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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安插在重庆的眼线都是些老中国通，其中有几位还是在华传教士的孩子。虽然其中一些人后来仍长期在外事局工作，并得到了不错的职位，但在本书中比较重要的那些人，如谢伟思、柯乐博、戴维斯和范宣德等人的政治生涯却很短暂。[6]他们跟其他一些人一起被逐出政界，并因为报道一些与中国有关的不受欢迎的消息而在麦卡锡时代遭到迫害。据那些搞政治迫害的人讲，正是他们几个人使得美国“把中国给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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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观察家们传回来的情报集中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不管华盛顿多么希望蒋介石“统治”中国，蒋介石都即将把中国交到共产党人的手中。这是他们在国务院里的那些顶头上司们极不愿意听到的消息，因为它与美国社会盛传的有关中国的神话截然相反。人们指控那些派驻重庆的观察家们偏离自己的等待预期——他们支持共产党。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是在向美国政府发出警告，提醒它注意似乎必定要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进程，从而能够制定出一项切实可行的政策。然而，华盛顿对此的反应却充满了深深的怀疑和敌意，它坚持把美国国旗在蒋介石这艘正在沉没的船只的桅杆上绑得更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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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在可以说是一团糟。”1944年3月20日，谢伟思在一份典型的谅解备忘录中如此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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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中国的可悲局面应该由蒋介石，也只能由他一个人来负责……如果备受蒋介石依赖的美国政府能够确切地知道它想从蒋介石那里得到什么，并且坚定不移地朝着这个目标努力，蒋介石是会采取合作态度的……这也许会意味着美国将能在中国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不然的话，作为盟国的中国对美国来说将没有太大的用处。如果我们这样做了，也许还能拯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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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派去协助史迪威的戴维斯给哈里·霍普金斯写信说：“美国人普遍误认为蒋介石能够代表中国。在中国拥有这种想法的也许只有委员长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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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华盛顿非但没有对蒋介石采取强硬态度，还常要处处迁就于他。委员长（或者代表委员长的宋子文）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稍有不满就会发出威胁：如果美国不能满足其最新提出的要求，他们就要单方面跟日本人讲和。蒋介石或宋子文还有另一种威胁方式：他们对华盛顿讲，如果美国给不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就去找莫斯科要。只要稍微动点脑筋就会发现，一个声称反对共产主义的政府却发出这样的威胁，真的是让人感到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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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被吓住了。他自认为非常了解中国人的心理。而实际上，他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都来自像美龄和子文这样美国化了的中国人。这样的人在中国都被称为“香蕉人”，意思是说他们虽然外表是“黄”色的，里面却是“白”色的。在开罗见到蒋介石时，总统坦诚地说，那是他第一次见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东方人。罗斯福对萨默·威尔斯说，他在与蒋介石打交道时遇到了“数不清的困难”，他发现蒋介石“高度情绪化”，并且罗斯福个人对“蒋介石政权对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缺少同情”而感到非常不满。尽管如此，罗斯福仍然指示马歇尔将军给予蒋介石特别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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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家必须牢记的一点是，委员长历尽艰难才得以成为4亿人民无可争议的领袖，这是一项异常艰苦的任务：他把各个群体的各式各样的领袖人物团结到了一起，其中包括军人、教育家、科学家、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工程师等人，这些人一直以来都在地方上或政府里不停地争权夺利，在极短的时间里在全中国范围内完成了一项我们用了两个世纪才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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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委员长觉得有必要保持其个人的崇高地位。在那种环境之下，相信你我也一定会这么做。他是行政首脑，又是总司令，这样的人我们不能对他说话蛮横，更不能像对待摩洛哥的苏丹那样对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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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对蒋介石的这番错误描述可谓是达到了荒唐的程度。他说的似乎更像是他自己，而不是蒋介石。在1945年接受埃德加·斯诺的采访时，罗斯福承认说：“在开罗时蒋介石基本上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后来我想了一下才恍然大悟，我对蒋介石所有的了解都是听蒋夫人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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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美国人制定的政策都是建立在对蒋家、宋家和孔家人个性了解的基础上，而不是依据事态发展、国家形势或人民疾苦。这还得归功于宋家人杰出的政治权术。负责制定美国对华政策的官方人物是国务院远东司的老前辈项白克。项白克对中国的情况只有一点儿粗浅的了解，并且已经好多年没有接触中国事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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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白克就像一条待在国务院里晒太阳的毒蛇，找到一块有阳光的地方盘起身来，静等着那些打扰它睡眠的动物自投罗网。他一生中只在中国待过4年的时间——是在辛亥革命时期，他曾在几所国立大学里教过书。他对汉语几乎一窍不通，对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了解得就更少。1916年，他还用自己对中国的那点可怜的了解写了一本名为《当代远东政治》的书，出版不久便销声匿迹。“一战”时期，他以陆军上尉的身份在远东问题上扮演了“专家”的角色。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由于他的“出谋划策”，亚洲事务被搞得一团糟。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他进一步破坏了国家之间的权力平衡，从而为“二战”埋下了祸根。凭着这种可疑的资历，项白克又出版了一本经不起推敲的著作，凭着这本著作及其在哈佛大学的教师职位，项白克又于1928年被任命为国务院远东事务司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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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任命可谓是国家之大不幸，它使项白克控制了外国事务管理局官员呈送给国务院和白宫的各种情报。他扣下了那些批评蒋介石的情报，不让国务卿知道。他曾说：“美国的远东政策就像是一列沿着铁路线奔跑的列车。铁路早已建好，火车驶向何方也已是尽人皆知。”事实上，这列火车在1975年到达了西贡，沿途一路呼啸着经过北京、金门、马祖岛和鸭绿江各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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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白克装模作样地把他的无知隐藏在道德背后，依赖国务院那些惯用手段，利用法律和技术上的种种便利来压制那些更了解情况的下级官员的建议。他还声称自己对“神秘的东方世界”有特别而透彻的理解，为常人所不及。项白克和他那位死气沉沉的门徒马克斯韦尔·汉密尔顿严重脱离现实。1944年，他的一些手下起而攻之，反映他私下扣押转给国务卿赫尔的重要情报。尽管如此，他也只是被调整了一下岗位，去担任美国驻荷兰大使，从而不需要为其对之后30年造成的恶劣影响承担任何责任。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于项白克用这样的方式管理其下属的机构，使得很多比他优秀的人的职业生涯毁于一旦，有的人甚至为此丢了性命，而他自己却毫发无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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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现在一切都太迟了，项白克的快车早已在错误的轨道上失去了平衡。1943年1月初，谢伟思返回华盛顿述职，发现自己是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第一个从重庆美国外事局返回美国的人。他在报道中说：“屋椽上都长出苔藓了。”由于专业原因，谢伟思一直关注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他还曾到毛泽东控制的地区进行过一次旅行，对中国共产党了解得非常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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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盛顿逗留期间，谢伟思写了一份很长的备忘录，督促美国政府“对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特别是国共两党之间日益扩大的分裂局面进行一次最为透彻深入的研究”。他警告说，国民党离“表面上的民主”越来越远，满脑子只想恢复内战。他指出，如果在打败日本人之前就发动内战，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他还说，绝不能低估这件事对美国作战效果的影响，政治上的意义也同样严重，因为共产党目前控制着很大一片国土，并且他们能够动员和教育这些地区的民众。等到日本人被打败的那一天，共产党的统治区将得到强有力的保护，并会进入因日军撤退而呈权力真空状态的其他地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认为，如果华盛顿愿意的话，就足以迫使蒋介石采取适当的行动。他们认为，美国持续、无限制地援助蒋介石的行为表明，如果中国发生内战，华盛顿将会支持蒋介石。因此，他们认为美国的援助是一种挑衅行为，这将逼迫他们转向莫斯科寻求同样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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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写于1943年1月23日的备忘录简单明了地预测了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一切。这份备忘录写好之后，项白克却在页边上潦草地写下了如下评语：“荒谬无理、荒唐可笑、耸人听闻。”在项白克看来，谢伟思的观点“结论轻率、言辞夸张、很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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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伟思把蒋介石看得很透。在另一个场合，他在给国务院的备忘录中如此写道：“蒋介石年轻时代在上海的经历对我们了解他的行事方式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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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黑社会帮派大佬们接触后，他学会了如何使用威胁和敲诈等手段。除了这两种手段之外，他还加上了中国人另两种传统的惯用手段：讨价还价，以及在对手之中挑拨离间……从蒋介石的每一次行为中都能观察到这样的特点。凭着平衡人与人、派系与派系之间关系的高超手段，凭着拥有军人政客而非军事指挥官的那种谋略，再加上有黑帮做靠山，他最终得以上台，并维持着自己在中国的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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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伟思分析得再透彻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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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蒋介石政权政策的错误处理还表现在另一个方面，这个线索一直藏在联邦调查局的文件里，直到1983年文件解密后，这是我为此书查询“情报自由”的过程中发现的。在长达1 000页的文件中，有一部分内容选自报给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的一份备忘录。那份备忘录写于1943年1月9日，即谢伟思返回华盛顿之后的几天内。虽然为了掩盖线人的身份，文件中提到的人名已经被涂黑，但提供这些信息的很可能是刚从中国回来的约翰·根室，或者是谢伟思——因为从他所说的情况可以看出，他是一年多来从重庆返回美国的唯一一位中国问题观察家。从语气上来看，这些信息更像是谢伟思提供的，因为文件中所述的种种情况与他出版的回忆录基本一致。不过根室也刚刚在重庆跟谢伟思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备忘录中提到的那些人他都见过。从备忘录中可以看出，作者本人跟宋家人关系密切，熟悉宋家人的情况，其中还记录了庆龄说的一些令人难以忍受的家族逸事，她只会跟信任的人才会说起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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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调查局的尼克尔斯与线人进行了谈话，并把谈话内容整理成文。在文件开头的简介部分，尼克尔斯告诉胡佛，他费了很大的劲儿，最终才确信线人清楚自己在谈论什么，并且相信他说的是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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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刚开始，那位线人就指出，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就是宋氏家族，他们“掌握着生死大权”。宋氏家族“一直是钱迷心窍，一举一动都是想着如何捞钱”。正因为如此，他们“正在操纵一个巨大的阴谋，对美国人通过租借法案援助中国人的物资下手，并把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钱转到了宋家人的口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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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蒋介石之前曾正式结过婚，因此在他眼里蒋夫人并“不是其合法的妻子”。此外，蒋夫人与宋子文关系尤为密切，因为子文是“能促进宋家人达成自己目的的一支驱动力量”。子文来到美国后成立了环球贸易公司来处理美国援华物资，公司的员工全是中国人。那位线人还说：“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向中国提供了大约5亿美元……其中大部分钱最终都流入了宋家人的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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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宋家的组织极为严密，手段十分残忍。如果有人违规，要么同流合污，要么死无葬身之地……这个集团的首脑是邪恶而又精明的孔夫人，这已是路人皆知的事情……她坐在幕后，操纵着整个家族。宋子文是家族事务的实际操纵者，负责把她的想法付诸实施。他们已经把整个家族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现如今，中国发生的每一件事情至少都要经过宋家的一个成员之手。中国人盛传孔夫人还雇有杀手。许多身居高位的中国官员都对她的行径了如指掌，却敢怒不敢言。他们对宋氏家族的操纵行为愤慨异常，对美国人甘愿受骗的做法不以为然。每当有人来中国访问，宋家人都会带他们去参观军营。他们了解到的都是宋家人想让他们知道的情况，通常情况下，他们也不跟了解实情的人交谈……财政部的一位官员（很显然他指的是在重庆国民政府担任经济顾问的亚瑟·杨。此人在战争结束之后还写过一本书来粉饰蒋介石政权）跟“宋家帮”关系密切，经常接受宋家人的宴请。虽然宋家人可能在骗他，但实际情况他还是应该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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