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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陈以洗马归省，经过一个驿站。那位驿丞不知“洗马”为何级别官员，平起平坐地与杨守陈聊天，且冒失地问杨守陈：“公职洗马，日洗几马？”杨守陈风趣地回答说：“勤则多洗，懒则少洗，无定数也。”一会儿，有人通报，有一位御史将来驿站，驿丞催促杨守陈让出上等房间给御史住。杨守陈说：“此固宜然，待其至而让未晚也。”等那位御史到，御史长跪在杨守陈面前问好，才知是杨守陈的门人，驿丞吓得伏在地上谢罪，杨守陈笑笑，没有与他计较(306)。这是一则经典故事，由此可见杨氏的雅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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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杭州时，见到了准备参加会试的弟弟杨守阯，拟参加乡试的从弟杨守、杨守随、长子杨茂元。八月二十七日，任杭州僧纲司都纲的宁波人顾本源邀请他们一行游览了天竺山(307)。这是他们平生第一次游览此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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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陈是一个孝子，屡次以不能归省为忧。“母子之亲，天性也。有舍其亲以仕于国者，惟以君臣之义不可废，且觊禄令貤封，以致养与荣于亲耳。不然，何庸仕也？”归省时，曾作诗“赫赫三公位，堂堂万金赀；何如茅檐下，母子相娱嬉”(308)，写出了他的天性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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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五年（1489），母亲张氏获得了孺人称号。八月十六日，组织了母亲的70大寿庆祝活动。“藩臬府卫而下上寿者，雕鞍画舫，弥旬不绝于路，里人以为荣”(309)。黄润玉作《敕封孺人杨母庆寿序》，称：“锦衣前列，班衣后从，煌煌乎家庭之间，芳邻盛族，尊俎具陈，瞽师伶童，笙歌迭奏，寿觞举而乐，作采袖舞而欢腾，是诚孺人四德全五福备，而善教子之明效也。”(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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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七年（1471）八月，主持应天府乡试(311)。倪谦（1415—1479）作诗称：“先生自是文中豪，魁名烨烨驰清朝。早登翰苑阅中秘，寻入宫坊居上僚。京闱多士如云集，圣主亲烦司黜陟。经幄初辞讲读班，词垣暂辍丝纶笔。”(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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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八年（1472），迁侍讲学士。成化九年（1473），校正《通鉴纲目》。十一月，预修《宋元通鉴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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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十年（1474）十一月十日，三弟杨守隰卒，才36岁。母亲张氏伤心过度，十一月十五日，母亲张氏卒，享年75岁。其时，父亲已经故世23年。成化十一年二月，杨守陈离任，回宁波守丧。“远在数千里之外，生不能定省，病不能扶持，死不视敛，不孝至此，尚复何言！”(313)当时杨守陈才五品官，没有资格享受官祭礼。不过，皇帝念杨守陈资格老，命礼部遣官谕祭太孺人七品命妇。这让杨守陈十分感动，“在仆受非常之赐矣。仆官虽久，而家尚贫，丧葬之费，皆借贷以给之”(314)。由此可见杨守陈之廉洁。三月，杨守陈将朋友们写的有关父母的行状、墓志铭、祭文、挽诗、哀辞等，汇编成册，称《幽光录》，共二卷，上卷录父亲有关资料，下卷录母亲有关资料。六月，又汇编父亲遗稿成《梅读稿》，请夏时正作序。由此可知，杨守陈的历史文化意识相当强。如果不是他在守丧期间整理父母的资料与遗稿，今天想要研究杨自惩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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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十四年十月，服除，还任。倪岳称：“自笑宦情淡泊，还惊诗律清严。”(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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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杨守陈升侍讲学士，夫人丁氏封为宜人。杨守陈迁少詹事后，丁宜人“始得通籍中禁，预两宫朝贺，屡荷锡赉”(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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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二十年（1484），杨守陈年届六十。成化二十一年，其夫人丁氏也年届六十，家中人为他们做了六十大寿。倪岳称：“绯袍翠翟，交辉于堂陛之上；童颜鹤发，相映乎杖屦之间。……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兄兄弟弟，肃如也，穆如也，庆具于一家，声动乎一时，顾其为瑞，孰能加诸！”(317)这一场景，十分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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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陈是一个十分本分的人，“仆平昔守礼与法，虽造次未始违之。苟非礼法所得为者，虽高官大爵，不以芥蒂于胸，而况区区者乎？召公又曰：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小嫌曲谨，此仆之所常致力而老犹不懈者也。嗟乎！今之位高显者，多谓己能自致，视卑晦者皆无能之人，不复一念及之。”(318)这段话明确地反映了杨守陈的为官理念：以礼法为标准，只做符合礼法的事，而不会刻意追求高官厚禄。他更反对等级价值观念，以官大为成功，官小为失败，以做官级别的大小来判断人的能力。由此可见，杨守陈不会刻意钻营，“泊然退处，未尝求进”。结果，五品官当了十六年。他不是一个为追求做官而做官的人。有一位权幸想拉笼他，派手下人传达此意，结果杨守陈回绝了。私下对那人说：“吾犹嫠妇也，守节三十年，今老矣，岂白首而改节耶？”(319)此话一时成为名言。虽然如此，他的内心是不好受的。“且入朝班，满前皆少年新贵人，独以一白发青衫厕其后，虽未谋引去，宦况已索然矣。以此，日勉强一朝外，辄闭门却扫，第与弟子相谈语，教孤侄、长孙读书，引数小孙玩庭中花木，游屋后园地，日用是消遣耳，余皆置之度外。”(320)他只能调节心态，自娱自乐，以教育孩子为业。《西园杂咏》“吾衰无复梦，宅畔且锄犁”(321)，也生动刻画出了杨守陈晚年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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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陈的官邸在大时雍坊（今西长安街南的正阳门与宣武门间）之高坡巷，这条巷地势高而干燥，特别明亮。初没有名，杨守陈将之命名为高坡巷，从此这个名字就叫开了。天顺二年（1458），重回北京，始置室四层（意似“排”），每层一间。天顺六年（1462），复购买了旁边的房室，有意建后花园。成化十年（1474），对原来的四层作了翻新、扩充，各层有七间或五间。成化二十一年（1485），后花园成，称为后乐园，亭称风咏亭(322)。一段时间，他喜欢在后乐园植蔬菜以自乐，指挥僮仆在其中忙碌。因为精心种植，收获颇大，“蔬菜日茂蕃”(323)。因为忙于工作，杨守陈的后花园前后经营了24年。“余自居此巷，未尝他徙，逮今垂三十年”，可见文章写于成化二十三年（1587）。在三十年中，高坡巷有了较快的发展，人气大旺，“昔之民居化为官舍十六七，而一门父子兄弟同显者又七八家，他巷皆莫能逮，岂京华之秀气尤萃于兹巷也耶？一日，余与竂属坐东阁，偶语及此，共叹其盛，谓宜易其名，曰联芳巷，以表异之”(324)。可见，这条巷的风气十分好，连连出进士，所以才有“联芳巷”或“联珂里”之说。在这里，杨守陈兄弟经常宴请朋友。程敏政称：“咫尺高坡巷，翛然绝市尘。……歌彻江南弄，杯空白下春。高风镜川老，不是草玄人。”(325)倪岳称：“长怀廊庙匡时学，犹见园亭宴客诗。宦业自高心自乐，平生佳兴许谁知。”(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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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晚升吏部侍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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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晚年，杨守陈还是等来了上升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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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陈是太子的老师，日侍讲读。以《文华大训》成，升詹事府少詹事，仍兼侍讲学士。成化二十三年，宪宗过世，孝宗即位，例迁宫寮执政，本来准备任命杨守陈为南京吏部右侍郎，皇帝审查时，临时取来御笔，涂掉“南京”二字。当时的吏部，王恕为吏部尚书，刘绍和与杨守陈为左右侍郎。三人协心为政，相得甚欢。“凡黜陟人才，公于其人忠邪憸愿奸，侃侃言之，不以为嫌。王公知公好恶无私，率皆听用。故当时所用舍，天下以为当。”(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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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宪宗为内官驾空的教训，文官集团们决意改变旧习。弘治元年（1488）春二月，杨守陈上《请讲学听政疏》，请上日御经筵及午朝听政，大略谓：“陛下御极以来，听纳忠谏，躬览题奏，人谓可几尧舜。臣愚过虑，若内养未深，外资未博，岂能始终如一。伏愿遵祖宗遗制，开大小经筵以讲学，御早、午二朝以听政，慎择讲官，与之征诘疑义，曲赐清问，左右惟置经书及祖宗典训，轮阁大臣尝值殿右厢备顾问，必使居文华之时多，居乾清宫之时少，则所得于内者深矣。午朝章奏，俱亲为裁决，有大政则召诸大臣面谕得失，使各尽谟议，诸臣俱得进言，常用天下之耳目，为一人之聪明，则所资于外者博矣。内外交养，日深以宏，即尧舜何远之有！若日讲午朝，徒应故事，章奏并付司礼，积弊未革，臣窃忧其所终。”(328)这篇奏疏的核心思想有二，一是把皇帝从内廷的种种羁绊中解脱出来，二是以儒家经典一点一滴地去影响皇帝，最终达到改造、塑造皇帝之目的。幸孝宗听得进意见，次月即御经筵午朝。程敏政作《镜川杨学士经筵进讲图赞》称：“其色粹则占其养之也完，其容舒则知其见之也定，老成可竦乎具瞻，诚意足回于上听。然为学之勇，思造渊泉；入仕之迂，每惭捷径。是有得乎心传之懿，无取于口给之胜者欤！”后数年，皇帝时时召辅臣论政。有人谓孝宗十八年圣治，“俱公一疏发之”(329)，这样的判断有一定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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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宪宗实录》，杨守陈为副总裁，仍兼理部事。杨守陈上章，请求解除自己吏部职务，专门负责修史之职。没有同意。再上奏疏，皇帝仍是不同意。“已而，嗜进者以讦为直，诬诋大臣，君子不自安。”杨守陈叹曰：“吾可久处此耶？”八月，上疏要求致仕，说：“吏部进退百官，众怨所集，闻望如尚书王恕者，尚招人言，况臣迂疏，岂胜此任？伏望放臣致仕，俾养疴林下，以尽余年。”皇帝不许致仕，要他以吏部侍郎兼詹事府丞，史馆供职如故。(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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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杨守陈长子杨茂元在宁波城内府学右边（今宁波图书馆东侧），建构了镜川书屋，准备给杨守陈退休以后居住。“杨文懿公镜川里第在城南，盖镜川者，仲夏诸流之所汇也。书院何以在城北？则公子麟洲侍郎闻其父累疏乞休，故建此以待公之归。公卒于京，不及开讲其中，而吾乡学人向尝受业于公者，仍聚业于此，故其斋舍弗替。”(331)这是杨氏最早在宁波城内建造的居处。“越六年，李公行来守宁郡，深慕其德行理学，遂将侍郎所建以奉生者，爰立主以祀之，俾前日受业诸生仍聚讲于其中。”(332)这应是弘治八年（1495）的事。李行，字遵化，江西人，弘治元年至弘治十年（1488—1497）间任宁波知府。李行深慕杨守陈的德行理学，借镜川书屋场地，立文懿公祠，鼓励杨守陈的学生们在此聚讲。“今吾郡大夫又为先文懿公作镜川书院”(333)，可见，文懿公祠称为“镜川书院”。杨守阯应侄子杨茂元之请，作《文懿公祠，茂元求记》，称：“吏侍官同韩退之，礼书追赠亦相夷。忠言直道三朝望，懿德雄文百世师。公议在廷加美谥，私抄传世释群疑。乡邦崇祀新祠立，安得东坡作庙碑。”(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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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二年（1489）冬十月，杨守陈生病，十月十六日，病情加重。杨守陈对弟弟杨守阯及儿子杨茂仁说：“吾学至为君子，吾仕登三品，吾年迈六帙，夫复何憾！惟受今天子厚恩未能报，先祖栖芸先生未及封，汝曹勉图报称，以继吾志。”又说：“吾生平所友，皆天下名士，惟太宰王廷贵、司寇何廷秀、少宰刘绍和相知最深，我死，可请廷贵（王）为神道碑，廷秀（何乔新）为墓志铭，绍和（刘宣）为传，庶几传后不诬。”(335)两天后，端坐而逝，享年六十五。由此可知，王、何乔新、刘宣三人是杨守陈晚年最为知心的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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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录，“杨文懿公临终，于先墓衣冠北拜辞皇帝。或进曰：‘医诸？’曰：‘医者，医病也，吾其病乎？’曰：‘祷诸？’曰：‘祷者，有所愿也，吾所祷非吾所愿。’曰：‘若是，将何以为归？’曰：‘亲在，安归？’徐起，徘徊四顾，若远行状，乃敛手足，端坐而逝。公为学直窥性宗，而践履真至，故死生之际脱然。”(336)这是一段非常形象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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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乔新称：“上闻讣，嗟悼，赠礼部尚书，赐谥文懿，命礼部谕祭，工部营葬。”(337)“今杨守陈任三品官，未及三年病故，伊弟杨守阯为伊奏乞赠官，并请原任三品诰命封及祖父。除请原任三品诰命封及祖父例难准理外，所据赠官一事，臣等未敢擅便定夺。缘奉钦依，吏部看了，来说事理。弘治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具题。次日奉圣旨，是杨守陈赠礼部尚书，钦此！”(338)由此可见，杨守阯上奏，要求替杨守陈及祖上赠官。杨守阯《蒙恩赠先兄礼部尚书谥文懿不胜悲慨诗》作于“三年六月廿四日”，相差一年。称：“一封奏书达宸居，咫尺纶音下玉除。实录功深韩吏部，褒荣官重汉尚书。太阳光照黄泉底，湛露恩沾宿草余。感激不胜悲喜集，无由晤语欲何如！”(339)由此可知杨守阯的感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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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三年二月十九日，吴宽（1435—1504）作《翰林祭杨文懿公文》，称：“公以易直之资，高明之志，美丽之才，清雅之思，心有所独得，每订定乎经书，口有所欲宣，悉发挥于文字，信贤科之有人，置词林而得地。今上之初，进贤以类，识公老成，侈以禄位，辍之宫僚，擢之吏侍，固俾展其才猷，实欲试之政事。四海之内，方共仰其功能，数月之间，已屡避乎名势，疏封竟获乎陈请，馆阁遂专乎载记。何信史之垂成，俄哲人之长逝。惟盖棺之后，而士论始公，况易箦之时，而今命亦治。此可见其身之归全，庶不忧乎人之责备。今则恤典既加，复赐之谥，出朝廷之殊恩，为儒者之极致。”(340)这篇祭文全面评判了杨守陈的学问、从政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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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宽复作挽章二首，称：“词苑年来失老成，越乡魂去镜川平。史编未就多遗恨，恩典初行已易名。海内雄深传制作，尊前萧散见神情。玉延亭上留题处，手墨如新泣后生。病深趺坐绾朝绅，手削封章避位频。吏省却缘儒术重，宫寮偏荷圣恩新。群经自得私抄意，小圃能容后乐身。已矣不夸门地盛，白头谁复见杨椿！”(341)此所谓杨椿（455—531）为北魏大臣，足智多谋，官至太保，喜夸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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