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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终于见面。据说，当时的蒋经国扑通跪下，向父亲三叩首。浪子回头，蒋介石一定稍感宽慰，但在他看来，儿子的中文荒废多时，对中国传统和民族精神缺乏认知。此后相当长时间，蒋经国听从父亲的教诲，在浙江溪口老家闭门读书，从《论语》、《孟子》到《孙文学说》，“补课”。这既是浪子向理性低头，也是共产理想回到中国传统中寻找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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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论者说，共产主义理想、留苏十二年的经历、父亲的教诲，对蒋经国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跟蒋介石相比，蒋经国更亲民、务实，他的个性随和，终日满面笑容，以至于蒋介石告诫他要“矜持自恃”。蒋经国也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教导，一生节俭，清廉，不置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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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蒋家的“异数”仍为蒋介石包容、接纳、培养。蒋经国刚回国时，蒋介石派人每个月找蒋经国聊天，做思想工作，试图消除共产党的影响。当时的蒋经国经常用“大资产阶级”来称呼他的亲戚宋子文等人，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是困难的，但蒋介石不厌其烦地跟共产党人争夺儿子的心灵。事实上，蒋经国确实是一个愿意学习、善于学习的人，如前说，不仅英语如此，就是中国传统学问，蒋经国也学得有模有样。跟蒋介石一样，他的书法也可足可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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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只是余事。革命是第一位的。但蒋经国从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开始，与共产党人渐行渐远，逐步成长为父亲的得力助手。他内心经历了怎样的转变，已经难为外人所知。据说蒋介石一生几乎未信任过什么人，夫人宋美龄和儿子蒋经国是例外。也许蒋介石厌恶过共产党人对儿子的影响，但他一定欣慰共产党人把儿子锻炼成为一个干才。在看到蒋经国的治理能力之后，蒋介石更是决心安排儿子的前途，像大禹培养儿子夏启一样，私心自用，有意无意中实行了“家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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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是中国革命的“失败者”。以普通人论，这种失败者甚至难以面对亲人、朋友、部属，更不用说民众，但蒋介石挺过来了，而且把军政训政宪政一步步落实下来。个人方面，他到晚年化戾气为慈祥，希圣希贤。以今天的话语，晚年的蒋介石夫妇大概是一百年来少有的生活幸福指数最高者之一。更难得的是，他的人格魅力发挥到极致，在革命者势若冰炭的关系中，蒋介石在面对蒋经国时，终于把蒋经国变成了自己的作品，这甚至是比他的实践更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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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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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为了自保，成立了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蒋经国担任该委员会的负责人。这一机构，负责统筹协调情报与秘密警察活动，主要任务是镇压台湾岛内的本土异见分子、调查搜捕“乘乱混进台湾的中共间谍”。像王朝统治的“东厂”、“西厂”一样，“辣手摧花”，蒋经国以恐怖高压手段维持政权的稳定，台湾的“白色恐怖”一言难尽。据说，从1949年至1987年解除戒严这38年之间，近3万人作为政治犯被捕入狱，其中约有4500人遭到枪决。经历过苏联肃反的蒋经国一定对此得心应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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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的罪责写进了历史。噤若寒蝉的台湾人民不会原谅他的罪行，曾被他关押过的李敖就说：“蒋经国辣手摧花四十年，最后死前几个月才来了一点怜香惜玉的噱头，我岂可轻予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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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如何，蒋经国最后一刻放弃了“蒋家王朝”，跟反对派互动，开创了台湾民主化不流血的宁静革命。今天的中国人多把蒋经国的这一转变看做是大的环境因素，即在享受台湾经济腾飞带来的成就感的同时，国民党面临着台湾本土人士参政的压力，以及异见人士要求自由化、民主化的压力，这些压力在美国等国际环境的催化之下更为巨大。因此蒋经国会顺应时代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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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6年，“国防部长”蒋经国在“国民大会”上推动一项临时条款修订案，允许台湾本土人士在民意机关里有一席之地。这一小小让步意义重大，三年以后，党外人士郭国基和黄信介当选“立法委员”，“立法院”内第一次出了两位真正的反对派人士。由此可见，台湾的压力固然大，蒋经国也是民主化的先行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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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时代潮流也好、环境的变化也好，都只是外部因素，最主要的，仍是蒋经国作为一个革命者的理想，跟中国人的修身齐家传统、圣贤传统相统一了。我们都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传灯续命者都明白杀生的因果道理，如白起、蒙恬等人不为自己的横死叫屈；中国传统的担当者都明白“其命维新”的道理，如赵武灵王、魏孝文帝、王安石等人要变法维新；中国传统的道统在于为生民万世开太平……因此，蒋介石一生杀生伤生无数，上干天和，下招人怨，到晚年放弃权力，躲进小楼成一统，而终得正果，正是回头是岸、修忏积善的表现。这一切都为蒋经国看见了。因此，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赠言蒋经国：“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这正是蒋经国变革的动机，也是他的胸怀，从这点上看，他绝非是在玩一点“怜香惜玉的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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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蒋介石已然走进个人的顺生日子中，颐养天年而不问世事，党、政、军大权实际上已经掌握在蒋经国手中。跟“儿皇帝”的谨小慎微比，蒋经国自此一开始就展露个性，他从开会做起，“别人一啰嗦，他就扳弄手指头或合掌抚脸表示不耐烦”。他把改革的板斧指向官僚，比戈尔巴乔夫更早，他提出了“公开化”，决定除了国防经费、外交经费之外，国家政府预算一概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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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2月10日，黄信介担任发行人的《美丽岛》杂志集会游行，黄信介等主事者演说，与会3000多名群众情绪激昂，不断高呼“打倒特务统治！”、“反对国民党专政！”等口号。形势危急之下，蒋经国仍表示，如果出现民众骚乱，警察必须“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同时指示，派到现场的宪兵不携带武器。双方有备而来，冲突难以避免。在集会结束后，主事者以三辆宣传车开道，几千民众持木棍、火把开始游行。四周待命的警察上前强行阻拦，并用催泪弹驱赶游行队伍，民众则以木棍、火把、酒瓶还击，近200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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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激怒的国民党开始还击，蒋经国也被指责软弱。在第二天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中，许多主张改革的国民党人被解职。蒋经国也受到巨大压力，不得已大举镇压。152名党外人士以“涉嫌叛乱罪”被抓扣，聚集在《美丽岛》杂志周围的党外运动核心人物几乎被一网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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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岛事件”引致国际压力，蒋经国内外交困。用一句俗语，蒋经国里外不是人，他一定痛切地意识，“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他意识到，在时代洪流面前，嚣张、腐败的国民党只有顺应变革，才能在历史中留下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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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0月，刚刚写完《蒋经国传》的作家江南在美国旧金山住宅中遭到枪杀。“江南命案”案发后，美国国家安全局展开调查，实施暗杀计划虽为台湾的黑社会竹联帮，但蒋经国的次子、与台湾情治系统过往密切的蒋孝武涉嫌其中。蒋经国有苦难言，他亲手缔造的情治系统长成如此怪物。但是，蒋经国仍坚定地说，只要他在，绝不允许台湾岛再流血。蒋经国为此改组情报部门，削弱其权力，不允许再把优秀学生派去情报部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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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还对部下说，决心在今后一两年内推动全面民主改革。当时，蒋经国所要执行的改革计划主要包括三部分：改革国会，结束资深中央民意代表长期不改选现象；允许反对党合法化；解除戒严。1986年3月，76岁的蒋经国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组”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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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9月，一百多名反对派人士齐聚被视为蒋家王朝象征的圆山饭店，成立“民主进步党”。据说全程监控的蒋经国说，“此时此地，不能以愤怒态度轻率采取激烈行动，引起社会不安；应采取温和态度，以人民国家安定为念处理事情。对组党问题，在不违反国策、宪法规定内，可研究组党的可能性，暂以秘密进行”。蒋经国对国民党要员们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过去的国民党太骄傲、太自负了，现在起，不能再跟从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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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掉一网打尽的机会，听任反对党成立，蒋经国再度受到国民党党内保守势力的压力，但他这次不再为之所动。国策顾问沈昌焕说：“这样可能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蒋经国平静地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他还说：“解严后当然应该更宽，不能更严，否则就是换汤不换药。”历史从事后看是必然的，在当时却是选择的。蒋经国维新面临守旧派的强大压力，证实了个人选择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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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孙中山的话，在蒋经国这里做到了，蒋经国顺势而行。1987年8月23日，立法院通过新的“国家安全法”，在台湾实施了三十八年的戒严令宣告取消；1988年1月1日，台湾当局宣布解除党禁报禁；1月12日，国会改革专案小组通过了旨在结束外省人掌控台湾政治时代的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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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逝世前半个月，蒋经国不顾劝阻参加“行宪纪念大会”。似乎天意安排，这位台湾的革命家在这里跟人民做最后的告别，他没想到的是要经受民主化的洗礼。他坐着轮椅被推上台，尽管有如往常般的欢迎，但反对派人士高举“老贼下台”的布条、持续的抗议口号格外刺目。作为个人，他心里极为恼怒，在他看来，“我一辈子为他们如此付出，等到我油尽灯枯时，还要给我这种羞辱，真是于心何忍”。但是，他仍是革命家，是政治家，即使面对反对派的激烈言辞而痛苦，直到回家的路上，蒋经国依然面带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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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并非一位天生的民主人士。但是，“他个性温和，追求共识，关心百姓疾苦，生活简朴廉洁，这些都是民主人士该具备的典型个性特征”。蒋经国的传记作家陶涵说，“在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之时，蒋经国在20世纪60年代末已经意识到，外省人对台湾的独裁统治最多不会再存续超过一个世代，唯有允许一个稳定的、追求和平的反对派存在，建设一个民主、开放的社会，才可能保住蒋氏政权的遗产，即稳定和发展以及一个中国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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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涵认为，儒家相信，要使社会和谐、井然有序且欣欣向荣，在位者除了要有强大魄力，还须心智开明、泽被四方。蒋经国最后的华丽转变，正是应和了这一逻辑。在这个意义上，蒋经国承续了共产主义革命、传统中国“内圣外王”的多重资源，而超越了单一的强人政治或传统“克里斯玛型”的权威政治，成就自己为圣王合一贤明通达的历史转折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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