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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厚娶楼氏(或作林氏),有二子,长子为杨畏(1013—1095)。杨畏,字服之,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进士,累官礼部尚书。“绍圣三年,直宝文阁待制、知成德军杨畏知河中府”(20),不知是否即此杨畏?次子为杨昱(1016—1046),一作“异”,字敏之。根据杨砺的“清敏”谥号,分别命名两房,称为清房、敏房,以希望子孙们记住祖先。杨昱有二子,长子杨仁英(1037—1104),其后裔七世孙杨梦龙居青山藤穿石之北,为上杨;另一后裔杨梦鹤居青山长河港口,为下杨。他们俩人分别成为上杨、下杨支的始祖。杨昱次子杨仁爽(1040—1107),字德明,人称松坞居士,有隐德,世居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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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镜川杨氏肇基祖杨仁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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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后期,杨仁爽自青山迁居鄞县西南部的光同乡仲夏里的杨家堍。杨家堍在西杨明行桥北小漕东南,“在镜川之阳,小江之阴,麟、凤洲之上,谚曰杨家堍。堍者,方言即洲也”(21),俗呼“杨家库基”。杨守阯《园东库》诗称:“桥北东园中,旧名杨家库。金帛星散余,佳名尚如故。”(22)镜川在东边,是仲夏里各河的汇集处。西边的小江,又称小江湖,明代称碧川。杨守阯《碧川水》诗称:“源自碧溪来,名著魏文节。川流抱吾庐,命名慕前哲。”(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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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乾隆本《镜川杨氏宗谱》中的西杨与东杨地图可知,这里东西向河流有近十条,南北向至少有两条。各条河流均是连着的,中间狭长的地块就是洲,也就是堍。读者当然可以用江南河网密布来理解,不过,历史上这可是著名的小江湖所在地。据学者考订,小江湖在宁波城西南三十里的清林—栎社—南塘湖—芝山一带(24)。石碶是小江湖的东泄口,洞桥乡仲夏河上的仲夏堰是小江湖的西泄口。杨守陈《小江湖诗十首》,其中有:“小江三十里,一碧湛清空。源出丹山表,波浮绿野中。七乡均引溉,双溪并疏通。忽变桑田后,谁知王令功。”又说:“湖废已云久,遗踪人未忘。清林连北岸,甬水漫南塘。栎社烟云秀,芝山雨露香。此中当旧日,万顷绿汪洋。”唐朝贞观十年(636)知县王令君疏浚后,可灌溉八百顷农田。太和八年(834),鄞县令王元修它山堰后,又整治了小江湖,仍可灌溉八百顷农田。小江湖的形成,显然与四明山溪水的自然流向有关。上游流下来的溪水,遍布低势的平原,积久遂成湖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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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以后的小江湖是如何消失的?笔者曾以为与北宋后期明州太守楼异废“陂湖以为田”政策有关(25)。现在想来,更大因素可能与唐代它山堰的建成有关。宁波西南的淡水资源,主要来自四明山,四明山的主要溪水是漳溪。唐代之前,通过鄞江自然流入奉化江。奉化江是一条通海的江,它的水是咸水。当潮位升高时,海水会倒灌进来。据说,水位高的时候,可以倒流到现在的樟村,这严重地影响了周边的淡水资源。为了防止海水的倒灌,蓄积淡水资源,解决新明州城淡水资源,必须建一座堰加以阻隔。因为此堰是借助自然的高低地势,建立在它山旁的,故名“它山堰”。它山堰的建设,最大的亮点是可以人为地控制樟溪水的流向与流量。从西面四明山区流来的樟溪分为两支,向东的一支叫南塘河,俗称上江、小溪,经过鄞县西部平原到达宁波,沿途河渠织成一张密布平原的水网;先向南经它山堰复向东的一支俗称下江、大溪,汇入奉化江,经宁波汇入甬江入海。南塘河在鄞江镇段,有一条流向北面的支流,称小溪港,就是碧川。杨守阯《小江湖》诗称:“大江去宗海,小江汇为湖。”(26)此所谓大江与小江,似即大溪与小溪。四明山溪水因为有了人为的调节与控制,水的流向就开始规则化,主要的水流入了南塘河与奉化江。由是,原来小江湖的水资源减少,某些干涸。到了北宋后期,明州太守楼异的废“陂湖以为田”政策,进一步导致小江湖的缩小。比较有意思的是,“守”字辈兄弟的字称镜川、碧川、西川、澄川、南川,“茂”字辈兄弟的字称麟洲、凤洲、泗洲、竹洲、枫洲、龙洲、云洲及芝山、仁山,正由这些小河山地名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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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仁爽从鄞县东乡的青山迁居到西乡仲夏里,其具体的时间点,杨守随认为是“吾祖正六府君,宋仁宗时,自青山徙居碧川之阴,镜川之阳,麟、凤洲之上。居凤洲者曰东杨,居麟洲者曰西杨。”(27)如果仁宗时期(1023—1063)说成立,则杨仁爽迁徙时间应在仁宗末期的青年时期。其迁移之因,据说是“宗族蕃衍,有别墅在西乡之仲夏里之小江之上,因徙居此”(28)。这也证明与明州太守楼异的废“陂湖以为田”政策无关,杨家早在此前已经建立草房而有所开发了。如此,杨仁爽成了小江湖较早的拓荒者之一。杨守阯《小江湖》诗称:“自变桑田后,满目皆膏腴。”(29)因为杨氏不断地在此生根发展,这块地后来也被称为“杨家堍”,而杨仁爽自然也就成为镜川杨氏的肇基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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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东杨、西杨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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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仁爽有两个儿子。长子杨顒(1058—1117),字廷望,娶张氏,自明行桥北徙千丈镜之杨家堍,也称麟洲,为东杨;次子杨硕(1061—1127),字廷器,娶何氏,自明行桥北徙,居东南小漕西的西杨宅,也称凤洲。因漕底旧有合抱樟树,又名樟树下杨。杨顒、杨硕兄弟隐居乡村,是普通的农民。戴灏称“二公昆季,笃于天性孝友,良能垂统继志,蕴经世之才,然不及用。……可知一庭聚顺,蔼然太和之气,溢于两间。虽韬晦川原,而才猷自具,殆所谓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者欤?”(30)东杨与西杨,中间隔了一条河,实际是两片为河水所围绕的小洲。杨守阯《东西杨》诗称:“原自青山来,分疆如曾、卫。云仍数百年,同祖连枝墓。”(31)由西面的碧川发展到东面的镜川,正是杨氏家族人口发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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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杨家堍杨氏不称碧川杨氏而称镜川杨氏?显然与杨守陈号镜川有关。杨守陈的成功,让“镜川”也跟着出名,于是后代就称为“镜川杨氏”。“人之名世者不择地而居,地之名胜者必因人而著”(32),杨自惩的话道出了这个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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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硕有二子,即杨世二、杨世七,为迁鄞五世祖。次子杨世七后迁周家桥,即为中杨。从此,杨氏“鼎分为三”。杨世二有三个儿子,即杨百十二、杨百十四、杨正权(百二十),为六世祖。杨正权有四个儿子,即杨添四、杨添七、杨添八、杨添十二,为七世祖。杨添八的儿子即再十一公杨珪,为八世祖。以上四代人物,是南宋140年间镜川杨氏的主要祖先。这几代人物,没有大的事迹可记录下来,说明是一些普通的低层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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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四太尉建新风伯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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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期,流传下来的有关鄞县杨氏的事迹不多,设新风伯庙是值得关注的大事。北宋熙宁(1068—1077)间,鄞县令虞大宁鉴于它山堰配套的三座碶即乌金碶、积渎碶、行春碶设置空间有缺陷,即积渎碶与行春碶间隔了30里,道远途长,洪水难尽泄,淡潮未易通,于是在北渡的风堋新建望碶,以增加它山堰水的泄量。从此,“田畴可种,远迩咸欢”。有人为了感恩,在风堋边建庙纪念,人称风堋庙。后来,当地人将“堋”讹读为“伯”,于是成为风伯庙。宋神宗元丰(1078—1085)末年,杨氏后裔有官至太尉者,人称杨四太尉。杨四太尉觉得此风伯庙离家太远,四时祭祀不便,于是“分其香火,立祠于第宅之南”(33),人称新风伯庙。死后,杨四太尉祭于新风伯庙,人称“杨四太尉尊神”。这段事实如果存在,属于鄞县杨氏后裔发生的故事。民国《镜川杨氏宗谱》卷一九《著述》所谓“庙毁碑烬,遂失其名”是比较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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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民国《镜川杨氏宗谱》,宋代杨氏进士有50人,这应是全国杨氏进士统计数。其中,仅杨畏是鄞县青山杨氏后裔进士。问题是,查龚延明等《鄞县进士录》,这位杨畏也不见记载。由此可知,青山杨氏、镜川杨氏均处于草昧发展时期。所谓的“世为宋臣”,仅是就全国杨氏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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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义不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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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灭亡以后,原来南宋地盘的汉人,称为“南人”。“南人”受故国情感因素影响,讲究民族气节,多不与蒙元政权合作,宁可自我边缘化,回归民间,以求经济文化上的发展。镜川杨氏正是这么一个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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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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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氏八世祖杨珪,人称再十一公,少长于诗。南宋灭亡以后,以世为宋臣,义不仕元,作《咏史诗》,有“吾家世臣宋,绂冕兴如去。今虽为庶义,义不忘宋恩。国亡幸免死,忍复干禄云。耻为肤敏士,宁作殷顽民”之句。又作《书感》诗,称:“枫江渡口草萋萋,桃浦桥边夕照低。惟有旧家双燕子,年年飞绕绿杨隄。潦倒江南一布衣,家贫岁晚寸心违。不堪倚杖枫江路,手种青松大十围。”(34)可见,杨珪过着十分普通的平民生活。他会作诗,讲究儒家气节,说明读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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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珪有三个儿子,杨伯雷、杨伯震、杨伯霖,为九世祖。临终前,杨珪要求子孙不能出仕,称:“张良大父父,相韩五世君。报仇误一击,佐命筹三军。灭秦复诛项,兴汉称元勋。始终心为韩,义烈千载闻。我家世仕宋,沐恩厚,不可以背旧主,臣新主。”(35)这可见宋代忠义观念教育影响之深。考虑到镜川杨氏两宋时代没有出过多少大官,所以,此所谓“我家”,应是就更大范围的杨氏而言的。再加上断续的科举制度,使汉族士人很难有机会出仕。如此,子孙守其遗训,没有人入元版,家谱中确实也没有做官记录,后人称为“镜川之杨,执义不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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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子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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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霖的儿子杨子杞,人称“新五”,为十世祖,生卒年不详,大体在元代后期。“读书,善务仁人长者之行,守祖训,亦不仕元。”(36)本来,他的辈分是“元”字,因厌恶元朝,将“元”字改成“新”,故称“新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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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杞是镜川杨氏发迹的关键人物。他不出仕,专注于教育与农业,经过不断努力,成为当地富户,“以高赀闻,大构堂宇”(37)。虽然富裕起来,但他并不欺贫,“见有孤寡无助者,辄周恤之”(38)。他对儿子教育非常严,“每饮酒,令诸子歌颂以乐,若有及他曲者,即叱出之,其严正如此”(39)。连乐曲都有限制,可见其为人处世要求之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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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杞的贡献之一是确立了镜川杨氏按辈分取名的制度。说到中国特色的行第、辈分制度,在此有必要作一溯源考察。行是“雁行”,排行是指兄弟们出行如大雁一样排列有序。考察辈分制度,要注意单名与复名的不同,要区分同胞兄弟与同宗兄弟取名。因取名方式的不同,行第的表达方式也不同。汉唐时期,中国人多喜欢取单名。由此,兄弟取名的行第,往往是通过偏旁的相同性来体现的。“单名以偏旁为排行,始见于刘琦、刘琮,此后应璩、应玚,卫瓘、卫玠之流踵之而出矣。”(40)汉唐时期,当然也有复名者。由是,兄弟间会用一个共同的行辈字来取名,顾炎武以为:“兄弟二名而用其一字者,世谓之排行,如德宗、德文,义符、义真之类,起自晋末,汉人所未有也。”(41)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时期,不管是单名或复名,往往局限于同一父亲所生的同胞兄弟间,不是宗族兄弟间的行第名。同胞兄弟取名有相同性容易做到,但同宗兄弟较难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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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宗兄弟间讲行第,始于唐朝。唐人单名之外,多用“姓氏+数字”格式,表达的是同族不同年月出生男子自然大小顺序,如白居易称“白二十二”之类(42)。这应是非正式的同宗兄弟称谓。这种模式的缺陷是不分上下代,只按出生时间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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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宗兄弟间普遍按辈分取复名习尚的形成,大体始于北宋。《宋史》卷二一五《宗室世系表》,明确有字辈。上行下效,于是形成习尚。到了南宋前期,民间已经有了按辈分取名习惯,如宁波著名的史氏家族,第四代为“师”字辈,第六代为“弥”字辈,第七代为“之”字辈,第八代为“卿”字辈。此为目前笔者所见最早的完整的同宗兄弟辈分制度。这种辈代制度,应该是从士大夫家族开始的,进而影响到民间其他普通家族。要做到同宗兄弟取名的共同性,应是宋元等级宗族观念与宗族制度强化以后的产物,也是家谱编纂制度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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