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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鹏先生记忆中的外婆，守寡几十年，床上一年四季永远铺着一张凉席，席面已经磨出光亮，淡绿色的篾条已经变成了棕色。他后来感叹，家乡在秦岭以南的浅山区，冬天的气温最低时在零下十多度，奔流的汉水已经结冰，早晨枯草的叶子上，落着厚厚的一层霜，屋里屋外几乎是一个温度，一个人睡在透风的屋子里的凉席上，盖着一床用了几十年的旧被子，那该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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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鹏先生的父亲在八九岁时，就给大户人家放牛了，童年生活可想而知。平日吃饱肚子，在严寒的冬季能在穿草鞋的脚上套一双棕片做成的袜子保暖，就是最大的享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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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内战时，志鹏先生的父亲被抓了壮丁，在军营里他找到机会逃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讨饭回到家。在逃亡路上，为了不再被征兵，他选择了自残，找了两块光滑且硬度高的青石，将自己的右手的食指，放在石头上，左手拿起了另一个石头，看准了放在石头上的食指，用力砸下去。因为石头不是刀，左手没有右手力大，无法将食指的第一个骨节齐整地切下，只是砸得血肉模糊。直砸到食指的第一个关节彻底报废为止，然后捡了一堆柴，烧成灰，按家乡的土法，抓了一把灰，捂在了手指上，这样止了血，也算消了毒。回家后，他的手指没有发炎，已结了疤。从此，他右手食指的第一个骨节，只剩下一个冒出头的肉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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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谋生，志鹏的父亲依靠自己的力气，做挑夫，凭两只脚，出山（到关中）下川（到四川），每天走百十里路才歇脚。那时无非挑些山里山外、山上山下的土特产，或者针头线脑之类的零碎，那时物资的流通，就全凭挑夫的肩膀和脚板。1949年后的新社会成立运输队，他的父亲就由挑夫改做车夫，从事乡下至县城的物资交流，为此落下一身毛病。苦干的杨父当上了陕西省级劳模，1952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杨父后来听从国家的号召，下放回家，从此不但没了工资，看病的钱也得自己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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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父养病期间，一家重担落到志鹏的母亲身上。所有的农活和割柴、喂猪的活路，由杨母承受。当时他们一家生活在东汉蔡伦的封地——龙亭小街上，住在街头租来的一间小房子里。那时的小街只是三天一个集市，小街上的人都以务农为生。杨母和小街上许多男人一样，扛着尖担，到几十里外的南山砍柴。有一次，一个毒蛇爬过的刺扎进了她左手的大拇指。因为消毒针打错了，她的手指开始红肿化脓，昼夜疼痛，她难忍的叫声在寒冷的长夜里超过了黑暗的可怕。直到大拇指烂掉了一个骨节，疼才终于被止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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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鹏记忆中的三叔，在汉中的航运队工作。在贫穷的年代里，吃国家饭是一件荣耀的事，不管这碗饭是怎么吃的，外人总会说：那人是吃公家饭的。因有一个工作着的三叔，志鹏先生小时候有几分自豪。实际上，三叔的工作，是顺着汉江运输货物。那时汉江里还没有装机器的船只，装满货物的木船，顺水而行还好说，逆水而行时，船的前行，全靠岸上的纤夫拉着走。他们将各自的拉绳，牵在长长的连接着船头的粗绳上，弓着腰，用尽全身力气，一步一声号子，艰难地前进。他的三叔，在很长的时间里，就是一名纤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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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鹏先生记忆中的家人生活多是黯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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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因此他要离开家乡，混出名堂。然而，自1974年参军，六年后，他自觉成功才踏上故乡的土地，当他见到父母的一刹那，成功的自豪感迅速瓦解，父母的穿戴和衰老超出了他的想象。故乡的贫穷依然没有改变，尽管他每年向家里寄钱，但他并没有改变父母的生活，他们依然在黄土地里受穷，他们的穿戴与乡下的其他人无二，他没有给父母带来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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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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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鹏先生记忆中的家人多跟吃喝相关。人生苦难中，生苦第一，谋生苦，对味觉也就极为敏感。今天的读者或者难以想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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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鹏先生对祖父的印象是，祖父每次赶集都会去看他，给他带来馒头或水果之类的吃货。祖父去世后，只有五六岁的小志鹏端着板凳，坐在路边，学着大人们哭的声调说：“以后没有人给我们送馍了。”这样哭着哭着，“想起爷爷真的走了，就流下了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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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鹏先生对苦命的外婆的印象是，永远是一张笑脸，她把贫穷年代有可能拿出的一点好吃的，都给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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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鹏先生的二姑夫是国家的工作人，他从小就很羡慕。让他终生难忘的是，二姑父带他到洋县城关区的机关食堂里吃过一顿饭，一个馒头加一碗杂烩。馒头不必说，杂烩可不简单，虽只是萝卜、豆腐、粉丝加几片肉炖到一起，但那是一个少年生平第一次吃到的最香的一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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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鹏先生小时候听大人们聊天说，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年份，三斤红薯就可以让县剧团最漂亮的花旦唱一晚上的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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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上学时的伙食，是每个同学抓两把米放进自己的碗里，再加一块两块红薯，蒸好了自己去笼里拿，然后交两分钱的饭票。菜是白菜土豆之类的大烩菜，交五分钱即可打一份，但他常常吃不起。一周里能吃一两次就算口福了。志鹏先生说，每天上午的最后一节课，他常常饿得眼睛发花，脑子发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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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记忆里，年少时曾去茅坪的九池大山里扛木头，经过茅坪小街的街头吃饭，吃的是寻常的红薯玉米粥，又叫包谷拉拉，“拉”字的意思，大约是拉着石碾碾碎了的含意。因为包谷的生长环境和土质要求不高，容易生存，就成了人们的家常饭，每天必吃一顿，在没有其它粮食可调节的日子，一天能吃上三顿包谷拉拉，就是上等人家的生活。尽管稀得可以照出影子，但里面的红苕（红薯）可以充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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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志鹏在街头吃包谷拉拉时，最为激动的是吃上了一种后来才知道叫“豆腐乳”的东西，虽属山里人家自己制作，却是他从没见过尝过的，从未有过的味道立刻刺激了他的味觉，他当时觉得，它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甚至比肉好吃。可惜主人只给了四小块，一碗没有吃完就没有了，余下两碗饭，只能白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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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前后的一个青黄不接的二三月，志鹏先生的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有红苕吃，有菜汤喝，已是奢侈的生活，放学回家，常常揭开锅是空的，盼望着大人的努力。有一天到家，杨母突然揭开锅，给他盛了一碗粉条豆腐干汤，说是汤，干得就是一碗饭，让他有一种巨大的幸福降临的感觉，原来这是进山钉鞋的父亲给他们带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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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农村当时请客要办理叫做“一拼四盘”的宴席，“一拼”指一个大碗的汤菜，碗大得相当于一个小脸盆，农村人饭量大，吃饭用那种特大的碗，吃饭如拼命，吃得多，所以用“拼碗”这个词给大碗起名字。“四盘”是用盘子装的四个味道各异的炒、蒸、煮的菜。加到一起，大致是五个热菜，再加上凉菜，总共也就七八个菜，但这是厚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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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直到近年，农村仍多有“以食为天”的地区。21世纪的今天，农村人仍把吃饭请客看做人生大事。前几年，志鹏先生去看他的小姑。小姑立即安排女儿给他们做饭。当知道志鹏吃过饭后，小姑又让女儿给他烧茶。茶并不是指开水或通常的喝茶，而是醪糟或冲鸡蛋汤。农村人待客，一定要让客人端碗，如果没有吃饭、喝茶，对不住客人，客人也对不住主人。茶烧好了，是一碗很稠的鸡蛋汤。志鹏先生吃素多年，本不吃鸡蛋，闻到鸡蛋的气味，就有呕吐的感觉。但家人的血脉亲情让他感动，接过碗，头也不抬地一气喝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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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吃喝也有喜剧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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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鹏先生的兄长参军后一度要提干，70年代的部队提干是大事，政审严格。杨兄所在的部队团政治处派人政审，查到了他准岳父的历史，时光倒流回1949年，解放前夕，有多事者找那个准岳父农民在内的多位朋友吃饭，说共产党要来到，天要变了，到时大家互相照应。说说就完了，既无文字记录，更无纲领之类的，后来却被人反映到了土改工作队那里，凡是吃过饭的人都去谈话，作了记录。因吃饭时确定说过对共产党和未来新社会不满的话，就把吃这顿饭定为反动会道门组织，叫什么名字呢？办案的人不能编，得从事实出发。因那顿饭最值得提及的好吃的，就是大块的红烧肉。于是，办案人员就把这个反动会道门组织定名为“吃大块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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