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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太太明确说：“朝内无人莫做官，家门无官莫经商。”她指望儿子们跻身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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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欧风东渐，欲求子弟不坠家声、重振家业，必须攻习洋文，以求洞晓世界大势，否则断难与人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这是一位母亲对儿子的家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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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有人向徐悲鸿索要书法条幅，他铺开宣纸，常常不假思索，随手就写下一首七言绝句，整幅书法，一气呵成，运笔老到，几乎烂熟于心：一片残阳柳万丝，秋风江上挂帆时。伤心家国无限恨，红树青山总不知。这首诗的作者正是孙多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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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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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近几百年历史，孙家不仅对寿州有开拓发展之功，而且从寿州走向全国、世界，对人生社会的理解自有家法。寿州孙家一度占据全城五分之三的地盘，且多在繁华地带。如今全世界的寿州孙氏后人更是人才济济，在官场、商场、文化领域多有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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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孙家对家教家风的自觉意识是极为罕见的。早在乾隆年间，寿州就有“南孙北刘”两大当铺一说，南孙即指孙蟠。孙蟠擅长金石书画，因捐资赈灾，得到朝廷赏赐，诏赠通议大夫。孙家的经商意识也许是那时即打下基础了，但跟一般商人拒绝文化不同，孙蟠在经营中理解到了文化的意义。这个当铺商人得到的教益是：若想长久地改变生存命运，只有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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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鼐出生在书香之家，他的曾祖是乾隆年间的刑部郎中，祖父是贡生，父亲孙崇祖则是地方上的教谕。这个类似于今天教育部门官吏的地方贤达，对孩子的管教极严，他立志要五个儿子都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孙崇祖去世后，他的妻子继承丈夫遗志，全力培养儿子们读书。但老太太对人生的看法朴素而具至理，读书为了改变命运，但在官本位的中国，最终必须以官为中心。老太太明确说：“朝内无人莫做官，家门无官莫经商。”她指望儿子们跻身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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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人家奋斗目标一旦明确，兄弟们就你追我赶。孙家五兄弟都读书成材，出息过人。五兄弟中家泽、家铎、家鼐都是进士，四个官至侍郎。“一门三进士，五子四登科”。而最小的孙家鼐，更于咸丰九年高中状元，蒙朝廷恩典，在家乡建“状元第”，先后担任工部尚书、礼部尚书、吏部尚书，甚至做过光绪皇帝的老师，成为清末最重要的管学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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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鼐也成了孙家家族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灵活多变又讲原则，使得他在官场能够左右逢源，屹立不倒。当时光绪的帝党和慈禧的后党之间矛盾重重，孙家鼐站在光绪皇帝一边，却也为慈禧看重。他的为官之道是大事原则小事忽略，故得官员们拥戴。孙家鼐既是皇帝的老师，当然属于帝党，所以他积极赞同变法，并参加了康有为创立的强学会的活动，在“百日维新”中奉旨创办了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但是帝党的种种活动，无不处在老佛爷慈禧太后的眼皮子底下，作为臣子，孙家鼐深知居中只能做些折中调和。“百日维新”失败之后，皇帝被囚瀛台，别的“新政”统统被老佛爷一刀砍光，独独保留下了孙家鼐主持的京师大学堂。后来慈禧得寸进尺，阴谋废除光绪帝，而别出心裁搞什么立储“大阿哥”，孙家鼐忍无可忍，称病辞官，回家养病。然而他这一掼纱帽，非但没有引起慈禧的忌恨，反而更加重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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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鼐生平简约谨慎，在激进派和保守势力之间，常取中间立场。他和翁同龢是当时最有威望的两位大臣，然而翁同龢的名气大于孙家鼐。这并非说孙只守中庸之道，他其实有自己的个性和操守。比如孙家鼐赞同1898年的许多新政，但是，他上疏反对康有为的政治理论。这或许能说明维新运动失败后孙家鼐何以能在朝中继续留任。而且他死后谥“文正”，入贤良祠。这是晚清中国的大功臣、只被谥为“文忠”的李鸿章都不曾享有的我国传统文明中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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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鼐一生几乎没有什么大起大落过，这跟他的低调内敛、自奉敛约有关。他的同僚、对手翁同龢说：“孙家鼐沉潜好学，服膺王阳明之书，立志高远，凝厚而开张，余欲兄事之。”亲历晚清四五十年的英国人李提摩太说：“孙家鼐是所有中国官员中最有教养、最具绅士风度的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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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鼐为政清廉，开拓进取，求真务实，绵里藏针，受到了同代人的高度评价。1909年11月29日，孙家鼐死在任上，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邮传部长、学者杨士琦撰写的挽联，对其为人、学养、品格都做了生动的概括：“事上也敬，行己也恭，杖于朝，杖于乡，允矣君子；和而不同，群而不党，能为师，能为长，所谓大臣。”自宋代以后，“文正”便是朝廷对大臣死后的最高谥号（荣誉称号）。宋代，司马光、范仲淹等人获得“文正”谥号；明代，获得“文正”谥号者仅五人。在清朝近三百年的历史上，只有曾国藩、李鸿藻等八人获赠谥号“文正”。孙家鼐便是其中之一，他是清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享有“文正”殊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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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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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在王朝中国被尊奉为楷模的人物自然可圈可点，他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范。他给孙家奠定了坚实的人生社会内涵。在寿州有不少关于孙家鼐严于自律、治家的传说。可以说，他不仅以实际行动，也以家法规定了孙家的处世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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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孙家鼐省亲，按常规从北边来的人马均从北门入城，寿州县太爷及州府等地方官员早已鼓乐齐备，在北门等候。孙家鼐得知这个消息后极为不安，他害怕张扬，吩咐车马改道，从小路绕至东门悄悄入城。到家后，县太爷前来向他见礼，他不接受，说：“在京城里我是官，在家里我是你的臣民。”执意要县太爷坐上面。这种谦和使得孙家鼐的官声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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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鼐回乡省亲期间，曾独自微服回访一位长辈。他出城门时迎面碰上一个挑粪担的壮汉，壮汉走得急，把粪水溅在了孙家鼐的衣服上。孙只是看了他一眼，并未出声，那壮汉居然大声呵斥他说：“我是状元家种田的，溅脏了你的衣服，你敢把我怎么样！”孙家鼐一字一板地说：“状元家种田的也要讲道理，不能仗势欺人啊！”后来人们告诉那壮汉，你碰到的那人正是孙状元。壮汉的气焰顿时消了，而且懊悔不迭。几天后，此事四邻八乡无人不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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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件事上，孙家鼐深感家风问题严重：一个“状元家种田的”就敢在大街上任意撒泼，其他各房子子孙孙、七大姑八大姨还能了得！于是他严定家规，不许后代奢侈胡来。孙家老人至今仍记得他定的一些规矩：十六岁以前不许穿丝绸，不许穿皮毛；举止须以《仪礼》为准则；如有偷、抢、奸等行为，族长有权给予重办等等。所以到了民国年间，寿州乡下孙家一位老母亲，亲自叫族人把亲生儿子勒死了，因他抢人家东西。还有一位当乡长的哥哥，亲自把干坏事的亲弟弟枪毙了，说是杀鸡给猴看。这种大义灭亲的做法，在王朝时代跟国法并不冲突，反而是一种有益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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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孙家鼐的父母给儿子们灌输的是一种努力上进的家风，那么孙家鼐则在家境更上层楼的情况下倡导了一种守成的家风。一代人的时间是可以改变命运的，重要的是如何善待命运的善意。信心，甚至大信若谦若懦，这都是必然的；同样的，要尊重既有的秩序、规矩。只有如此，才能守成，才能壮大，才有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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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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