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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蒋介石不仅有车祸问题，更有文明史上罕见的失败者问题，从1949年丢掉大陆，他就是众人眼里的“失败者”。即使他以高压手段镇住台湾小岛，并许诺国民政府及其人民他会“反攻大陆”，但就在外人眼里，那也只是“20世纪政治史上不朽的幻想”。含羞忍诟，长达近三十年，这对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来说，无异于炼狱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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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羽承受不了这种羞惭，他宁愿自杀，也不愿苟活。后来的诗人感叹：“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蒋介石承受了这种羞耻，却也没有苟活。他用另外的方式“卷土重来”，那就是他个人的魅力，他和他局隅台湾一地的人民对中国文化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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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蒋介石的历史地位非本文任务。我们只想说明，蒋介石也是一个多能的政治家，跟毛泽东一样，他的文章、思想都可圈点，在帝王与政治领袖书法队列里，他和毛泽东的书法都名列前茅。假如毛泽东的成绩真的来自顿悟，“殆天授也”，那么蒋介石的成绩却是来自他不断地学习、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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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名字来自中国最为古老的经典《易经》：介于石，不终日，贞吉。这是豫卦中的辞句。豫卦是讲求准备的，准备得近乎呆，命卦为豫卦的曾国藩自称“结硬寨，打呆仗”，敬佩曾国藩的蒋介石打仗似乎也是如此。这跟游击天才的毛泽东也是恰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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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还在大陆统治的时候，就有人批评他，以己心或想当然的正确来要求他，比如说他“民主无量、独裁无胆”，比如说他写日记爱检查自己，等等。公正地说，这是不了解蒋介石的性格或生命底色的缘故。我曾经说，蒋介石的人生跟艮卦和谦卦的时空偏好相关。艮卦人意志坚定，他也坚持自己认定的原则，宁愿下野也不迁就时局；艮卦人善反省，这可解释他几十年如一日地记日记、反省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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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卦时空的偏好有“谦卑”、“利涉大川”，蒋介石一生东求西寻，或学或盟，卑以自牧，而自性不失。谦卦“勤俭”，蒋介石勤于事业，生活简单，不抽烟，不喝酒，不饮茶，只喝白开水，提倡“新生活运动”。谦卦偏好还有“韬晦”，蒋介石多次主动下野，而能担一时一国之重，蒋介石的晚年可谓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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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蒋介石在反攻大陆无望的20世纪60年代开始超越命运的安排，他自觉地改命或承担命运，在台湾发起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这用得上中国文化的自家语，“花果飘零”，他为文化保存了这一点花果，一线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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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意志刚强的人到一个圆通无碍的人，他一定经历了不同寻常的心理过程，只是我们难以知晓了，他去世前说：“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度外。”这是发自内心的话。因此，他能超越一时一地的得失，从历史长周期来看待人生社会。在晚年，他还对外国人吟诵德国谚语：一、上帝让谁灭亡，总是先让他膨胀；二、时间是筛子，最终会淘去一切沉渣；三、蜜蜂盗花，结果却使花开茂盛；四、暗透了，更能看得见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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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1706168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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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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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蒋经国前往苏联留学，年仅15岁。这个童年压抑的少年走上社会居然适得其所，成为风云际会的热血男儿。他跟父亲聚少离多，此前，父亲将他托给陈果夫照料。在上海生活学习的蒋经国接受了激进的社会思潮的影响，在当时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中，刚入中学的蒋经国就带领着同学参加了游行示威。当时的蒋介石是黄埔军校校长，在国民党中前途无限，面对有可能“失教”、“坑爹”的儿子，蒋介石决定把经国送到北京，请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来代为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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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毛泽东和蒋介石在重庆合影。经过四十三天艰苦谈判，国共双方代表于10月10日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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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激进思潮、共产主义的信念深契于这个近乎“官二代”的少年心中。蒋经国在北京认识了邵力子，并通过邵力子认识了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国共两党都有解决中国问题的意志和能力，只是都越来越倾向“毕其功于一役”的手段，走得最远的最刺激。激进主义与青少年一拍即合。没多久，蒋经国向吴稚晖提出留学苏联的想法，虽然内心里极端反共，但吴稚晖仍宽厚地表示：“你去试试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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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通过“上海姆妈”陈洁如告诉了父亲，蒋介石直斥其“朽木不可雕也”。蒋介石曾到苏联考察过，受到过极好的招待，但他的结论是，共产学说不适合中国国情。不过，蒋介石最终还是允许蒋经国留学了。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我决定允许儿子前往俄国。”这其中有多重原因，蒋介石的自信、宽容应是其中之一，他相信儿子走得再远仍会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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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蒋经国成为了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伊利扎洛夫同志，虽然蒋介石力图影响儿子，甚至在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架起桥梁，蒋介石告诉儿子：“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就涵盖了共产主义。”但蒋经国走得很远了，他甚至是苏共左翼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坚定支持者，他还和邓小平同班，两人交情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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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合作同床异梦，数年不到，即分道扬镳，共产党人被大肆捕杀。由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大屠杀”在清共方面开了先河，各地的军阀都对共产党人挥起了屠刀，中共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也被绞杀。以至于对国民党抱有幻想的斯大林公开表示，要把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像柠檬一样挤干、丢弃”。17岁的蒋经国也公开表态，宣称“不是以蒋介石儿子身份发言，而是以共青团之子的身份讲话”，谴责蒋介石是“叛徒、杀人凶手”。新闻报纸则发表了蒋经国的公开信，直称父亲为“介石”：“现在我要说，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要务，今后我不再认你为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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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受到的打击非同小可，但他绝口不提此事。对他和他的事业而言，他不仅失去了儿子，也失去北方强国的支持。而对我们这样一个伦理立国的国家而言，这样的父子反目，于儿子是大逆不道，于父亲是奇耻大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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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共内部，斯大林的独裁专制也到了关键地步。列宁的战友被一个个清理，斯大林的个人意志开始凌驾于党组织和共产国际之上。在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之前，共产国际的代表就找蒋经国谈话。结果，蒋经国“突然放弃了托洛茨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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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在1927年一年之中，年轻的蒋经国经受了两次重大考验，亲情与信念、理想与现实，他见识了共产党人钢铁般的意志，也见识了“路线斗争”的残酷无情。蒋经国的选择，跟他的同学邓小平一样，表现出了实用主义的一面。美国传记作家陶涵为此写道：“这是他一生之中，直觉务实、克服情感和智性理想的第一个实例。这个经验让他体会到生命的复杂和无常。此后一生，经验判断左右他对直觉目标的追求。行动必须以坚实的理智为基础，不能全凭情感或政治承诺作定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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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并非“官二代”留学那样轻松，而是极为艰苦、坎坷的。他做过苦工，从做粗工开始，做翻砂工，用铁锤把铁板锤平；耕过地；做过卫生管理员，专门负责扫厕所；在乌拉尔地方做矿工，工作强度大，但是却吃不到足够的面包，如果工作没有做好，还会挨皮鞭。“我在乌拉山重机械厂多年，唯一对我友善的就是方良。”“她是个孤女。我们在1933年认识。她当时刚从工人技术学校毕业，在那家工厂中还算是我的部属”，“1935年3月，我们终于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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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作为蒋介石的儿子，落难的蒋经国注定要做一个“棋子”。蒋介石不会忘记他，斯大林不会忘记这个“人质”，中国共产党人也不会忘记他。即使在国共分裂的时候，周恩来也曾数次与蒋经国见面，周恩来甚至鼓励蒋经国给蒋介石写信。而在1935年至1936年底西安事变之前，蒋经国的处境已经得到改变，他数次被斯大林召见，共进晚餐，“喝浓汤，吃荞麦面包”。1936年11月16日，25岁的蒋经国申请加入苏联共产党成为正式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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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再次合作。1937年4月，蒋经国和他的苏联妻子，带着刚满周岁的长子孝文，回到了阔别十二年的祖国。当时的回国之旅是漫长的，共产党人康生一路陪伴着他们。在海参崴，蒋经国与康生共同署名给党组织：“党派我回国，这是一件重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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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心情难为外人道，国事在身的他一时难见儿子。蒋经国先是拜访陈立夫和吴稚晖，以为父子相见铺路。此时在国共斗争中经历惨痛的吴稚晖仍表现出长者的宽厚，他问蒋经国：“你尝试的经历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