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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家境贫寒，荣宗敬在十四岁时就离开学堂，到上海南市区一家铁锚厂当起了学徒。荣德生则在私塾学校读书，荣父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认为他可以考科举当大官。但荣德生却想早日为家庭分忧，三年后，十五岁的荣德生也到大上海谋生。此时的荣宗敬在一家钱庄做学徒，在他的引荐下，荣德生进入上海通顺钱庄做学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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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96年，荣家兄弟跟父亲一起在上海鸿升码头开了一个广生钱庄。因头脑活络、手脚勤快、经营上的稳妥，两年不到，荣氏兄弟就小有积蓄。过了几年，钱庄生意清淡，荣熙泰因病去世，兄弟俩决定转行。当时，荣德生南下广东一年，大开眼界。他对香港的繁荣有很深的印象，香港“满山灯火，可观者惟三条马路”，他甚至感叹香港的治安环境“夜间外出，必执灯笼，路不拾遗”。他拼命阅读香港出版的书籍，其中《美国十大富豪记》和《西方事业杂志》对他影响深远，在七十多岁接受记者采访时，荣德生回忆这两本书，一口气背出美国十大富豪中的八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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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熙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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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德生发现，从外国进口物资中，面粉的量是最大的，进口的面粉色泽好，价格便宜，这些用新机器磨制而成的面粉很有竞争实力，销路很好，而国内面粉厂却没有几家。他看出了面粉行业的商机，跟荣宗敬一拍即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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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兴面粉厂的进展并不顺利。当地乡绅告荣家兄弟私圈农田，还投诉他们工厂的大烟囱正对着学宫，有碍风水。开明的无锡知县孙襄臣驳斥了地方绅士的无理要求，使面粉厂顺利奠基。但保兴的面粉生产出来以后，销路不如预期的好，第一个月就积压了上千包。开厂一年多，其他股东就要求撤资，荣家兄弟只好把名字改成茂新，重新办了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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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家兄弟咬牙坚持了下来。他们物色营销能人，以打开北方市场。在销售上也很花心思，比如在面粉包里随机放进一块铜元，作为“彩头”，给消费者带来意外之喜，这种促销花样今天已是商业常见的手段了。1904年，日俄战争在中国境内爆发，面粉需求陡然增加，荣家兄弟的生意好了起来。1905年，荣家兄弟得知英国的制面设备比法国的要好，购进了六部英制钢磨机器，使生产能力翻了一番。当美国研制出了新的面粉机，荣家兄弟又举债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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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外国资本的产能萎缩，荣家兄弟等民族资本产业趁势发展。从1914年至1922年，八年间荣家的面粉产业发展迅速，其产量占到当时全国面粉总产量的29％。这种高速度不仅在中国绝无仅有，在世界产业史上也非常罕见。到抗战前，荣家的面粉厂已飙升到十四家，另外还衍生出了九家纺织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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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吴晓波先生评论荣家兄弟，说他们是一对十分奇特的组合：兄长荣宗敬长得浓眉方脸，英气逼人，做起事来雷厉风行，手段霹雳；弟弟荣德生则面圆耳长，慈眉善目，行事慎思笃定，稳健保守。两人在衣着上的区别也很明显：老大喜欢穿西装，整日发蜡闪闪；老二终年是青衫长褂，一副乡绅打扮。吴晓波说，这种截然迥异、颇为互补的个性也充分体现在生意上，甚至成为了荣氏事业得以壮大的最重要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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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宗敬的经营哲学是：“只要有人肯借钱，我就敢要；只要有人肯卖厂，我就敢买。”在进口美制面粉机时，需十二万两白银，茂新根本拿不出那么多的钱，荣宗敬力主向洋行借款，先付两成，其余两年还清。1905年，就在面粉厂有了起色之后，荣宗敬提出“吃着两头，再做一局”，开办了一家棉纺厂。从此，荣家靠面粉、纺纱起家，“既管吃，又管穿”，构筑出一个惊人的商业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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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宗敬的冒进个性使企业经常陷入危机之中。危难之际，荣德生的作用就显现出来。1907年，荣宗敬在上海做金融投机失手，造成数万元的巨额损失。身在无锡的荣德生带着自家田单及房屋单契，赶到上海，以此作保，才把荣宗敬从烂泥中拉了出来。荣德生曾在执一茶壶在手时说：“我与哥哥好比这个壶，一经破裂，虽持半壶在手，亦复何用。”后来二十多年中，这类事发生了多次，荣宗敬猛打猛冲，荣德生则在后面救援，多次把兄长和公司从悬崖边拉回。他的稳重自有成效，比如说，保兴在开工三年后，才打出品牌，以质量好而畅销全国。其他厂家都以为他用国外设备，磨出面粉质量好，荣德生在日记中反省时认为，是自己“办麦当心，剔去热坏麦”，此举增加成本，却让面粉质量过硬，赢得良好的市场口碑。就这样，荣家事业在激进与保守之间，十分奇妙而迅猛地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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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10年，荣家兄弟的工厂产量比初建时大了十倍，在国内首屈一指。1912年，荣宗敬在上海创办第二家面粉厂，起名福新。他在股东会上提出，为了扩大再生产，三年内不提红利，所有的钱全部拿出来“滚雪球”。1913年夏天，他租下陷入困境的中兴面粉厂（两年后全资收买，改名为福新四厂），到了冬天，在中兴厂东面，新建福新二厂。1914年6月，又在福新一厂的旁边吃进土地，建起福新三厂。1916年，荣宗敬远赴汉口，建福新五厂；第二年，租办上海老牌的华资面粉厂华兴，改名为福新六厂。与此同时，荣德生在无锡收购惠元面粉厂，改为茂新二厂，不久又租办了泰隆、宝新两厂。荣家兄弟因此成为无人可敌的“面粉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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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纱厂。1905年创办振新纱厂，到1912年时，纱厂每年可得利润20余万元。1915年，荣宗敬开建申新纱厂，购英制纺机36台，第二年投产开工，正赶上欧战期间的需求饥渴，上海的棉纱价格大涨，从每件90余两狂涨到200两，出现了“一件棉纱赚一个元宝”的暴利景象，申新在开工后的三年里，棉纱产量从3584件增加到9811件，棉布产量从2.9万匹增加到12.8万匹，盈利更是惊人，从开办当年的2.06万元增加到22.2万元，三年增长十余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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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荣宗敬出40万元买下上海一家原本由日本商人经营的纱厂，改名为申新二厂。自1884年，“红顶商人”胡雪岩斗丝惨败后，上海棉纱业先为英美商人控制，后成日本公司天下，如今，中国企业竟有气魄和能力收购日本企业，一时成了埠上让人津津乐道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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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荣家企业的日产面粉能力达10万包，这一数字约占当时除东北地区之外的全国民族面粉工业总生产能力的1／3；同时拥有52万余枚纱锭和5300多台布机，分别占全国民族资本棉纺织工业设备总数的1／5和1／4以上。荣氏被称为中国“面粉大王”、“纱布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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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业有成的同时，荣氏兄弟还致力于家乡教育、公益事业，先后在无锡创办了公益小学、竞化女子小学、公益工商中学（后改为公益中学）、大公图书馆，还集资在无锡和常州共建造大小桥梁88座。1929年又在无锡小箕山购地建造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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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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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家兄弟不同凡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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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荣宗敬在自己六十大寿时自豪地说：“如今中国人，有一半是穿我的、吃我的。”这个一路打拼冲杀的中国实业家有理由这么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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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者称道荣宗敬说：“宗公生于风雨飘摇之世，长于寒微有德之门，成于艰难困苦之中；一生以民生衣食、振兴实业为职旨，每欲自任天下，负刚大之气，遂爱国之心，事业之大，罕有其匹，堪称大丈夫！试想权重一国如李鸿章，才高一时如盛宣怀，家国天下如南通张謇，皆知不兴实业无以致富强，宗公步其后而事业胜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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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2月10日，荣宗敬脑溢血症复发医治无效，终年六十五岁。2月17日，国民政府颁发褒扬令：“荣宗敬兴办实业，历数十年，功效昭彰，民生利赖，此次日军侵入淞沪，复能不受威胁，避地远引，志节凛然，尤堪嘉尚。兹闻溘逝，悼惜殊深，应予明令褒扬，用昭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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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荣德生，同样非寻常商人，早在1912年，他就写下一本《无锡之将来》的册子，堪称无锡近代最早的城市规划。到20世纪20年代初，已经成为商界巨擘的荣德生再次热心地规划自己的家乡，为地方建设做出很大贡献。其中，造桥、修寺、办学等成绩斐然。荣德生曾告诉家人，在江南水乡，修桥比铺路更重要，没有桥，村民出门是寸步难行。2001年，有关部门对荣氏家族的所造之桥进行普查，发现有登记的为102座，仍在使用的为40多座。荣德生还感叹自己“仆少而服贾，志学未能，廿年来世味饱尝，更抱不读十年之恨”。在办技校、中小学之后，1947年，荣氏家族出资兴办高等教育，设立江南大学，令教育界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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