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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蒋介石和杜月笙曾利用人们对共产主义的无知，从上海商人手中敲诈了数百万美元。现在，蒋介石又利用人们对共产党执政的无知，从美国人手里攫取数百万美元的资助。他对无知的利用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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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通货膨胀已经导致中国货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达到了惊人的11 000 000∶1的比率。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政权又开始偷偷准备发行一种新的以黄金为支撑的新钞，即所谓的“金圆券”。按照计划，政府号召所有中国人用手中那些已经失去信誉的旧版法币及个人拥有的黄金和白银来兑换新版钞票，这些黄金和白银以后可以按照政府自己制定的兑换率赎回。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种骗局，它意味着那些好不容易在战争中把黄金和白银保存下来的人将按照荒唐的兑换率把手中的金银兑换成价值可疑的新版钞票。凡是在中国做过几天小店老板的人都能识破这个骗局，但人们别无其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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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要是知道货币改革的具体日期，谁就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大发横财。对这场大规模骗局来说，著名的“黄金丑闻”不过是一场热身运动而已。这一次，把秘密消息泄露出去的是宋子文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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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子文对与他关系不错的一些军官（仅在上海就有293人）做了提醒，让他们在实行改革之前从银行里把黄金提走。不妙的是，其中某个人把这个消息传了出去，上海立即陷入恐慌之中，数百位大客户跑到银行里提取黄金现货，其他一些合法的客户也从政府手里提走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私人黄金。恐慌还蔓延到了其他城市，委员长发火了，他成了全国人民的笑柄。这一次，他彻底受够了宋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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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文被正式认定对这次“黄金抢兑”事件负责。蒋介石命令他辞去行政院院长一职，同时还取消了他在政府中的其他头衔，并下令陈氏兄弟对子文的金融活动进行秘密调查。调查结束前，为了安慰宋子文，蒋介石任命他为广东省主席和绥靖公署主任。这使宋子文可以轻松地通过在广州和香港的银行把大量的财产转出中国，并有足够的时间变卖大部分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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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行政院发表辞职讲话时，说了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话：“目前的情况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当前的经济危机是8年抗战和一年表面上的和平期间因极不平衡的预算而累积造成的后果。投机活动又部分加重了危机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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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秋，陈氏兄弟完成了他们受命所做的调查。他们递交了一份长达1.5万字的报告，指责子文“对外国资金处理不当”。报告指出，一些享有特权的公司花费资金和供应品“并非是为了进口用于重新建设所需的物资”。报告中所指的那些特权集团包括宋子文及其中国开发金融公司、宋子良的孚中贸易公司以及孔令侃的扬子发展公司。子文被勒令辞职、卷起铺盖去了广东之后，调查人员发现，中国储备的硬通货和金条——包括子文担任财政部部长时期人们一直认为储存在国库中的9亿美元现金和600万盎司黄金有将近一半不明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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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哪里去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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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梅因市《纪事报》的发行人加德纳·考尔斯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二战”结束后他曾访问过中国。回国后他写了一篇报道，于1947年9月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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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的一场晚宴中，一位对现政府不满的人对我说：“除非推倒宋家人，不然中国永远也好不了。他们在华盛顿、伦敦和阿姆斯特丹各大银行的私人账户上有超过10亿美元的存款。”他离开后不久，中国银行的一个高管对我说：“别信这些屁话，他们家的存款不超过8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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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此刻，孔祥熙远在美国，宋子文被贬广东，毛泽东的军队则以破竹之势横扫华北。在这样的形势下，委员长仍然试图维护政府的脸面。面对暴风雨到来之前的平静，他毅然决定发行金圆券。再三延迟之后，新版货币的发行日期被定在了1948年8月19日。所有旧版钞票连同黄金、白银和各种外币都要在9月30日前上交政府。为了确保这项工作顺利进行，蒋介石派他的儿子蒋经国跟新任财政部部长俞鸿钧一起负责新版货币的发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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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长给蒋经国下达特别指示，让他首先把上海“打扫干净”。很显然，他想让大家都知道他蒋介石又回到上海了。蒋经国受命清理孔氏家族的所有痕迹，清除仍留在上海的“孔派余孽”。在这次行动中，蒋经国将撵走所有的腐败分子（青帮分子除外），关闭黑市，把那些肆无忌惮的投机者投入大牢，并协助对上海黑社会进行经济“改革”。这项任务有点离谱。蒋经国似乎希望不折不扣地执行父亲的命令，他对各种腐败行为、黑市商人和货币投机者进行了无情的打击，在大街小巷到处安排莫斯科式的安全干部，一旦发现，就地展开审讯，在路边执行死刑。不过，蒋经国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第一个错误，他逮捕了股票经纪人杜维屏。这位年轻的经纪人被控在货币改革前抛售了3 000万股股票——很显然，他的父亲杜月笙事先向他透露了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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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这位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儿子在极短的时间内便接受了蒋经国的审讯，在大家还不知道他被捕的情况下便被判了刑。蒋经国对小杜的处罚相对较轻，只判了他8个月的徒刑，判罪原因却并不是他非法获取货币改革的信息，而是他没有按照规则在正规交易所抛售股票。不过他没有服刑，因为如果服刑的话，对他父亲来说有点儿“欺人太甚”了。然而，他的被捕、受审和定罪却发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时代已经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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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由于年事已高，加上长期吸毒导致身体每况愈下，杜月笙的权力之手已经逐渐松开。那些在战争中大发横财的对手们也试图摆脱青帮的控制，这让他倍感压力。杜月笙现在已经60多岁了，身体也不太好，他无心重新打理青帮的日常事务。此时的共产党正如狂风暴雨般席卷东北地区，即将挥戈南下，杜月笙已经很难集中精力重新恢复旧上海的那套秩序，他开始往香港转移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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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犯的第二个错误更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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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上海四处搜查的时候，在扬子发展公司的库房里发现了大量被盗的来自美国和欧洲的救援物资，此时已经熟知黑市运作内幕的蒋经国立即逮捕了扬子发展公司的总经理。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表弟孔令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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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的奋斗》是希特勒的自传。——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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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此处指的应该是徐诚斌。徐诚斌（Francis Hsu Chen-Ping，1920—1973），祖籍浙江宁波，后任天主教香港教区第三任正权主教（1969—1973年），也是天主教香港教区首任华人主教。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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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院外援华集团”指在美国政界和议会进行游说，进而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些团体和个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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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品脱≈ 473.18毫升。——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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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家族：一场历史的“华丽悲剧” 第二十章 宋家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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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龄又回到了南京的家中。刚进家门，她就接到了上海打来的一个匿名电话，告诉她孔令侃被抓了。美龄快气疯了，她直接去找委员长，不过蒋介石不愿插手此事。于是美龄乘飞机赶到上海去见蒋经国，要求他把孔令侃交给自己监管。她这位不走正道的外甥很不情愿地回到南京，又被姨父蒋介石给训斥了一通。谨慎的美龄随后督促令侃乘飞机前往香港，然后从那里去了佛罗里达。他不会再回来了，扬子发展公司在中国的办公场所全部关闭，然后在迈阿密海滨重新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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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长冷冰冰地给蒋经国下达了指示，让他停止一切行动。这让蒋经国感到非常丢脸，他把这笔账记到了继母的头上。蒋经国愤怒地辞去了职务，不再过问强加给他的这份工作。他向“上海市民们”道歉，并请他们“利用自己的力量阻止不法商人、官僚政客和诈骗分子控制”这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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