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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罗会议那张照片的不同版本在学生的历史教科书和普通民众阅读的报纸杂志上不断出现，给人制造了这样的假象：照片中的这些人关系非常融洽。事实正好相反：罗斯福和蒋介石在照相的时候没有面对面，也没有互相看着对方；美龄的到场让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他最近才好不容易设法让她离开了白宫，离开美国）都很恼火——此时此刻的蒋氏夫妇并不是在走上坡路，而是在走下坡路。宋氏家族丧失天命的时间并不是毛泽东在北京建立政权的1949年，而是在1943年，即在美国不可避免地与它的命运纠缠在一起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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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为媒体和国务院效力的观察家们注意并报道了这个历史性的潮流转变，但他们的发现并没有引起重视。当时提出了一个在现在看来相当可笑的问题：当美国人真正在背后支持他的时候，蒋介石怎么能够失势呢？这是一个判断失误的典型案例，这个错误如此严重，以致数十年来美国一直拒不认错，因为可悲的新闻正是报道者所探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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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仍然没有足够的力量向蒋介石发起挑战。50万国民党军队把他们与华南隔断开来。但是，尽管被分割在华北，共产党却有效地对日本人发起了游击战。为了逼退共产党，日本皇军采取了“三光政策”，把农村地区破坏殆尽，这种做法反而使更多的民众被驱赶到了共产党的队伍中。在南方国民党与日军对峙的地区则几乎没有发生什么战斗，因为蒋介石命令军队与敌军保持安全的距离。敌对双方的指挥官们穿过两军之间的无人区进行贸易活动，通过美国《租界条约》配送给国民党军队的各种物资被用来换取各种日本消费品，许多人因此发了大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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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能打仗的是史迪威手下那些驻扎在缅甸的国民党军队，特别是孙立人将军麾下的部队。他们作战的机会不多，但每到非打不可的时候——如密支那战役，他们表现得非常出色。蒋介石和陈纳德联合起来，不断诋毁史迪威，准备把他从中国赶走，“酸醋乔”史迪威每一次都是在蒋介石极力阻挠的情况下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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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名义上受蒋介石统治的地区，局势已经发展到十分危险的境地。虽然孔祥熙仍在继续他的纸币哑剧，但货币已经贬得几乎一文不值。除了贪官污吏和部队军官之外，其他人几乎买不到工业制造品。除了极少数外，这些人中大部分都通过囤积居奇而大发横财。就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竟然愚蠢地支持孔祥熙最新提出的通过限价来抑制通货膨胀的计划。生产者们立即停止向市场供应肉类和食用油等商品，等待更高的价格出现。在重庆，就连中产阶级的日子也变得不好过，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饿死。曾经支持国民党的一些有识之士现在也意识到，国民党最关心的只是维护自己的统治，于是也开始调转矛头来反对它。一些人永远与之决裂，另一些人则温和地谴责政府的政策，结果都成了军统镇压的目标。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个政权不去跟日本人打仗，却把那些敢于提出批评意见的忠贞之士抓进戴笠的大牢。在戴笠设立的国民党集中营里，他们遭到殴打、挨饿，甚至砍头，或者被迫变成大烟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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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蒋介石的军队中，绝大多数士兵都是强制入伍的，军官们的忠诚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而并没有深入军队内部之中。这种事在中国并不新鲜，不过在古代，每当一个王朝陷落，整个官僚机构通常会被新王朝全盘接管，这样便在行政管理方面保持了至关重要的连续性。典型的中国式改朝换代更换的只是最顶层，然而现在，这个官僚体制已经不复存在，1911年辛亥革命的目标之一，就是推翻这个旧的体制。自此之后，再也没有出现新的官僚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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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统治中国的“权利”完全依赖于国民党的“可信度”，即它的声望，准确点说，是指“魔术师的把戏或假象”。这就是国民党“天命”的本质所在。随着蒋介石的可信度不断下降，那些注意到这个情况的人（就如童话里那些知道国王其实并没有穿衣服的人一样）便面临着巨大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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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变得越来越专横独断。越来越多的控制权都被他从宋家人（蒋介石一直以来对他们都很纵容）手中转移到了陈氏兄弟（蒋介石从来都离不开他们）的CC系手里。没有陈氏兄弟就没有蒋介石的今天，因为陈氏兄弟直接代表着那些把他推上权力巅峰的人——青帮的高层，而现在，生存都已经成了问题。杜月笙年事已高，已经无法仅凭一己之力维护蒋介石的地位。蒋介石最终还是选择了青帮，因为他与青帮把兄弟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要比他与宋氏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牢固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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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家人的影响力并没有在顷刻间土崩瓦解。虽然陈氏兄弟一派的势力大大超过了宋家人，但他们仍然保持着原有的地位和头衔。蒋介石现在已经不再利用宋家人代表的自由主义来为国家装点门面，而是越来越依靠陈氏兄弟和戴笠，他本人也像希特勒那样变得狂妄自大，对美国表现得越来越傲慢。不过这并没有让他失去美国对他的支持，美国政府官员们对蒋介石侵犯人权和通过各种伪装进行统治的做法根本就不在乎。现在美国的主导人物不是总参谋长乔治·马歇尔，而是罗斯福总统的政治顾问哈里·霍普金斯，他越来越认同蒋介石关于战后“共产主义威胁”的看法。为了取悦委员长及其在美国的支持者，以霍普金斯为代表的华盛顿官员及国务院已经做好了准备，即便牺牲再多本国人民的利益也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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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派海军指挥官米尔顿·梅乐斯前来帮助戴笠。梅乐斯曾在中国沿海地区从事过针对日本人的“秘密活动”。梅乐斯承认，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要想完成任务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一切事务都交给那位知道尸体埋在什么地方的人，也就是特务头子。他们成立了一个代号为“SACO”（中美合作所）的联合合作机构。结果是，梅乐斯抗日的事没做多少，倒是帮了戴笠不少忙，而戴笠却没有为美国人做任何事。这便导致戴笠和美国间谍头子“野蛮比尔”威廉·多诺万之间发生了一次令人难忘的直接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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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诺万显然清楚，戴笠尽一切可能不让美国战略情报局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然而，戴笠与梅乐斯走得太近了。飞抵重庆后，多诺万在一次宴会中找到了一个机会。当时在场的有美国大使、中美双方的三军将领、戴笠和宋子文。赴宴的人都喝得酩酊大醉，只有多诺万和戴笠依然保持着清醒。菜肴一道接一道地端上了，大家直喝到午夜时分。这时候多诺万突然对戴笠说，如果他阻止战略情报局的特工们在中国搜集情报，那么这些特工们将单独进行活动。听到此言，在场的人全都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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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面带着微笑说道：“如果战略情报局想脱离中美合作所单独行动，我会把你们的特工全都干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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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杀掉我们一个特工，”多诺万回答说，“我就干掉你们一个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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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不能这样对我讲话。”戴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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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这样对你说。”多诺万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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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样直来直去的谈话场面还是很少见的。美国人并不知道，由于美国国务院没有在意驻华观察家们的提醒，它正在一步步陷入圈套。他们传回来的那些秘密报告只有极少数能够送到国务卿手中，其余的大都被国务院内部亲蒋的一伙人给截住了。美国国务卿虽然见不到这些报告，中国人却能看到。根据联邦调查局当时搜集的情报显示，国务院高层的某位人士一直在把这些秘密信息直接转给中国国防供应公司，宋子文审阅后，再根据自己的需要采取适当的措施。因此，那些被美国政府派去中国监视蒋介石政权情况的人实际上是在给宋氏家族而不是罗斯福总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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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部的情况则截然不同。马歇尔将军对蒋介石充满怀疑，他相信史迪威发出的警告，但要想说服罗斯福对蒋介石产生怀疑却并非易事。总统的耳朵里现在满是像哈里·霍普金斯、科科伦和宋子文身边的那些亲华分子的话。有这么多与总统关系密切的人在那里搅和，要想理性地讨论中国问题是不可能的。凭借其高超的手段，约瑟夫·艾尔索普使重庆的事务变得更乱了。刚开始，艾尔索普被派往中国担任陈纳德的“新闻副官”，负责公关事务。后来他在香港被日本人抓住，遣返回国。艾尔索普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谋得了一个新职位：担任租借法案事务驻重庆代表，再次全力投入扳倒史迪威的运动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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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日军在华东地区发动“一号作战”行动[2]后，史迪威的问题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这次战役是在1938年武汉沦陷之后日军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美国潜艇已经侵入日本海域，拦截通往它所建立的东南亚帝国的海上运输线。目前那些距离遥远的战略据点物质缺乏，易受盟军攻击。日本人唯一的一条替代性运输线就是中国境内贯穿南北的铁路主干线，而以前这条铁路线对它们来说并没有太大的用处。此外，它们还计划炸毁陈纳德手下的第十四航空队建起的那些新的航空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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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纳德向罗斯福夸口说，如果他能建成那些前线基地，如果他能得到飞机，并且不把大部分的战争补给品都给史迪威的话，那么他的航空队就能击沉100万吨日本海上运输物资，罗斯福听了非常受用。陈纳德还说，这些基地可以用来供B–29型轰炸机起降，以便去轰炸日本本土。史迪威却持相反的观点，他预测修建这些基地只会吸引日军前来轰炸。跟往常一样，史迪威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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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4月，日军派出15个师团外加5个旅团的兵力发起进攻，担任防御任务的30万中国军队一触即溃。日军一支500人的小规模部队就能打垮数千人规模的中国军队。中国军队指挥官们用卡车把自己的家属和财产运到内地，陈纳德抱怨说，如果史迪威之前能多运一些战备物资给中国军队，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实际情况是，饱受质疑的那些部队中，有一些已经得到了大量的美国装备，而却被指挥官们拿到黑市上给卖了，有的还被卖给了日本人。白修德发现，在委员长声称已经组织力量准备奋勇抵抗的几个地区，只有两个由强征入伍的农民组成的装备奇差的团。面对日军强大的攻势，这样的军队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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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人缓慢地往前走着，摆在这些苦难的中国士兵面前的只有灾难……他们疲惫不堪，面黄肌瘦，枪支老旧，棕黄色的军装上打着补丁。每个士兵的腰带上都挂着两颗手榴弹，每人的脖子上还吊着一个蓝色的像意大利香肠一样的布袋，里面装着大米，这是中国士兵唯一的战场粮食补给。他们的脚上穿着破旧的草鞋，脚都已磨破，头上则戴着用树叶编成的鸟巢式样的帽子，以便遮挡阳光，同时还可以用作伪装。大滴的汗水从他们身上洒下来，脚底下尘土飞扬，炎热席卷了全国，田野里也炎热难耐，稻田里掀起了轻微的麦浪，发出耀眼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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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开始不久就结束了。“中国士兵们几乎是仅凭着血肉之躯战斗，”白修德写道，“他们翻山越岭，在光天化日之下死去，没有任何支援，也没有方向。他们注定要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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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场被日军炸毁后，陈纳德和蒋介石加紧安排，准备让史迪威当替罪羊。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来重庆小住了几日，史迪威不在重庆，所以无法替自己辩护，他此时正在缅甸境内指挥军队进行跨越时间长、战斗极为惨烈的密支那战役。那次战役是“二战”期间美军在亚洲大陆进行的规模最大、战绩最为卓越的战役，也是美国作战部队（梅里尔的“掠夺者”）直接参加的唯一一场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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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粉饰太平，委员长下令把所有的乞丐都抓起来绑在一起，送到远离重庆市区的地方。负责接待华莱士的是宋子文和约瑟夫·艾尔索普。华莱士的耳朵还没有从飞机的轰鸣声中恢复过来，便塞满了关于史迪威的种种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