的一切军务全都交给了顾竹轩的弟弟顾祝同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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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袭击南京和上海之间被敌军占领的主要铁路以及南京和汉口之间的公路，新四军于1940年12月进入了顾祝同的地盘。青帮和日军在这片地区有一些合作，日本人允许青帮在这里从事鸦片走私和其他黑社会活动，作为回报，青帮则答应保障日本驻军及长江流域内日本企业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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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将军跟蒋介石一合计，觉得新四军的出现对他来说是一个威胁。他命令新四军立刻跨过长江，转移到江北的一处指定地点。新四军的指挥官抗议说，这会让他们直接面对日军重兵把守的地区，而顾祝同的目的正在于此。转移过程中，新四军的主力部队选择了一条相对来说更为安全的路线，其军部、参谋人员、护理人员、女政工干部和后勤人员等紧跟在后面，一支5 000人的小规模部队负责掩护他们。被甩在后面的这支混合部队试图跟上前面的主力部队，不料却在1941年1月突然遭到顾祝同将军手下一支力量强大得多的军队的袭击。除军部工作人员、女干部和护理人员之外，其他人全部被杀害。留在后面负责掩护的5 000名士兵也全部遇难。后据幸存者回忆说，军部的参谋人员当中，男性也全都被杀害了。新四军军长叶挺被逮捕，而担任副军长的共产党人项英（他曾在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逃过一劫）遇害。新四军妇女独立团的共产党人和女政工干部（她们当中很多人都是在校学生）则被数百名国民党士兵轮奸，之后她们被关在距离遇袭地点不远的军营妓院里长达一年半的时间。这些妇女染上了性病，一些人选择了自杀。后来她们又被迫背着士兵们的行李，经由陆路转移到了另一所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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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修德将此次“皖南事变”称为“中国内战中查理一世[2]的那颗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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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这起暴行的顾祝同将军最终被提升为国民党陆军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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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的详细细节传到延安后，毛泽东向在重庆的蒋介石发去一封电报：“那班玩火的人，不要过于冲昏头脑……如若他们怙恶不悛，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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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事件发生后，虽然国共双方表面上仍维持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一涉及各自的直接利益，统一战线就会被扔到一边。后来白修德曾就此次事变采访了蒋介石，委员长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日本人只是皮毛之痒，而共产党却是心腹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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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蒋介石对战争的处理方式颇为可疑，但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中国在美国眼里的地位在一夜之间便发生了改变。袭击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当宋子文跟美国国务卿诺克斯谈话时，诺克斯忘记了跟他谈话的人的身份，他紧握拳头猛砸在桌子上，然后咆哮道：“上帝可以作证，子文，我们将把那些黄皮肤的杂种们杀得一个不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