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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求秉笔直书,善恶并载。编撰《文华大训》时,有一条原则,“独事涉中人者,悉不以书”。杨守陈认为这种做法有违历史宗旨,他为之争曰:“是何以为训?撮其贤否得失之故。”(119)太监虽有干政祸国之流,也有安分守己之辈,其中亦有功于社稷之人,书之可以起到史鉴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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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馆期间,他写了著名的《史馆感怀三首》、《书事》(120)。他先是批评了明朝政府废除起居注制度,“在古左右史,言动悉分书。由汉至国初,有官注起居。不知自何岁,史职旷成虚”。接着,讲到了明朝官修实录的遗憾,“有故始辟馆,编纂亦纷如。新人叙陈事,何啻阔且疏!善慝有难审,执笔空踌躇”。国史是明是非的工具,没有一定的三长才能,如何修好史?“国史明是非,将以垂万世。匪果具三长,曷由通五志”。“古人守一职,往往思捐躯。可怜今世士,利害论锱铢”。古人为史作牺牲,今人只顾现实利益。《书事》:“惜哉操觚士,半为谀墓谋。徇俗苦难免,拒物恒招尤。毫端有造化,万物自春秋。纯冕与猎较,孔圣亦何求!”这里提出了一个现实政治利益与历史客观评价标准之间的矛盾现象。生活于现实政治利益场中的人,想做出科学性的历史评价,是比较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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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陈比较关注国史纂修,称“国史有三大阙事未举”。这三件事,有必要展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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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靖难后不记建文君朝政及方、黄死事诸臣。古人谓国可灭,史不可灭,我太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太宗靖内难,其后史臣不记建文君事,遂使建文数年朝廷政事及当时忠于所事者,皆湮没不传。及今来辑,尚可补国史之缺。”(121)靖难之役后,成祖下令革去建文年号,不为建文修实录,企图掩盖这段历史的真像。在一个很长时期内,人们不敢公开谈论建文君臣之事。当时成的《奉天靖难记》,完全是史臣们为粉饰朱棣篡位的合法性而写的,故于建文君臣极尽诋诬之能事,殊不可信。至天顺初,英宗下令除去建文“庶人”称号,“国禁渐弛”(122)。然而,人们仍不大敢讲。到了弘治二年(1489),杨守陈大胆提出“国可灭,史不可灭”论,主张及时采辑资料,修《建文实录》,以补国史之缺。至此,已经87年历史了。在这么长时间内,无人敢提及,可见政治控制之严。杨守陈敢提出这个建议,显然与他受孝宗信任有关。不过,最终没有上奏朝廷,“草奏欲上,以病不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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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间,南京人陈谦之可能是较早补辑建文朝史者。他任职兵部,“得诸臣事于故牍中,铨次为集”。惜“家世寝远,书以不存”(123)。浙江嘉兴人郁兖《革朝遗忠录》是现存较早记建文史者。清人周中孚称明人自中叶后“好谈逊国时事”,这确是个事实。明人之所以这么热衷于撰作建文朝史,一是为了补建文朝无实录之缺。二是为了表彰忠义。靖难之役中,殉难大臣,一时累百,这被认为是“自天地剖判、肇有君臣以来”最为感人的壮举。“旷代相感,百世犹兴,尚德之衷,古今一也”(124)。为了“砺生民而窒不轨”,后人觉得有必要表彰这些忠臣。三是出于猎奇心理。本来建文朝史才短短4年,也没有大的影响,但最高统治者却害怕人们知道篡夺真象。结果,越禁越引发人们的好奇。于是,写建文朝史、读建文朝史一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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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景帝已复位号,而《英宗实录》标目犹言‘郕戾王附’,是宜改正。”(125)英宗复辟以后,代宗朱祁钰死后被称“郕戾王”。成化元年(1465)开始修纂《英宗实录》,将代宗的事迹附录其中,注为《废帝郕戾王附录》。至成化十一年(1475),宪宗始复景泰帝位号。因为这个背景,杨守陈进一步提出,将《英宗实录》正统与天顺年间一段《废帝郕戾王附录》的标目更改过来。当时,《英宗实录》只有正副两个版本,要改正是可以做到的。不过,最终没有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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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注意到了留中章疏的保存与搜集,“章疏留中者,不获登实录,宜宣付史馆。旧例,群臣章疏留中者,虽有可传,皆不得书。乞以留中之奏,悉付史馆,择而书之。”这可能涉及皇帝认可与否。在政治家看来,没有经过皇帝认可的“留中”奏疏是无效的,所以实录不刊登。而在杨守陈看来,这也是历史资料,是历史思想资料,要求刊入实录。应该说,杨守陈的观点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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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看来,杨守陈的建议,更具历史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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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注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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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顺年间,修《大明一统志》。“今国家稽古右文,方命文学从臣,会粹四方之志,以为百代不刊之典。守陈忝与载笔之列,窃观夫古今图志之在群玉府者,浩若烟海,而探索校雠,求其无若九河、彭蠡之误者盖鲜。必再四订正而后敢书。又思穷乡下邑,非无胜美之区,幽贞之彦,而不幸无志之者,皆湮没无闻而不得书。”(126)这是当时面临的方志编纂难题。朝廷修志,也鼓励了部分士大夫私修村志。江西乐平县北的砚山村(今必塔前镇),是一个以徐姓为主的古村落。时任宣平(今属浙江丽水市武义县)教谕的徐光润作《砚山志》。他曾是杨守陈乡试时的老师,所以要杨守陈作序。杨守陈读后非常肯定,为作《砚山志序》,称“地有志,尚矣。……后世志益繁,自一乡一郡,以达天下,莫不有之”。相对说来,志天下与志郡国者较多,而志一乡者数量较少。“夫乡之于郡,郡之于天下,其大小不待较而明矣。观考之士,述作之家,孰不难于大而易于小。然而,志一郡与志天下者恒多,志一乡者恒少,岂以一乡之内,陋隘空间而无可书哉?抑以其卑鄙琐屑而不足书哉?夫天下者,一乡之积也。举众乡而书之,则为郡志,举众郡而书之,则为天下志,故天下志本于郡,郡志本于乡也,则乡志胡可少哉?……地志之于世大矣,案之而体国经野,据之而幽寻胜选,阅之而博物洽闻,皆于是乎在。……地苟无志,则虽生于其乡者,亦或懵于见闻,而况四方之远、百世之下哉?然志地者,必足蹈而目暏之,斯能志其详。非若理道术数然,可以臆而论也。……然则志地岂易哉?……是志岂徒作哉?一以备史氏之阙遗,一以扬先叶之休烈。”乡土志的意义相当重要,编纂也不易,它是郡志、天下志的基础。要求编纂村志一类乡土志,这样的理念确实先进。因为,即便今天,数量仍不大。这是未来地方志编纂有成长性的部分。中国是一个行政等级分明的中央集权大国,往往重视上面(县以上)记录,而忽视下面(乡以下)记录。在未来的乡村分治理念下,底层的村乡志记录有可能得到重视。这部分记录完善了,中国才会成为一个行政管理、历史记录完善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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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视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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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牒是中国文化的一项重要发明。“国必有史,家必有谱也”。自魏晋以下,上至君主,下到庶人,都非常重视家谱的编纂与续修,家之不可以无谱犹国之不可以无史。家谱的编纂到明代趋于完善,杨守陈“尝阅天下之谱多矣”(127),故对家谱有自己独到的认识。他反对某些宗谱“一以务博而杂伪,一以慕高而矫诬”。主张从可以考见的祖先写起。观家谱可以生敬心、爱心、劝戒之心,“敬心生则思尊其祖,爱心生则思收其族,劝戒之心生则思淑其身,以延其后”(128)。杨守陈认为家谱的重要性不限于家族内部,对地方社会乃至整个国家都有着重要之影响。“族谱盖与宗法同,所以尊祖敬宗而收族者也。天子则有帝系,诸侯则有世本,庶人则有家谍(通‘牒’),其已尚矣。”(129)族谱可以维系宗法秩序,使下层庶民皆有一个归属,尊同祖,敬同宗。中国古代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的,而家谱则是这个纽带的外在体现。正如杨守陈所言:“夫谱所以明本源、辨昭穆、叙尊卑、别疏戚,启尊祖睦族之心,兴象先贻后之道,信不可无者。”(130)家谱犹如国家民族的历史,它是家族发展的记忆,人们可以从其中找到自己的归依。尊祖敬宗,也是维系宗法秩序与社会稳定不可或缺的内容。反过来说,“无之,则本原不得而明也,昭穆不得而辨也,尊卑疏戚不得而叙与别也。于是,上祖疏族,皆莫知其为谁,而安得尊之睦之?先奚以象?后何以贻?愈远愈失矣”(131)。如果不知家族的本原,宗法的秩序难以维系,在社会关系较为单一的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不论对国家统治,亦或于社会个体,皆是难以想象的。中国文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家族关系,而家谱是维系家族内部关系乃至对外联系的一个重要媒介,故家谱亦是中国文化中至关重要的部分。杨守陈曾言:“彼庶姓之家,其宗祖未必淑也,其族属子姓未必蕃也,尤不可以无谱,亦或能谱之。而所谓贵戚徹侯者,其祖宗必积善而累仁,其族属子姓率葛帛而螽揖者。苟无以谱之,是使积善累仁者泯没而无闻,葛帛螽揖者涣散而不收,曾庶姓之弗逮也,而可乎?”(132)言下之意,庶人贫寒之家,族辈或旁支可能很不一般,祖上的荣耀可以激励后世之子孙,旁系宗亲的昌盛亦可以当做家族的奋斗目标,甚至说可以得到其可能的帮助。至于富贵显宦之家,是经过祖上的不断积累,族辈肯定经过他们的艰辛努力才造就如今之繁荣,忘恩弃祖实乃不孝,得知先辈创业之不易,亦是一个家族保持长久兴盛的重要因素。这是从正面之论述,换个角度来说,“夫谱牒不作,则系世不明,亲属莫辨,上之祖祢以前莫知其谁何,下之昆弟子姓之外皆为途人,人道不几于禽兽矣乎?”(133)中国古代社会,人伦关系最为重要的,如果不知宗祖,昆弟子姓同于路人,那实乃与禽兽无异。故杨守陈说:“故谱牒正而后人伦明,而后风俗美,风俗美而后四方万国一归于理。此古之圣君贤相、仁人君子所以重此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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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四、民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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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员全权代表百姓做事的政治体制下,优秀的中国士大夫往往喜欢用一颗悲天悯人的心思百姓所思,做百姓想做的事。这种代民行事的思想,可称为民本思想。杨守陈正是这么一位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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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心民间疾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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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性格因素,也可能是受家庭影响,杨守陈自青少年时代起,就关注时政。“余家食时,颇有志于天下。”(134)他出生于社会底层,所以,对底层社会的辛苦有着深切的体验与感受。当他看到奢侈浪费现象,就会深恶而痛疾之。早在景泰二年(1451)刚入翰林院时,就已经体现出这一特色。深宫长大、时值青年期的景泰帝,暴得大位,一时忘乎所以,宫中颇事奢侈,曾经以银豆、金钱等物撒地,让近侍来争拾,以此为乐。来自乡村的新科进士杨守陈听说此事后,百感交集,作《银豆谣》以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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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金银入天府,堆积如山贱如土。 尚方承诏役良工,冶银作豆凡几颗。 颗颗匀圆两铢重,朱函进入蓬莱宫。 御手亲将十余把,琅琅乱洒金阶下。 万颗珠玑走玉盘,一天雨雹敲鸳瓦。 中官跽俯鱼鳞集,两手如耘竞前拾。 拾多拾少曾盈袖,金珰半堕罗裳绉。 赢得天颜一笑欢,拜赐归来坐清昼。 闻知昨日六宫中,翠娥拾得黄金豆。 别有银壶薄如叶,并刀剪碎盈丹匣。 也随银豆洒金阶,满地春风飞玉蝶。 每月中官拾几回,豆将盈斗叶成堆。 日用奢华不曾惜,满函犹似雪皑皑。 谁知此是民膏血,一黍半铢非易得。 内中宝藏固如山,悬溜能穿太山石。 君不见,民餐木皮和草根,梦想豆食如八珍。 官仓有米无银籴,操瓢尽作沟中瘠。 明主由来爱一嚬,安邦只在恤穷民。 愿将银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万人。(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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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此诗,会让人掉泪。这种情况的出现,正反映出中国帝国体制的私有属性。在这种体制下,全国的财富集中于“天府”。财富既是皇家的,皇帝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谁知此是民膏血”,来得容易去得也容易,根本不会珍惜,哪会想到百姓的穷苦与死活。“安邦只在恤穷民”,此言至今掷地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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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陈颇关心时事,尤其是关心民间疾苦。“吾浙虽曰富淳易理,然比岁旱潦相仍,官冶方兴,而赋敛者暴行,民于是饥寒疾苦,而滨于死亡。草窃奸宄,以干夫典宪。甚者,乞于道,转于沟壑,杀人干货于郊门之外,吏莫敢孰何。若是者在在有之,日寖以夥,世犹以为富淳如故而莫或虑之。”(136)浙江人虽然“富淳易理”,但这是丰年的事。一旦到了歉收之年,百姓仍会面临“饥寒疾苦”。走投无路之余,就会作上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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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陆太守书》是他在宁波时针对地方饥荒提出的对策。天顺年间,杨守陈在家守丧,身体不太好,知府陆珞主动下询,让杨守陈十分感动。针对连年的饥荒,他大胆给宁波知府写了信,称“盖吾郡连岁旱潦,荐饥仍馑,以至于今,民滋困而不能堪。近者,雨雪连日,殣殍处处有之,存者多掘根为粮,刮榆皮为食,道中丐夫乞妇,皆菜面柴骨,行步不前,而声气仅属,有垂死之状,手持空囊,遍历村落,莫或赈之。不知后此三四月间,将何如也。有鬻赀产子女者,价至贱,而患无人售。询之,则非独为饥饿所驱,又多为秋盐二税与买赃之粟、僧田之租所逼迫耳,亦有因是被棰楚至死者矣。”(137)针对这些情况,杨守陈提出三条建议,要求停止秋盐二税、买赃之粟、僧田之租,以解眼前之急。“窃惟海贾之赃,散之久矣。丰年不敛其粟,而于今敛之,欲藉是以赈饥,是剜肉而补疮也。民家之租,太半不收,皆不足供官税,而独僧田以官税为辞,是或一道耶?二者皆可暂已。秋盐二税,固宜征之,然征之于秋成之时则可,征之于今则民之贫者有死而已,不能供也。今粮储之运,惟沿海为急,而南京犹或可缓,移彼济此,虽于法有妨,亦无大害。”他建议陆太守用官库之积余以救济垂死之饥民,“矫制发仓”。他希望知府出面救五县百万生灵,思善政而力行之。杨守陈不会为了个人利益而请托地方官,但肯为了公共利益出面请求,这正是他民本思想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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