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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这样对你说。”多诺万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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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样直来直去的谈话场面还是很少见的。美国人并不知道，由于美国国务院没有在意驻华观察家们的提醒，它正在一步步陷入圈套。他们传回来的那些秘密报告只有极少数能够送到国务卿手中，其余的大都被国务院内部亲蒋的一伙人给截住了。美国国务卿虽然见不到这些报告，中国人却能看到。根据联邦调查局当时搜集的情报显示，国务院高层的某位人士一直在把这些秘密信息直接转给中国国防供应公司，宋子文审阅后，再根据自己的需要采取适当的措施。因此，那些被美国政府派去中国监视蒋介石政权情况的人实际上是在给宋氏家族而不是罗斯福总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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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部的情况则截然不同。马歇尔将军对蒋介石充满怀疑，他相信史迪威发出的警告，但要想说服罗斯福对蒋介石产生怀疑却并非易事。总统的耳朵里现在满是像哈里·霍普金斯、科科伦和宋子文身边的那些亲华分子的话。有这么多与总统关系密切的人在那里搅和，要想理性地讨论中国问题是不可能的。凭借其高超的手段，约瑟夫·艾尔索普使重庆的事务变得更乱了。刚开始，艾尔索普被派往中国担任陈纳德的“新闻副官”，负责公关事务。后来他在香港被日本人抓住，遣返回国。艾尔索普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谋得了一个新职位：担任租借法案事务驻重庆代表，再次全力投入扳倒史迪威的运动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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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日军在华东地区发动“一号作战”行动[2]后，史迪威的问题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这次战役是在1938年武汉沦陷之后日军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美国潜艇已经侵入日本海域，拦截通往它所建立的东南亚帝国的海上运输线。目前那些距离遥远的战略据点物质缺乏，易受盟军攻击。日本人唯一的一条替代性运输线就是中国境内贯穿南北的铁路主干线，而以前这条铁路线对它们来说并没有太大的用处。此外，它们还计划炸毁陈纳德手下的第十四航空队建起的那些新的航空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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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纳德向罗斯福夸口说，如果他能建成那些前线基地，如果他能得到飞机，并且不把大部分的战争补给品都给史迪威的话，那么他的航空队就能击沉100万吨日本海上运输物资，罗斯福听了非常受用。陈纳德还说，这些基地可以用来供B–29型轰炸机起降，以便去轰炸日本本土。史迪威却持相反的观点，他预测修建这些基地只会吸引日军前来轰炸。跟往常一样，史迪威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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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4月，日军派出15个师团外加5个旅团的兵力发起进攻，担任防御任务的30万中国军队一触即溃。日军一支500人的小规模部队就能打垮数千人规模的中国军队。中国军队指挥官们用卡车把自己的家属和财产运到内地，陈纳德抱怨说，如果史迪威之前能多运一些战备物资给中国军队，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实际情况是，饱受质疑的那些部队中，有一些已经得到了大量的美国装备，而却被指挥官们拿到黑市上给卖了，有的还被卖给了日本人。白修德发现，在委员长声称已经组织力量准备奋勇抵抗的几个地区，只有两个由强征入伍的农民组成的装备奇差的团。面对日军强大的攻势，这样的军队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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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人缓慢地往前走着，摆在这些苦难的中国士兵面前的只有灾难……他们疲惫不堪，面黄肌瘦，枪支老旧，棕黄色的军装上打着补丁。每个士兵的腰带上都挂着两颗手榴弹，每人的脖子上还吊着一个蓝色的像意大利香肠一样的布袋，里面装着大米，这是中国士兵唯一的战场粮食补给。他们的脚上穿着破旧的草鞋，脚都已磨破，头上则戴着用树叶编成的鸟巢式样的帽子，以便遮挡阳光，同时还可以用作伪装。大滴的汗水从他们身上洒下来，脚底下尘土飞扬，炎热席卷了全国，田野里也炎热难耐，稻田里掀起了轻微的麦浪，发出耀眼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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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开始不久就结束了。“中国士兵们几乎是仅凭着血肉之躯战斗，”白修德写道，“他们翻山越岭，在光天化日之下死去，没有任何支援，也没有方向。他们注定要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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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场被日军炸毁后，陈纳德和蒋介石加紧安排，准备让史迪威当替罪羊。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来重庆小住了几日，史迪威不在重庆，所以无法替自己辩护，他此时正在缅甸境内指挥军队进行跨越时间长、战斗极为惨烈的密支那战役。那次战役是“二战”期间美军在亚洲大陆进行的规模最大、战绩最为卓越的战役，也是美国作战部队（梅里尔的“掠夺者”）直接参加的唯一一场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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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粉饰太平，委员长下令把所有的乞丐都抓起来绑在一起，送到远离重庆市区的地方。负责接待华莱士的是宋子文和约瑟夫·艾尔索普。华莱士的耳朵还没有从飞机的轰鸣声中恢复过来，便塞满了关于史迪威的种种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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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与委员长的多次会晤，华莱士向其施加压力，成功地说服委员长允许美国人向共产党总部延安派出一队观察员。不过蒋介石也采取了以牙还牙的策略。在乘车去机场为华莱士送行的途中，蒋介石要求让阿尔伯特·C.魏德迈少将来替代史迪威。魏德迈是驻扎在印度德里的蒙巴顿勋爵手下的参谋人员，为人随和，处事也比较灵活。委员长还希望罗斯福新派一个私人代表，替换掉爱找麻烦的驻华大使克拉伦斯·高斯。抵达此次中国之行的下一站昆明后，经过一夜的考虑，华莱士给总统发去了如下报告：“蒋介石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只能在短时间内可利用的人，人们不认为他拥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智慧和政治力量。战后中国的领导人很可能随着形势的演变而出现，或者通过革命方式产生。目前来看，很可能是通过后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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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重庆方面反对史迪威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大，美国陆军部却越来越坚定地支持他，并敦促罗斯福把“酸醋乔”擢升为四星上将，坚持让蒋介石把在中国国内、缅甸和印度境内的所有中国军队都交给史迪威指挥。“我们完全理解委员长对史迪威的态度，”参谋长联席会议给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这样写道，“……但实际情况是，他在英国和中国当局坚决反对的情况下采取的行动或提出的观点都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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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高级指挥官们的敦促下，罗斯福向蒋介石做了通报，告诉他史迪威将得到晋升，并指出，由于“亚洲的未来处于危险之中”，蒋介石应该把中国全部军队都交给史迪威来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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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无法断然拒绝罗斯福，于是便跟他打起了太极。他坚持让罗斯福先派一位特使来“调节”他跟史迪威之间的关系，使自己的军队能够有时间来适应美国人的指挥思路。这事还没有解决好，日本人却在缅甸公路一带发动了短期的进攻。蒋介石开始担心日本人会不会沿着缅甸公路直逼昆明，于是便威胁说，他将把在缅甸前线的所有中国军队撤离到萨尔温江[3]的安全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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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立即发来指示，让史迪威紧急照会蒋介石。罗斯福在指示中警告他说，如果委员长从缅甸撤回部队，不把军队交给史迪威指挥，那么他将停止所有的美国援助。史迪威意识到罗斯福安排这次照会无疑是“点燃了一个爆竹”。史迪威约见了蒋介石，“把一大把辣椒塞给了‘花生’，然后身体向后靠在了椅背上，长出了一口气。这枚鱼叉正中这个小个子的心口窝，直接穿透了他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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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罗斯福直截了当的要求，蒋介石既伤心又恼火。让史迪威来掌管中国军队势必在政治上（而不是军事上）引发一连串的问题，蒋介石赖以生存的那张巨大的腐败网络也将毁于一旦。不过史迪威高兴得有点儿太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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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时刻到来之际，击败史迪威的不是蒋介石，不是陈纳德，也不是宋家的某个人。史迪威的失败，是因为华盛顿不愿相信自己派驻中国的那些观察员，及其用俄克拉何马人[4]的逻辑解决中国难题的倾向。打败史迪威的是一个对中国一无所知的人——罗斯福新派来的“私人代表”帕特里克·赫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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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来乍到的赫尔利第一步就走错了。刚一见面，他就向委员长打保票说，美国仍“一如既往地支持蒋介石”，也就是说，委员长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蒋介石决定试一下看看赫尔利是不是在他面前吹牛。于是，他把罗斯福总统的要求放到一边，在1944年9月24日发出的一封电报里，他再次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他在电报中写道：“新的军事指挥任务规模大、情况复杂、要求精细，史迪威将军不适合这些工作。”没等罗斯福回电，蒋介石又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宣布，自己不会把指挥权交给史迪威，这让罗斯福总统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如果想逼迫蒋介石听话，就得当着整个国民党领导层的面这么做才行。实际上，从蒋介石的角度来看，这明显是一个小小的政治手段而已，但这给了史迪威在美国国内的那些政敌（如哈里·霍普金斯）一个好机会。如果美国政府想对蒋介石采取强硬态度，现在正是时候。但正如大家心知肚明的是，美国根本硬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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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里克·赫尔利少将带着超乎寻常的政治力量来到中国。他是个身材高大、家境殷实的俄克拉何马人，在胡佛任总统任职期间曾担任过美军陆军部部长，罗斯福遇到什么麻烦事也喜欢交给他来处理。他采用北美乔克托人[5]在战斗时呐喊的方法愚弄大家，跟人打招呼时喊人家“梅毒杰克”和“妓女邓”。有一次，因为对大使馆中一位经验丰富的中国助理准备的备忘录不满意，他竟然拿着一把装上子弹的左轮手枪对着他的脸挥来挥去。赫尔利就像一头闯入瓷器店的公牛，他给罗斯福发去一封短信，督促罗斯福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去办。在头脑简单的赫尔利看来，如果要在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做一个选择的话，那他唯一的选择就是蒋介石。罗斯福把马歇尔将军和其他人对他讲过的话抛到脑后，决定把美国的赌注都押到赫尔利身上。他下令立即召回史迪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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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威在日记中记录道：“斧头落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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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奖励，在史迪威被召回国后，罗斯福又把高斯大使的职位交给了赫尔利。备受鼓舞的赫尔利并没有意识到危险所在，他修剪了一下绅士味十足的大胡子，准备单枪匹马在一夜之间把中国的内战问题解决好。他首先去了延安，询问共产党的领导人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愿意与蒋介石合作，这让他们大吃一惊。随后，赫尔利带着毛泽东提出的那些直截了当的解决条件急匆匆地返回重庆，结果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了。委员长对毛泽东提出的那些条件连考虑都不愿意考虑。从那之后，每当蒋介石提到赫尔利，都称他为“大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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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利带着新的计划又一次急匆匆地返回延安，这一次，他竟然试图说服毛泽东接受蒋介石的条件，服从蒋介石的领导。一听此言，毛泽东断然拒绝。从那之后，每当提到赫尔利，共产党都喊他“小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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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为《新闻周刊》进行军事报道的哈罗德·艾萨克斯认为，赫尔利“落到了那些政治关系错综复杂的人的手里”。然而，《时代周刊》的安娜莉·雅谷贝的用词则没有这么客气。她指出，赫尔利“忘记了自己在什么地方，跟什么人在一起，甚至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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