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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美国人制定的政策都是建立在对蒋家、宋家和孔家人个性了解的基础上，而不是依据事态发展、国家形势或人民疾苦。这还得归功于宋家人杰出的政治权术。负责制定美国对华政策的官方人物是国务院远东司的老前辈项白克。项白克对中国的情况只有一点儿粗浅的了解，并且已经好多年没有接触中国事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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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白克就像一条待在国务院里晒太阳的毒蛇，找到一块有阳光的地方盘起身来，静等着那些打扰它睡眠的动物自投罗网。他一生中只在中国待过4年的时间——是在辛亥革命时期，他曾在几所国立大学里教过书。他对汉语几乎一窍不通，对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了解得就更少。1916年，他还用自己对中国的那点可怜的了解写了一本名为《当代远东政治》的书，出版不久便销声匿迹。“一战”时期，他以陆军上尉的身份在远东问题上扮演了“专家”的角色。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由于他的“出谋划策”，亚洲事务被搞得一团糟。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他进一步破坏了国家之间的权力平衡，从而为“二战”埋下了祸根。凭着这种可疑的资历，项白克又出版了一本经不起推敲的著作，凭着这本著作及其在哈佛大学的教师职位，项白克又于1928年被任命为国务院远东事务司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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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任命可谓是国家之大不幸，它使项白克控制了外国事务管理局官员呈送给国务院和白宫的各种情报。他扣下了那些批评蒋介石的情报，不让国务卿知道。他曾说：“美国的远东政策就像是一列沿着铁路线奔跑的列车。铁路早已建好，火车驶向何方也已是尽人皆知。”事实上，这列火车在1975年到达了西贡，沿途一路呼啸着经过北京、金门、马祖岛和鸭绿江各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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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白克装模作样地把他的无知隐藏在道德背后，依赖国务院那些惯用手段，利用法律和技术上的种种便利来压制那些更了解情况的下级官员的建议。他还声称自己对“神秘的东方世界”有特别而透彻的理解，为常人所不及。项白克和他那位死气沉沉的门徒马克斯韦尔·汉密尔顿严重脱离现实。1944年，他的一些手下起而攻之，反映他私下扣押转给国务卿赫尔的重要情报。尽管如此，他也只是被调整了一下岗位，去担任美国驻荷兰大使，从而不需要为其对之后30年造成的恶劣影响承担任何责任。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于项白克用这样的方式管理其下属的机构，使得很多比他优秀的人的职业生涯毁于一旦，有的人甚至为此丢了性命，而他自己却毫发无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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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现在一切都太迟了，项白克的快车早已在错误的轨道上失去了平衡。1943年1月初，谢伟思返回华盛顿述职，发现自己是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第一个从重庆美国外事局返回美国的人。他在报道中说：“屋椽上都长出苔藓了。”由于专业原因，谢伟思一直关注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他还曾到毛泽东控制的地区进行过一次旅行，对中国共产党了解得非常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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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盛顿逗留期间，谢伟思写了一份很长的备忘录，督促美国政府“对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特别是国共两党之间日益扩大的分裂局面进行一次最为透彻深入的研究”。他警告说，国民党离“表面上的民主”越来越远，满脑子只想恢复内战。他指出，如果在打败日本人之前就发动内战，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他还说，绝不能低估这件事对美国作战效果的影响，政治上的意义也同样严重，因为共产党目前控制着很大一片国土，并且他们能够动员和教育这些地区的民众。等到日本人被打败的那一天，共产党的统治区将得到强有力的保护，并会进入因日军撤退而呈权力真空状态的其他地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认为，如果华盛顿愿意的话，就足以迫使蒋介石采取适当的行动。他们认为，美国持续、无限制地援助蒋介石的行为表明，如果中国发生内战，华盛顿将会支持蒋介石。因此，他们认为美国的援助是一种挑衅行为，这将逼迫他们转向莫斯科寻求同样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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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写于1943年1月23日的备忘录简单明了地预测了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一切。这份备忘录写好之后，项白克却在页边上潦草地写下了如下评语：“荒谬无理、荒唐可笑、耸人听闻。”在项白克看来，谢伟思的观点“结论轻率、言辞夸张、很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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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伟思把蒋介石看得很透。在另一个场合，他在给国务院的备忘录中如此写道：“蒋介石年轻时代在上海的经历对我们了解他的行事方式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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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黑社会帮派大佬们接触后，他学会了如何使用威胁和敲诈等手段。除了这两种手段之外，他还加上了中国人另两种传统的惯用手段：讨价还价，以及在对手之中挑拨离间……从蒋介石的每一次行为中都能观察到这样的特点。凭着平衡人与人、派系与派系之间关系的高超手段，凭着拥有军人政客而非军事指挥官的那种谋略，再加上有黑帮做靠山，他最终得以上台，并维持着自己在中国的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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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伟思分析得再透彻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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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蒋介石政权政策的错误处理还表现在另一个方面，这个线索一直藏在联邦调查局的文件里，直到1983年文件解密后，这是我为此书查询“情报自由”的过程中发现的。在长达1 000页的文件中，有一部分内容选自报给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的一份备忘录。那份备忘录写于1943年1月9日，即谢伟思返回华盛顿之后的几天内。虽然为了掩盖线人的身份，文件中提到的人名已经被涂黑，但提供这些信息的很可能是刚从中国回来的约翰·根室，或者是谢伟思——因为从他所说的情况可以看出，他是一年多来从重庆返回美国的唯一一位中国问题观察家。从语气上来看，这些信息更像是谢伟思提供的，因为文件中所述的种种情况与他出版的回忆录基本一致。不过根室也刚刚在重庆跟谢伟思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备忘录中提到的那些人他都见过。从备忘录中可以看出，作者本人跟宋家人关系密切，熟悉宋家人的情况，其中还记录了庆龄说的一些令人难以忍受的家族逸事，她只会跟信任的人才会说起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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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调查局的尼克尔斯与线人进行了谈话，并把谈话内容整理成文。在文件开头的简介部分，尼克尔斯告诉胡佛，他费了很大的劲儿，最终才确信线人清楚自己在谈论什么，并且相信他说的是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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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刚开始，那位线人就指出，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就是宋氏家族，他们“掌握着生死大权”。宋氏家族“一直是钱迷心窍，一举一动都是想着如何捞钱”。正因为如此，他们“正在操纵一个巨大的阴谋，对美国人通过租借法案援助中国人的物资下手，并把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钱转到了宋家人的口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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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蒋介石之前曾正式结过婚，因此在他眼里蒋夫人并“不是其合法的妻子”。此外，蒋夫人与宋子文关系尤为密切，因为子文是“能促进宋家人达成自己目的的一支驱动力量”。子文来到美国后成立了环球贸易公司来处理美国援华物资，公司的员工全是中国人。那位线人还说：“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向中国提供了大约5亿美元……其中大部分钱最终都流入了宋家人的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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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宋家的组织极为严密，手段十分残忍。如果有人违规，要么同流合污，要么死无葬身之地……这个集团的首脑是邪恶而又精明的孔夫人，这已是路人皆知的事情……她坐在幕后，操纵着整个家族。宋子文是家族事务的实际操纵者，负责把她的想法付诸实施。他们已经把整个家族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现如今，中国发生的每一件事情至少都要经过宋家的一个成员之手。中国人盛传孔夫人还雇有杀手。许多身居高位的中国官员都对她的行径了如指掌，却敢怒不敢言。他们对宋氏家族的操纵行为愤慨异常，对美国人甘愿受骗的做法不以为然。每当有人来中国访问，宋家人都会带他们去参观军营。他们了解到的都是宋家人想让他们知道的情况，通常情况下，他们也不跟了解实情的人交谈……财政部的一位官员（很显然他指的是在重庆国民政府担任经济顾问的亚瑟·杨。此人在战争结束之后还写过一本书来粉饰蒋介石政权）跟“宋家帮”关系密切，经常接受宋家人的宴请。虽然宋家人可能在骗他，但实际情况他还是应该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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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线人随后告诉联邦调查局的人说，子文把美国援助资金转到自己口袋中的方式，可以通过重庆的一则报道一窥端倪：一艘载有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60辆美式坦克和其他昂贵战争物资的货船已经沉入水底。而事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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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艘货船根本没有运载任何坦克离开美国西海岸，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制造那些坦克……此事很好地说明了宋家人挪用美国援助资金的方式：他们把用来制造60辆坦克的钱独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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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备忘录接着提到，因为怀疑这些钱被挪作他用，在子文抵达美国之前就担任中国驻华盛顿大使的胡适博士（就是宋查理在上海吴淞教过的那个学生）被召回了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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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谢伟思出版的回忆录中，他谈到自己曾在战争期间去庆龄在重庆的家中访问过一次。这段记录为她当时的危险处境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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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有好几个组织邀请她去美国进行访问……然而有人直截了当地对她说，不可能批准她出国……在谈话中，她提到自己的家人“非常生气”。……我不禁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孙夫人目前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她其实跟囚犯没什么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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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邦调查局保存的那份备忘录里，那位线人（据我推测，不是谢伟思就是根室）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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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龄想去美国，但她不敢，她担心“宋家帮”会杀了她……她想从源头堵住美国援助资金流入宋家人的口袋里，她对那位线人说，只有总统能够做到这一点，她希望美国政府能够想办法检查一下这些资金的分配和发放情况，并着手调查环球贸易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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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交到我手里之前，联邦调查局保存的那份备忘录中的下面一段已经被剪掉，但从内容可以看出，那位线人一直在力图说明，如果宋氏家族里有谁不把霭龄当回事（比如，如果庆龄不顾警告，执意要去美国），她就会给她一点颜色看看。他所说的例子很显然指的是1927年国民党“左”派政权即将垮台的时候，子文在武汉长江边上的寓所里会见庆龄的事。子文当时劝说庆龄与蒋介石达成妥协。他还警告说，如果庆龄拒绝的话，就不要再返回上海。经过我的补充，联邦调查局文件中的那段文字可以恢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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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远离寓所的地方跟宋子文谈了很长时间。当时宋子文警告孙夫人不要独自一人返回上海。他非常不安，紧握着她的手，对着她的耳朵小声地警告她。他直截了当地对她说，他不指望还能看到她继续活下去，因为有人可能会在她背后使刀。一听此言，孙夫人大笑起来。宋子文说，如果有必要，他可以证明自己说得是否有道理。他之所以知道她面临危险，是因为像之前谋划的其他几次刺杀案一样，他们的姐姐宋霭龄已经计划要刺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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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联邦调查局提供的文件往往带有偏见，因此通常情况下不能完全相信里面记录的内容。尽管如此，这件逸事明显是出于非常了解内情的某个人之口，并且其对霭龄的本性及其惯常手法的描述与其他线索的记录非常吻合。目前没有任何曾发生过此类暗杀事件的直接证据，但也没有理由非要去找这样的证据。在中国，这已成为有关宋家人的各种传说中的一部分，人们普遍认为发生过此类事件，这也有助于解释人们为什么害怕霭龄，并且，这些传闻部分成就了霭龄成为“中国最可恶的女人”的名声，要想得到这样的名声可不是一日之功。当然，必须承认的一点是，上述观点是亚洲人对宋查理的孩子们的一种极端看法，而不是美国人的看法。相比之下，当时在华盛顿，围在罗斯福总统身边的那伙人所发表的那些言过其实的马屁和赞美则更令人费解。真相可能存在于两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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