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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期间的每天晚上，如果没有记者在场，他都会吃专门为他从堪萨斯城运来的牛排。他很爱自己的妻子张乐怡，喜欢喊她的昵称“婷婷”。据说有一次张乐怡病了，他专门派了一架飞机到康涅狄格州去运回来一束山茱萸送给她。她酷爱山茱萸花，为此备受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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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文现在负责美龄以前做的那些事，并且比美龄做得还要好一些。他成了美龄的“替身”，担任蒋介石的翻译，跟他厌恶的政客和外交官们一起喝茶，讨好蒋介石，对来访的客人说些爱国之类的话，把蒋介石政权表述成人权和社会进步的坚定支持者。他现在已经完全看清楚了：如果他尽其所能，就能让蒋介石听他的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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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政府里雇用的人非常多，包括中国人、欧洲人和美国人，分别负责形象维护、公共关系和宣传报道等工作，他们的工作之一就是防止报纸杂志刊登各种丑闻。不过偶尔也会出现失误，比如在1945年5月，时任行政院代理院长兼外交部部长的宋子文到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大会时，美国新闻界就爆出了一个丑闻。广播电台评论员雷蒙德·格拉姆·斯温的一则报道给子文出了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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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发生了一件战争以来最大的丑闻，即由内部人士引发的黄金丑闻。此事牵扯到政府内部高官，这些人趁着3月28日金价正式上涨之前大赚了一笔……丑闻中涉及的那批黄金……是美国给中国的那5亿美元贷款中的一部分……许多人为此大发横财……大众舆论给政府带来了强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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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子文和孔祥熙的催促下，美国从1943年以来一直在借黄金给中国。按道理来讲，这些黄金应该由中国国有银行负责销售，以便起到稳定通胀的效果，就像给贫血患者注射维生素一样。蒋介石抱怨美国没有把答应提供的黄金及时运到中国。据说正是因为美国人没有及时运来黄金，当时仍担任财政部部长的孔祥熙才宣布各大银行将出售“黄金券”——一种在黄金运到之后可以兑换成黄金的证券。也就是说，本来准备用来抑制中国业已失去控制的通货膨胀（这次的通货膨胀主要是因为孔祥熙大量加印的法币和霭龄从中投机倒把造成的）的黄金，现在却造就了一个可以被操纵以便进一步从中渔利的期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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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温的电台报道播放之前，没人对此产生过疑问。人们之所以没有及早发现这个问题的原因非常简单。通常情况下，人们都会把怀疑的目光对准孔家和宋家的人。而在当时，孔家除了一个孩子留在国内之外，其他的成员都出国了。宋家也只有子文一个人留在国内。子文每天忙于各种政务，没工夫参与这些小把戏。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人们才发现这里面有问题。事情暴露出来后，官方没有立即提出指控，它首先想到的是在可能的情况下把这件事捂住。但有消息说，重庆某个能获得官方机密的人正试图操纵期货市场。由于独家报道了这一事件，广播员斯温直接下结论说，这是“战争以来最大的丑闻”。实际上这并不算是最糟糕的事情。此事的始作俑者一直没有被正式曝光，中国有一些人认为幕后操纵这件事的是宋家人，1945年3月，孔家唯一留在中国的就只有孔令侃，在多个行业与他有合作关系的则是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这两个人从未受到过任何形式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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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旧金山的一众记者，子文声称黄金市场上的异常现象已经引起了他的“怀疑”。他解释说，3月28日，也就是星期五那天，政府提出自3月30日（也即下个星期一）起提高黄金的官方价格时，曾要求与会人员必须严格保密。但在检查成交数字时，子文注意到星期五那天的黄金销售额是近几日平均销售额的两倍。发生这种事情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某个接近权力核心的人把黄金价格将在周末急剧上涨的消息透露给了同伙，使他们能在星期五这天低价买入黄金，而在星期一高价抛出。子文也许以为他这么做是将了孔家某个人一军，而孔家当时正处于极盛时期。子文说，当时他带着疑问匆匆前去面见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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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蒋介石的命令下，相关部门快速进行了一次调查，最终发现这次事件真正的“犯罪者”是中央信托局的两个小职员，而孔祥熙和宋子良两人都是该局的董事会成员。孔祥熙掌控的交通银行和中国中央银行在事发当天的那个星期五把正常的停业时间从下午5点延迟到了晚上9点，以便购买黄金的人“随时前来购买现货”。尽管如此，从这两家银行也没有查出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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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两位运气不佳的职员被判处枪决，立即执行。临死之前，其中的一个大喊他俩是“替罪羊”，这一点大家心里都很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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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文认为这种处决很有必要：“因为对政府在腐败方面哪怕有丝毫怀疑，都应该立即进行全面调查，该罚则罚。这样做只会强化政府的权威，增强人民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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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这次黄金丑闻获得的利润数目很大，有新闻报道说有“450亿元”，不过这里指的是通胀时期的中国货币。该为此次黄金丑闻负责的那些没有被点名的“高官们”实际上只挣了大约两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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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当“圣人”角色的孔祥熙有一次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战争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件不幸的事。”他有点儿言过其实了，战争对普通中国人来说确实是件坏事，但那些与宋家王朝有联系的人却例外。正如西北大学的弗朗西斯·徐[2]博士发现的那样：“官位带来了如此巨大的经济回报，以至成了这个国家最赚钱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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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典型的一个例子便是汤恩伯，此人有幸参与了最耸人听闻的战争丑闻，他的经历体现了蒋介石政权最糟糕的品质。汤恩伯外号“纸老虎”，是委员长的浙江老乡，小时候是个农村的小地痞，只学过一点武术。到了上海之后，汤恩伯赢得了青帮的赏识，做了打手，后来又说服当地的一个军阀出钱送他到日本的一所军事学校上学。“二战”爆发时，他已经成了最受蒋介石宠爱的野战军指挥官之一，成了黄埔系中的一员。他做出的第一个“成绩”，就是在河南省掌管军队时，伙同其他几位高级军官一起炸毁了黄河大坝。此外他还跟他人一起，威逼农民们把仅有的粮食都拿出来交“特别税”，从而导致河南在1942—1943年发生了严重饥荒，让白修德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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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来说，他还算讨人喜欢，”白修德回忆说，“他举止优雅，性情温和，精力充沛……农民和普通市民们却把他当作他们苦难的罪魁祸首，他们编了一句顺口溜以示嘲讽：‘河南二殃，黄河与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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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们挨饿的时候，汤将军却在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过得更舒服。他的地盘位于顾家兄弟在战争时期统管的上海地区的上游。顾家兄弟当时在杜月笙去重庆避难之际，受托代为掌管杜的领地。这样一来，汤恩伯就有机会在青帮下游地区购买日本的违禁消费品，然后用美国援助中国的卡车运到包括重庆在内的内地城市，到黑市上出售。从顾家兄弟那里买不到的，他就直接用美国援华物资跟日本人换。他还贩卖瑞士手表、法国香水和英国毛纺织品，强迫农民种植烟草，然后卖给内地的烟厂，鸦片则卖给青帮。仅这些还不够，汤恩伯还克扣军饷，不给士兵们足够的配给，把本应发放给士兵们的美国援华装备拿去卖掉。他手下军队的花名册有1/3都是徒有虚名，这样他便可以冒领空头军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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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日本人发动“一号行动”后，汤将军只身离开前线，他手下的军队在惊慌失措之余，溃不成军，四散奔逃。参谋军官们丢下士兵不管，征用了手中的800辆卡车中的600辆，把妻儿老小、金银细软等能带走的全都装上卡车，仓皇逃窜。为了弄口吃的，那些被遗弃的步兵跑到农民家里抢他们赖以生存的耕牛。盛怒之下的农民们拿起木叉奋起反击，结果把5万士兵给缴了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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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奖赏，汤恩伯被任命为陆军第三方面军司令长官，下辖14个美械师。抗战即将结束之际，他又得了一个肥差，到长江上海段一带去解除日军武装，接受日本投降。任务完成后，他受命把所有的日军士兵和平民从上海港遣返回国。汤恩伯把20名日军高级指挥官召集到一起，发表了一番令人感动的告别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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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一衣带水，相互辅佐。两国人民亦同种同文，合则共存，分则俱亡。8年血战，两败俱伤。忆往昔之苦难，非拥泣不足以慰吾兄弟之悲痛。而今刀枪入库，送君还乡，他日定携玉帛以迎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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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的老百姓如果能听到如此感情充沛的讲话，他们心里一定会觉得热乎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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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长对汤恩伯的表现非常满意，战后再次对他进行嘉奖，任命他为陆军副总司令兼南京警备司令（顾家兄弟所在的上海也在他的辖区内），地位仅次于另一位名声响亮的军界领袖、发动“皖南事变”的英雄顾祝同将军。一位历史学家给他下了一个温和的评语：“汤恩伯是国民党中名声最不好的军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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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捞到了不少好处。截至抗战胜利日那天，中国至少在账面上拥有600万盎司的黄金及9亿多美元的资金储备。尽管储备了如此数量的硬通货和黄金，“院外援华集团”[3]仍在极力游说，因此外国援助仍然在以惊人的速度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1945—1947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向中国运送了价值6.85亿美元的货物、食品、衣物和装备。此外，子文在进出口银行的那些老朋友们还给了他8 300万美元的贷款，加拿大也拨给了他6 000万美元的长期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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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为了维护中国人民的尊严”，宋子文坚持要求这些外国援助物资全部应由中国人管理。1944年蒋介石就曾玩过这一招，现在他这么做自然也无不可。令人费解的是，各个提供贷款的机构竟然都同意了他的要求。尽管当时在华盛顿和伦敦的高层人士中流传着这样的传言，说在抗战结束时，宋子文已经成了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之一，在很多全球最大的公司中都持有巨额股份，他还能找到很多办法从这些公司购买军用物资。费利克斯·格林引用子文的一位朋友的话说，截至1944年，子文单是在美国就拥有4 700万美元的财富。在1953年的一次采访中，英国外交部的一位高层人士就曾反问道：“宋子文在你们通用汽车公司拥有控制股权，不是吗？”当被告知说，美国官方一般认为那是杜邦公司，而不是通用汽车公司，这位外交部官员厉声说道：“他们有很多办法掩盖所有权，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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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任命为行政院院长后，子文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中国国家善后救济总署（CNRRA）来监督联合国救援物资的发放工作。他与美国政府和联合国商量好，救援物资到了中国码头后，这两个机构就不再插手了。（在其他国家，联合国官员负责监督整个发放过程，以便确保这些物品得到合理的分配。）卸下货物的大部分码头，存放货物的大部分仓库，以及负责运输这些货物的大部分公司（包括中国招商局轮船公司）都归杜月笙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徇私舞弊而提前做好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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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救援物资抵达中国后，立即被转入黑市渠道。美国红十字会捐助的血浆竟被以25美元一品脱[4]的价格在上海的各家药店销售。美国海军海岸巡逻队发现后，把剩下的3 500箱血浆从上海的一家仓库里收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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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人道主义目的向中国发放了贷款，并满足了子文那不合规定的要求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发现自己还要支付这些物资的海运、装卸、存储和陆运等方面的费用。这可不是一笔小钱。子文把上述这一切的“管理”单据交给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会计人员发现这个数目竟然达到了惊人的1.9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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