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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与委员长的多次会晤，华莱士向其施加压力，成功地说服委员长允许美国人向共产党总部延安派出一队观察员。不过蒋介石也采取了以牙还牙的策略。在乘车去机场为华莱士送行的途中，蒋介石要求让阿尔伯特·C.魏德迈少将来替代史迪威。魏德迈是驻扎在印度德里的蒙巴顿勋爵手下的参谋人员，为人随和，处事也比较灵活。委员长还希望罗斯福新派一个私人代表，替换掉爱找麻烦的驻华大使克拉伦斯·高斯。抵达此次中国之行的下一站昆明后，经过一夜的考虑，华莱士给总统发去了如下报告：“蒋介石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只能在短时间内可利用的人，人们不认为他拥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智慧和政治力量。战后中国的领导人很可能随着形势的演变而出现，或者通过革命方式产生。目前来看，很可能是通过后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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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重庆方面反对史迪威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大，美国陆军部却越来越坚定地支持他，并敦促罗斯福把“酸醋乔”擢升为四星上将，坚持让蒋介石把在中国国内、缅甸和印度境内的所有中国军队都交给史迪威指挥。“我们完全理解委员长对史迪威的态度，”参谋长联席会议给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这样写道，“……但实际情况是，他在英国和中国当局坚决反对的情况下采取的行动或提出的观点都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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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高级指挥官们的敦促下，罗斯福向蒋介石做了通报，告诉他史迪威将得到晋升，并指出，由于“亚洲的未来处于危险之中”，蒋介石应该把中国全部军队都交给史迪威来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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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无法断然拒绝罗斯福，于是便跟他打起了太极。他坚持让罗斯福先派一位特使来“调节”他跟史迪威之间的关系，使自己的军队能够有时间来适应美国人的指挥思路。这事还没有解决好，日本人却在缅甸公路一带发动了短期的进攻。蒋介石开始担心日本人会不会沿着缅甸公路直逼昆明，于是便威胁说，他将把在缅甸前线的所有中国军队撤离到萨尔温江[3]的安全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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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立即发来指示，让史迪威紧急照会蒋介石。罗斯福在指示中警告他说，如果委员长从缅甸撤回部队，不把军队交给史迪威指挥，那么他将停止所有的美国援助。史迪威意识到罗斯福安排这次照会无疑是“点燃了一个爆竹”。史迪威约见了蒋介石，“把一大把辣椒塞给了‘花生’，然后身体向后靠在了椅背上，长出了一口气。这枚鱼叉正中这个小个子的心口窝，直接穿透了他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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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罗斯福直截了当的要求，蒋介石既伤心又恼火。让史迪威来掌管中国军队势必在政治上（而不是军事上）引发一连串的问题，蒋介石赖以生存的那张巨大的腐败网络也将毁于一旦。不过史迪威高兴得有点儿太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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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时刻到来之际，击败史迪威的不是蒋介石，不是陈纳德，也不是宋家的某个人。史迪威的失败，是因为华盛顿不愿相信自己派驻中国的那些观察员，及其用俄克拉何马人[4]的逻辑解决中国难题的倾向。打败史迪威的是一个对中国一无所知的人——罗斯福新派来的“私人代表”帕特里克·赫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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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来乍到的赫尔利第一步就走错了。刚一见面，他就向委员长打保票说，美国仍“一如既往地支持蒋介石”，也就是说，委员长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蒋介石决定试一下看看赫尔利是不是在他面前吹牛。于是，他把罗斯福总统的要求放到一边，在1944年9月24日发出的一封电报里，他再次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他在电报中写道：“新的军事指挥任务规模大、情况复杂、要求精细，史迪威将军不适合这些工作。”没等罗斯福回电，蒋介石又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宣布，自己不会把指挥权交给史迪威，这让罗斯福总统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如果想逼迫蒋介石听话，就得当着整个国民党领导层的面这么做才行。实际上，从蒋介石的角度来看，这明显是一个小小的政治手段而已，但这给了史迪威在美国国内的那些政敌（如哈里·霍普金斯）一个好机会。如果美国政府想对蒋介石采取强硬态度，现在正是时候。但正如大家心知肚明的是，美国根本硬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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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里克·赫尔利少将带着超乎寻常的政治力量来到中国。他是个身材高大、家境殷实的俄克拉何马人，在胡佛任总统任职期间曾担任过美军陆军部部长，罗斯福遇到什么麻烦事也喜欢交给他来处理。他采用北美乔克托人[5]在战斗时呐喊的方法愚弄大家，跟人打招呼时喊人家“梅毒杰克”和“妓女邓”。有一次，因为对大使馆中一位经验丰富的中国助理准备的备忘录不满意，他竟然拿着一把装上子弹的左轮手枪对着他的脸挥来挥去。赫尔利就像一头闯入瓷器店的公牛，他给罗斯福发去一封短信，督促罗斯福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去办。在头脑简单的赫尔利看来，如果要在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做一个选择的话，那他唯一的选择就是蒋介石。罗斯福把马歇尔将军和其他人对他讲过的话抛到脑后，决定把美国的赌注都押到赫尔利身上。他下令立即召回史迪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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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威在日记中记录道：“斧头落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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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奖励，在史迪威被召回国后，罗斯福又把高斯大使的职位交给了赫尔利。备受鼓舞的赫尔利并没有意识到危险所在，他修剪了一下绅士味十足的大胡子，准备单枪匹马在一夜之间把中国的内战问题解决好。他首先去了延安，询问共产党的领导人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愿意与蒋介石合作，这让他们大吃一惊。随后，赫尔利带着毛泽东提出的那些直截了当的解决条件急匆匆地返回重庆，结果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了。委员长对毛泽东提出的那些条件连考虑都不愿意考虑。从那之后，每当蒋介石提到赫尔利，都称他为“大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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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利带着新的计划又一次急匆匆地返回延安，这一次，他竟然试图说服毛泽东接受蒋介石的条件，服从蒋介石的领导。一听此言，毛泽东断然拒绝。从那之后，每当提到赫尔利，共产党都喊他“小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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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为《新闻周刊》进行军事报道的哈罗德·艾萨克斯认为，赫尔利“落到了那些政治关系错综复杂的人的手里”。然而，《时代周刊》的安娜莉·雅谷贝的用词则没有这么客气。她指出，赫尔利“忘记了自己在什么地方，跟什么人在一起，甚至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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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安插在重庆的眼线都是些老中国通，其中有几位还是在华传教士的孩子。虽然其中一些人后来仍长期在外事局工作，并得到了不错的职位，但在本书中比较重要的那些人，如谢伟思、柯乐博、戴维斯和范宣德等人的政治生涯却很短暂。[6]他们跟其他一些人一起被逐出政界，并因为报道一些与中国有关的不受欢迎的消息而在麦卡锡时代遭到迫害。据那些搞政治迫害的人讲，正是他们几个人使得美国“把中国给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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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观察家们传回来的情报集中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不管华盛顿多么希望蒋介石“统治”中国，蒋介石都即将把中国交到共产党人的手中。这是他们在国务院里的那些顶头上司们极不愿意听到的消息，因为它与美国社会盛传的有关中国的神话截然相反。人们指控那些派驻重庆的观察家们偏离自己的等待预期——他们支持共产党。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是在向美国政府发出警告，提醒它注意似乎必定要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进程，从而能够制定出一项切实可行的政策。然而，华盛顿对此的反应却充满了深深的怀疑和敌意，它坚持把美国国旗在蒋介石这艘正在沉没的船只的桅杆上绑得更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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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在可以说是一团糟。”1944年3月20日，谢伟思在一份典型的谅解备忘录中如此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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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中国的可悲局面应该由蒋介石，也只能由他一个人来负责……如果备受蒋介石依赖的美国政府能够确切地知道它想从蒋介石那里得到什么，并且坚定不移地朝着这个目标努力，蒋介石是会采取合作态度的……这也许会意味着美国将能在中国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不然的话，作为盟国的中国对美国来说将没有太大的用处。如果我们这样做了，也许还能拯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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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派去协助史迪威的戴维斯给哈里·霍普金斯写信说：“美国人普遍误认为蒋介石能够代表中国。在中国拥有这种想法的也许只有委员长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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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华盛顿非但没有对蒋介石采取强硬态度，还常要处处迁就于他。委员长（或者代表委员长的宋子文）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稍有不满就会发出威胁：如果美国不能满足其最新提出的要求，他们就要单方面跟日本人讲和。蒋介石或宋子文还有另一种威胁方式：他们对华盛顿讲，如果美国给不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就去找莫斯科要。只要稍微动点脑筋就会发现，一个声称反对共产主义的政府却发出这样的威胁，真的是让人感到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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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被吓住了。他自认为非常了解中国人的心理。而实际上，他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都来自像美龄和子文这样美国化了的中国人。这样的人在中国都被称为“香蕉人”，意思是说他们虽然外表是“黄”色的，里面却是“白”色的。在开罗见到蒋介石时，总统坦诚地说，那是他第一次见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东方人。罗斯福对萨默·威尔斯说，他在与蒋介石打交道时遇到了“数不清的困难”，他发现蒋介石“高度情绪化”，并且罗斯福个人对“蒋介石政权对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缺少同情”而感到非常不满。尽管如此，罗斯福仍然指示马歇尔将军给予蒋介石特别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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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家必须牢记的一点是，委员长历尽艰难才得以成为4亿人民无可争议的领袖，这是一项异常艰苦的任务：他把各个群体的各式各样的领袖人物团结到了一起，其中包括军人、教育家、科学家、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工程师等人，这些人一直以来都在地方上或政府里不停地争权夺利，在极短的时间里在全中国范围内完成了一项我们用了两个世纪才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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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委员长觉得有必要保持其个人的崇高地位。在那种环境之下，相信你我也一定会这么做。他是行政首脑，又是总司令，这样的人我们不能对他说话蛮横，更不能像对待摩洛哥的苏丹那样对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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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对蒋介石的这番错误描述可谓是达到了荒唐的程度。他说的似乎更像是他自己，而不是蒋介石。在1945年接受埃德加·斯诺的采访时，罗斯福承认说：“在开罗时蒋介石基本上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后来我想了一下才恍然大悟，我对蒋介石所有的了解都是听蒋夫人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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