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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比起孙中山的儿子孙科，黄一欧更多地继承了父亲黄兴的精神人格。黄一欧的人生事功没能赶超父亲，但他无愧。在大时代中，他跟父亲一样淡泊名利，认准了目标就去实施，他的人生有风暴，但他做到了低调、平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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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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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的幼子黄乃（1917-2004），即黄一寰，是著名的日本问题研究专家，盲文教育家，中国盲文之父。黄乃还未出生时，黄兴就病逝了，母亲因悲痛导致小黄乃早产。黄乃自幼受父亲和兄长的影响，小小年纪立下志愿，要投身到拯救国家和民族的革命时代中去。年轻时一次意外，使黄乃右眼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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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左眼也高度近视的情况下，黄乃克服困难去日本留学。黄乃加入了中共东京特别支部的外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同盟和中华留日世界语协会等进步组织，负责现代问题座谈会。1937年，二十岁的黄乃被日本警察拘捕入狱，在父亲生前好友的周旋下，日本警察释放了他。黄乃晚年回忆起这次在日本被捕的事情时说：“从那以后，我就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不管我身上背着多么沉重的十字架，对党的信念从没有动摇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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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黄乃回国，来到革命圣地延安，毛泽东还亲自接见了他。1939年，黄乃调中央宣传部任干事，专门研究日本问题。1941年，《解放日报》创刊，黄乃负责副刊《敌情》的主编。期间，他发表了一篇《南进还是北进》的文章推断了在华日军的下一步行动计划，得到验证之后，曾经轰动一时。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时，毛泽东在马列学院的开学典礼上讲话，讲到调查研究时对广大学员说：“你只有进行了调查，进行了研究，才有发言权，比如说黄乃，他对日本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进行了调查研究，在日本问题上，他最有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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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青年时代的黄乃才华横溢，他会日语、俄语、英语和世界语。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流传有“十大公子”、“十大才子”的排行榜，而黄乃均进入这两项排名。李锐先生的女儿李南央回忆说，父母亲在延安的通信往来多次提到黄乃，而且亲切地称其为“黄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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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乃勤奋，他长期处于艰苦紧张的工作环境之中，常年伏案到深夜，仅有的一只高度近视的左眼视力也迅速下降。1949年进入北京时，左眼视网膜又脱落。周恩来安排他去苏联治疗，去苏联时，他的左眼睛还能看到“人民日报”四个大字，回国后，双眼已经全部失明。“那正是他们那一代人希冀着大展宏图的时刻，他受不了，神经错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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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黄乃并没有“疯了”。黄家的家教救了他，他跟自己抗争，失败了，再找出路。他的自救也不是目光短浅的，而是立足于服务社会。在苏联治疗期间，黄乃开始考虑自己的前途。他参观了莫斯科的盲校，产生了创制中国盲文的念头。从苏联回国后，黄乃开始致力于研究和思考中国的盲人问题。当时的中国还没有统一的盲文，只有南北两种不同地域使用的很不完备的盲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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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春天，黄乃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呼吁全社会都要重视和关心盲人事业，同时黄乃集中精力搞一套中国自己的盲文。中国的盲人事业自此有了新的历史。当毛泽东主席看到了新中国第一个盲文刊物——《盲人月刊》时，有人告诉他，这套盲文是黄兴的幼子黄乃设计的，毛泽东高兴地说：“黄乃同志我知道，有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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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南央回忆时感慨：“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的时候，黄乃伯伯将个人的不幸转换成为中国盲人减轻以至解除痛苦创造条件的不懈的努力，他将自己那颗因失明而痛苦万分的心化作更为博大的胸怀和爱，结交新的盲人朋友，用自己的关心、体谅、尊重、单纯平和的感情去温暖数以百万计的中国盲人的心，带给他们像明眼人一样的对美好生活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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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黄乃多年的努力和实践，新盲文方案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得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批准。这套方案的实施，使近一千万中国的盲人重又有了明亮的“眼睛”。黄乃在盲人中培养了一批医生、教师、作家、工程师和音乐家。他被誉为“中国的盲文之父”，黑暗世界的“普罗米修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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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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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家人的好学、无我、笃实家风传承到女婿薛君度那里，又有新的表现。薛君度生于广州，原名炯裳，年轻时自费赴美国纽约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政治系，获得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在攻读国际政治的同时，他还选修了中国近代史。1952年，薛君度与黄兴小女黄德华结为伉俪。黄德华比薛君度大九岁。他的成名作《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动笔于1955年，是在大量发掘和收集西方半个多世纪中积累的有关中国辛亥革命的资料的基础上撰写的。经多次修改，值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之际，此书由斯坦福大学出版。此书扭转了20年代以来中外史学以孙划线的观念，使黄兴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得到中外学术界的重新认识。此书问世后，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被认为是“数十年来学术界研究辛亥革命最具有影响力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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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薛君度移席香港大学历史系任教。两年后，请假经欧洲返美，并代章士钊先生带一口信给李宗仁，从此长期在美执教。1996年，马里兰大学为表彰薛君度对该校和国际学术活动所做的贡献，授予他“里程碑”奖状。曾获此殊荣者，除了马大前校长杜尔博士外，薛君度是第二人。1973年，薛君度担任全美新政治学组织执行委员会委员，后任《新政治学》编委。次年，组织华盛顿暨东南各州大学中国问题研讨会并出任主席。研讨会每年开会四次，直到1981年，会员达九十人，包括后来官拜韩国总理的姜英勋。自1975年以来，薛君度以亚裔政治学者组织负责人名义，每年为美国政治学会年会组织有关中国或亚洲问题小组讨论会或圆桌会议，从未间断。可见其为人为学之笃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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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君度的学术研究涉猎面广，交游活动频繁，他跟国际政要和中国领导人都有接触，对国际问题和政治局势的分析，常常独具创见，鞭辟入里。他曾应邀与香港总督卫奕信午餐晤谈，坦言前任总督彭定康的刚愎自用，“他的做法和作风，对英国不好”。1997年，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在美国国务院召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东扩后问题研讨会，邀请俄罗斯及其他有关国家大使参加，薛君度以理事会理事应邀出席。他说：“美籍华人学者对北约有兴趣的恐怕就只有我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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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后的薛君度创办“美国黄兴基金会”，为宣传黄兴、研究黄兴做了贡献。薛君度继承了黄家的特点，在谈论历史时极为平实，并不夸大黄兴和革命党人的功勋，他说：“清朝的迅速崩溃，并不是被革命党打垮的（革命党没有自己的军队），而是部分由于袁世凯施展机谋权术，部分由于各省咨议局的立宪派向革命阵营靠拢。”至于黄兴和孙中山的矛盾，薛君度认为，黄兴和孙中山有过分歧，但更能够尊重对方，他们意识到，“前此的分歧，多起因于气质性格和处事方法的不同，大目标则是一致的”。更重要的是，薛君度率先打破了两岸多年来“孙中山中心”的辛亥革命范式，而指明现代中国的开国国父是复数而非单数。黄兴也是我们的国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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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薛君度在学术领域较完整地体现了黄家的家风。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有一个贤内助，薛夫人黄德华少时受到好的家庭教育，受父亲黄兴影响，牢记父亲为黄家所立的“笃实”的家训，为人正直，端庄贤淑。据说，黄德华除善书画外，还做得一手好菜，也善于治家，整个家在她的主持下，治理得井井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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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1月25日，黄德华在睡梦中去世。此时离他们夫妇金婚——五十周年纪念只差三周时间，薛君度感慨：“庄子丧妻，潘岳悼亡，都有不朽之作，我悲痛之情却非笔墨所能形容。‘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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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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