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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求秉笔直书，善恶并载。编撰《文华大训》时，有一条原则，“独事涉中人者，悉不以书”。杨守陈认为这种做法有违历史宗旨，他为之争曰：“是何以为训？撮其贤否得失之故。”(119)太监虽有干政祸国之流，也有安分守己之辈，其中亦有功于社稷之人，书之可以起到史鉴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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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馆期间，他写了著名的《史馆感怀三首》、《书事》(120)。他先是批评了明朝政府废除起居注制度，“在古左右史，言动悉分书。由汉至国初，有官注起居。不知自何岁，史职旷成虚”。接着，讲到了明朝官修实录的遗憾，“有故始辟馆，编纂亦纷如。新人叙陈事，何啻阔且疏！善慝有难审，执笔空踌躇”。国史是明是非的工具，没有一定的三长才能，如何修好史？“国史明是非，将以垂万世。匪果具三长，曷由通五志”。“古人守一职，往往思捐躯。可怜今世士，利害论锱铢”。古人为史作牺牲，今人只顾现实利益。《书事》：“惜哉操觚士，半为谀墓谋。徇俗苦难免，拒物恒招尤。毫端有造化，万物自春秋。纯冕与猎较，孔圣亦何求！”这里提出了一个现实政治利益与历史客观评价标准之间的矛盾现象。生活于现实政治利益场中的人，想做出科学性的历史评价，是比较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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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陈比较关注国史纂修，称“国史有三大阙事未举”。这三件事，有必要展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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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靖难后不记建文君朝政及方、黄死事诸臣。古人谓国可灭，史不可灭，我太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太宗靖内难，其后史臣不记建文君事，遂使建文数年朝廷政事及当时忠于所事者，皆湮没不传。及今来辑，尚可补国史之缺。”(121)靖难之役后，成祖下令革去建文年号，不为建文修实录，企图掩盖这段历史的真像。在一个很长时期内，人们不敢公开谈论建文君臣之事。当时成的《奉天靖难记》，完全是史臣们为粉饰朱棣篡位的合法性而写的，故于建文君臣极尽诋诬之能事，殊不可信。至天顺初，英宗下令除去建文“庶人”称号，“国禁渐弛”(122)。然而，人们仍不大敢讲。到了弘治二年（1489），杨守陈大胆提出“国可灭，史不可灭”论，主张及时采辑资料，修《建文实录》，以补国史之缺。至此，已经87年历史了。在这么长时间内，无人敢提及，可见政治控制之严。杨守陈敢提出这个建议，显然与他受孝宗信任有关。不过，最终没有上奏朝廷，“草奏欲上，以病不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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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间，南京人陈谦之可能是较早补辑建文朝史者。他任职兵部，“得诸臣事于故牍中，铨次为集”。惜“家世寝远，书以不存”(123)。浙江嘉兴人郁兖《革朝遗忠录》是现存较早记建文史者。清人周中孚称明人自中叶后“好谈逊国时事”，这确是个事实。明人之所以这么热衷于撰作建文朝史，一是为了补建文朝无实录之缺。二是为了表彰忠义。靖难之役中，殉难大臣，一时累百，这被认为是“自天地剖判、肇有君臣以来”最为感人的壮举。“旷代相感，百世犹兴，尚德之衷，古今一也”(124)。为了“砺生民而窒不轨”，后人觉得有必要表彰这些忠臣。三是出于猎奇心理。本来建文朝史才短短4年，也没有大的影响，但最高统治者却害怕人们知道篡夺真象。结果，越禁越引发人们的好奇。于是，写建文朝史、读建文朝史一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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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景帝已复位号，而《英宗实录》标目犹言‘郕戾王附’，是宜改正。”(125)英宗复辟以后，代宗朱祁钰死后被称“郕戾王”。成化元年（1465）开始修纂《英宗实录》，将代宗的事迹附录其中，注为《废帝郕戾王附录》。至成化十一年（1475），宪宗始复景泰帝位号。因为这个背景，杨守陈进一步提出，将《英宗实录》正统与天顺年间一段《废帝郕戾王附录》的标目更改过来。当时，《英宗实录》只有正副两个版本，要改正是可以做到的。不过，最终没有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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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注意到了留中章疏的保存与搜集，“章疏留中者，不获登实录，宜宣付史馆。旧例，群臣章疏留中者，虽有可传，皆不得书。乞以留中之奏，悉付史馆，择而书之。”这可能涉及皇帝认可与否。在政治家看来，没有经过皇帝认可的“留中”奏疏是无效的，所以实录不刊登。而在杨守陈看来，这也是历史资料，是历史思想资料，要求刊入实录。应该说，杨守陈的观点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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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看来，杨守陈的建议，更具历史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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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注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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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顺年间，修《大明一统志》。“今国家稽古右文，方命文学从臣，会粹四方之志，以为百代不刊之典。守陈忝与载笔之列，窃观夫古今图志之在群玉府者，浩若烟海，而探索校雠，求其无若九河、彭蠡之误者盖鲜。必再四订正而后敢书。又思穷乡下邑，非无胜美之区，幽贞之彦，而不幸无志之者，皆湮没无闻而不得书。”(126)这是当时面临的方志编纂难题。朝廷修志，也鼓励了部分士大夫私修村志。江西乐平县北的砚山村（今必塔前镇），是一个以徐姓为主的古村落。时任宣平（今属浙江丽水市武义县）教谕的徐光润作《砚山志》。他曾是杨守陈乡试时的老师，所以要杨守陈作序。杨守陈读后非常肯定，为作《砚山志序》，称“地有志，尚矣。……后世志益繁，自一乡一郡，以达天下，莫不有之”。相对说来，志天下与志郡国者较多，而志一乡者数量较少。“夫乡之于郡，郡之于天下，其大小不待较而明矣。观考之士，述作之家，孰不难于大而易于小。然而，志一郡与志天下者恒多，志一乡者恒少，岂以一乡之内，陋隘空间而无可书哉？抑以其卑鄙琐屑而不足书哉？夫天下者，一乡之积也。举众乡而书之，则为郡志，举众郡而书之，则为天下志，故天下志本于郡，郡志本于乡也，则乡志胡可少哉？……地志之于世大矣，案之而体国经野，据之而幽寻胜选，阅之而博物洽闻，皆于是乎在。……地苟无志，则虽生于其乡者，亦或懵于见闻，而况四方之远、百世之下哉？然志地者，必足蹈而目暏之，斯能志其详。非若理道术数然，可以臆而论也。……然则志地岂易哉？……是志岂徒作哉？一以备史氏之阙遗，一以扬先叶之休烈。”乡土志的意义相当重要，编纂也不易，它是郡志、天下志的基础。要求编纂村志一类乡土志，这样的理念确实先进。因为，即便今天，数量仍不大。这是未来地方志编纂有成长性的部分。中国是一个行政等级分明的中央集权大国，往往重视上面（县以上）记录，而忽视下面（乡以下）记录。在未来的乡村分治理念下，底层的村乡志记录有可能得到重视。这部分记录完善了，中国才会成为一个行政管理、历史记录完善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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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视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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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牒是中国文化的一项重要发明。“国必有史，家必有谱也”。自魏晋以下，上至君主，下到庶人，都非常重视家谱的编纂与续修，家之不可以无谱犹国之不可以无史。家谱的编纂到明代趋于完善，杨守陈“尝阅天下之谱多矣”(127)，故对家谱有自己独到的认识。他反对某些宗谱“一以务博而杂伪，一以慕高而矫诬”。主张从可以考见的祖先写起。观家谱可以生敬心、爱心、劝戒之心，“敬心生则思尊其祖，爱心生则思收其族，劝戒之心生则思淑其身，以延其后”(128)。杨守陈认为家谱的重要性不限于家族内部，对地方社会乃至整个国家都有着重要之影响。“族谱盖与宗法同，所以尊祖敬宗而收族者也。天子则有帝系，诸侯则有世本，庶人则有家谍（通‘牒’），其已尚矣。”(129)族谱可以维系宗法秩序，使下层庶民皆有一个归属，尊同祖，敬同宗。中国古代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的，而家谱则是这个纽带的外在体现。正如杨守陈所言：“夫谱所以明本源、辨昭穆、叙尊卑、别疏戚，启尊祖睦族之心，兴象先贻后之道，信不可无者。”(130)家谱犹如国家民族的历史，它是家族发展的记忆，人们可以从其中找到自己的归依。尊祖敬宗，也是维系宗法秩序与社会稳定不可或缺的内容。反过来说，“无之，则本原不得而明也，昭穆不得而辨也，尊卑疏戚不得而叙与别也。于是，上祖疏族，皆莫知其为谁，而安得尊之睦之？先奚以象？后何以贻？愈远愈失矣”(131)。如果不知家族的本原，宗法的秩序难以维系，在社会关系较为单一的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不论对国家统治，亦或于社会个体，皆是难以想象的。中国文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家族关系，而家谱是维系家族内部关系乃至对外联系的一个重要媒介，故家谱亦是中国文化中至关重要的部分。杨守陈曾言：“彼庶姓之家，其宗祖未必淑也，其族属子姓未必蕃也，尤不可以无谱，亦或能谱之。而所谓贵戚徹侯者，其祖宗必积善而累仁，其族属子姓率葛帛而螽揖者。苟无以谱之，是使积善累仁者泯没而无闻，葛帛螽揖者涣散而不收，曾庶姓之弗逮也，而可乎？”(132)言下之意，庶人贫寒之家，族辈或旁支可能很不一般，祖上的荣耀可以激励后世之子孙，旁系宗亲的昌盛亦可以当做家族的奋斗目标，甚至说可以得到其可能的帮助。至于富贵显宦之家，是经过祖上的不断积累，族辈肯定经过他们的艰辛努力才造就如今之繁荣，忘恩弃祖实乃不孝，得知先辈创业之不易，亦是一个家族保持长久兴盛的重要因素。这是从正面之论述，换个角度来说，“夫谱牒不作，则系世不明，亲属莫辨，上之祖祢以前莫知其谁何，下之昆弟子姓之外皆为途人，人道不几于禽兽矣乎？”(133)中国古代社会，人伦关系最为重要的，如果不知宗祖，昆弟子姓同于路人，那实乃与禽兽无异。故杨守陈说：“故谱牒正而后人伦明，而后风俗美，风俗美而后四方万国一归于理。此古之圣君贤相、仁人君子所以重此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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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四、民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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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员全权代表百姓做事的政治体制下，优秀的中国士大夫往往喜欢用一颗悲天悯人的心思百姓所思，做百姓想做的事。这种代民行事的思想，可称为民本思想。杨守陈正是这么一位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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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心民间疾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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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性格因素，也可能是受家庭影响，杨守陈自青少年时代起，就关注时政。“余家食时，颇有志于天下。”(134)他出生于社会底层，所以，对底层社会的辛苦有着深切的体验与感受。当他看到奢侈浪费现象，就会深恶而痛疾之。早在景泰二年（1451）刚入翰林院时，就已经体现出这一特色。深宫长大、时值青年期的景泰帝，暴得大位，一时忘乎所以，宫中颇事奢侈，曾经以银豆、金钱等物撒地，让近侍来争拾，以此为乐。来自乡村的新科进士杨守陈听说此事后，百感交集，作《银豆谣》以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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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金银入天府，堆积如山贱如土。 尚方承诏役良工，冶银作豆凡几颗。 颗颗匀圆两铢重，朱函进入蓬莱宫。 御手亲将十余把，琅琅乱洒金阶下。 万颗珠玑走玉盘，一天雨雹敲鸳瓦。 中官跽俯鱼鳞集，两手如耘竞前拾。 拾多拾少曾盈袖，金珰半堕罗裳绉。 赢得天颜一笑欢，拜赐归来坐清昼。 闻知昨日六宫中，翠娥拾得黄金豆。 别有银壶薄如叶，并刀剪碎盈丹匣。 也随银豆洒金阶，满地春风飞玉蝶。 每月中官拾几回，豆将盈斗叶成堆。 日用奢华不曾惜，满函犹似雪皑皑。 谁知此是民膏血，一黍半铢非易得。 内中宝藏固如山，悬溜能穿太山石。 君不见，民餐木皮和草根，梦想豆食如八珍。 官仓有米无银籴，操瓢尽作沟中瘠。 明主由来爱一嚬，安邦只在恤穷民。 愿将银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万人。(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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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此诗，会让人掉泪。这种情况的出现，正反映出中国帝国体制的私有属性。在这种体制下，全国的财富集中于“天府”。财富既是皇家的，皇帝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谁知此是民膏血”，来得容易去得也容易，根本不会珍惜，哪会想到百姓的穷苦与死活。“安邦只在恤穷民”，此言至今掷地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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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陈颇关心时事，尤其是关心民间疾苦。“吾浙虽曰富淳易理，然比岁旱潦相仍，官冶方兴，而赋敛者暴行，民于是饥寒疾苦，而滨于死亡。草窃奸宄，以干夫典宪。甚者，乞于道，转于沟壑，杀人干货于郊门之外，吏莫敢孰何。若是者在在有之，日寖以夥，世犹以为富淳如故而莫或虑之。”(136)浙江人虽然“富淳易理”，但这是丰年的事。一旦到了歉收之年，百姓仍会面临“饥寒疾苦”。走投无路之余，就会作上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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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陆太守书》是他在宁波时针对地方饥荒提出的对策。天顺年间，杨守陈在家守丧，身体不太好，知府陆珞主动下询，让杨守陈十分感动。针对连年的饥荒，他大胆给宁波知府写了信，称“盖吾郡连岁旱潦，荐饥仍馑，以至于今，民滋困而不能堪。近者，雨雪连日，殣殍处处有之，存者多掘根为粮，刮榆皮为食，道中丐夫乞妇，皆菜面柴骨，行步不前，而声气仅属，有垂死之状，手持空囊，遍历村落，莫或赈之。不知后此三四月间，将何如也。有鬻赀产子女者，价至贱，而患无人售。询之，则非独为饥饿所驱，又多为秋盐二税与买赃之粟、僧田之租所逼迫耳，亦有因是被棰楚至死者矣。”(137)针对这些情况，杨守陈提出三条建议，要求停止秋盐二税、买赃之粟、僧田之租，以解眼前之急。“窃惟海贾之赃，散之久矣。丰年不敛其粟，而于今敛之，欲藉是以赈饥，是剜肉而补疮也。民家之租，太半不收，皆不足供官税，而独僧田以官税为辞，是或一道耶？二者皆可暂已。秋盐二税，固宜征之，然征之于秋成之时则可，征之于今则民之贫者有死而已，不能供也。今粮储之运，惟沿海为急，而南京犹或可缓，移彼济此，虽于法有妨，亦无大害。”他建议陆太守用官库之积余以救济垂死之饥民，“矫制发仓”。他希望知府出面救五县百万生灵，思善政而力行之。杨守陈不会为了个人利益而请托地方官，但肯为了公共利益出面请求，这正是他民本思想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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