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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长民在于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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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生为朝廷清要之官，不直接治理地方，所以，对政治少了怕烦应付的官僚想法，多了一些理性思考。别人要求他写送序之类应酬文章时，正是表达他治理理想之时。他提出地方管理的核心在于爱民。“有一言可以尽长民之道者，曰爱之而已。今夫农之于禾也，耰而粪之，耘其稂莠，去其螟虫，朝灌而暮溉，何其劳耶！圉之于马也，洁除其厩，中夜而秣之，亭午而饮之，敲冰而澡之，何其勤耶！牧之于牛羊也，时其水旱，安其寝讹，晨而往，夕而回，又何其不惮烦耶！盖农爱其禾，圉爱其马，而牧爱其牛羊。惟其爱之也，故为之所者，无乎不至焉耳。长民者惟不爱其民也，故役之不闵其劳，赋之不虞其匮，刑之罚之而不恤其苦，甚至横征暴敛，剥肤椎肌，用虎冠之吏，受屠伯之名者，皆生于不爱而已。苟有以爱之之心，则见其饥也必思所哺之，其寒也必思所暖之，其嫉痛也必思所疗之，其陷溺而死亡也必思所救之，其愚也必思所牖之，其邪也必思所绳之，其贤也必思所翼之，其材也必思所植之，其被震凌而侵虐也必思所卫之，将如父母之于子，为之深谋远虑而惫精疲力以为之矣。岂直若农之于禾、圉之于马、牧之于牛羊而已耶？夫农与圉、牧之于禾于马于牛羊，各能致其爱也，何长民者之于民独不爱之耶？人之情必有所爱，必有所不爱，此重则彼轻矣。长民而不爱民者，盖于他有所爱焉。爱其位之尊也，爱其财之富也。于凡可以致尊富者，早夜谋之而不暇于爱民，早夜为之而不免于害民。若然，则出乎尔者，必反乎尔，欲保其素且不可得，而何尊富之可觊乎？苟爱其民而俾之乐其生，不失其性，则民戴之，士颂之，大臣扬之，天子陟之，爵日以臻，禄日以厚，虽欲不尊富，不可辞已。然君子之爱民者，岂以是为尊富之媒耶？殆非也。夫民，皆天地之子，而吾之同胞者。天之赋我以才智，固欲我爱斯民而觉之；王之宠我以禄秩，亦欲我爱斯民而安之也。”(138)杨守陈善于推类思考。他发现一个怪异现象，优秀的农民、圉人、牧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爱护自己的服务对象。相反，治民的地方官却不爱护自己管理的“民”，任意驱使。接着，他进一步思考了长官不爱民的原因所在，关键他们爱位子与财富。杨守陈认为，地方官只有先爱民，才有可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位子与财富。最后指出，百姓是天地之子，我们的同胞，上天与皇上，均要求我们爱民、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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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熊君良佐守镇江序》指出：“即种树为喻。盖仕之郡邑，犹家之圃。郡邑之民，犹圃之果蔬也。民之待抚字，不犹果蔬之待种树乎？抚字者，必课农桑，申孝弟，薄赋而省刑，周贫而辅弱，匡枉直邪。凡贪暴、奸宄、寇贼之殃吾民者，悉捍而去之，俾民皆富以淑。……凡抚字种树之若是者，皆本于爱且忧耳，不爱且忧，其何能然？……吾观令之长人者，孰克爱之忧之，而何太恩太勤之有！有烦其令者，则刑狱赋敛期会之类耳，孰知民之耕缲而督之。夫督耕缲而烦其令，且卒以祸。况刑赋诸令之烦，祸尤甚也。孰念而忧之，此民之所以日困也。”(139)他希望地方官爱民忧民，使民富而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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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嘉兴郡守杨君承芳序》：“知府，民牧也。民事，莫重于农。今天子率公卿而躬耕藉田，所以劝农也。余家本农，识农之详，请举农事以为赠，可乎？夫农，深耕其田，泽其种而播之。苗既达矣，养之若哺儿然，恤恤乎惧其弗长也。溉之粪之，薅其良莠，火其螟螣，为之忧早潦，为之祈雨晹，……其为事至劳，而其用心至勤也。……然则农者，天下之本，而万事所之所由系也，故凡圣帝哲王、硕辅良牧，无不以劝农为务焉。”(140)这样对农耕生活的深入观察，显然只有参与过农耕生活的人才能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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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恤民亭记》通过吴地百姓输廪米到翰林院事，阐述了自己的民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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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而吴民之输廪米者麇至，余为之虑之。盖恒岁输者，奴侩胥隶率附势而邀其贿。以米昼暴之衢途，为舆马所践，或雨潦漂之。夕敛之门庑，复为奴隶所窃无算，朝夕忧劳，累月不克入廪，其苦甚矣，而莫之恤也。于是，余揭榜，禁奴侩胥隶严甚，莫敢犯。暴米于亭前之小庭，与院后之大庭，夕覆以苇席而不敛，晨卷席而又暴之，栖民于庭后之斋庑闬，闬闳深严，舆马奴隶莫敢至，又幸无雨潦，不逾月而廪完，民苦乃小纾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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嗟乎！民之苦不可胜道也。余家本农，备谙民苦，姑举其田赋一事略言之。春而耕种，时犹冻寒，手足皴痛不可忍。夏而粪耘，野日如火，田水若汤，忍热与湿，伛偻爬梳，腰折而指损。或水蝗噬之，棘与砾刺之，流血不止。旱则率妇子灌溉，踏车胝足，竟夕不寐。秋而刈获，必庐于田以防盗，盗或刃之死。负担登场，流汗浃体，疲极而不能休。其服田之苦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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搀青刈禾，未及一饱，而催租之吏已至。叫嚣隳突，摧窗败扉。为之献酒肴，奉钱帛，获少宽假。后至者益悍，遂詈棰，执缚以见官。官又棰之，流血或见骨，必罄赀破产以输之。岁凶，则虽鬻子女，犹不能给，其纳税之苦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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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夫输税于京者，则买舟越江淮，逾河泗以抵潞。远数千里，帆风雨缆，月星晨夕，不得宁。闸阻滩胶，进寸退尺。势豪者又鞭挞驱逐而先之，或被盗劫，其赀或罹风恶水险而臭厥载计，虽破家莫能偿，徒号啼于川澨，甚或遂葬之鱼腹，其水漕之苦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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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川路既穷，又赁车自郊而奔城，丑兴亥息，驰数百里，枕土饭沙，冒尘坌风雨，面黧骨柴，虽故旧莫能识。或为盗所劫，或驴仆车翻，委米于泥涂不可拾，其陆挽之苦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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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而入城，宜可庆矣，而输廪之苦，又有如前之所云者。甚哉，其可怜也。痛哉！其足恤也。吾力不能恤其诸苦，随所值而稍恤之，亦庶几古人所谓宽之一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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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呼！天树君而建官，惟以为民也。今官荷君恩，幸不与民偕苦，而坐享饱暖之乐，其所饱粒米，莫非民之膏脂也，胡不少怜其民而稍恤之？且纵奴侩胥隶椎剥之，何其忍耶！民易虐，天难欺，吾未知其终免否也。呜呼！民乎民乎，可无恤乎？官乎官乎，可自娱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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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欲以前所虑而行者为常法也，故名亭曰恤民，而为记以自省，且以告后之人。(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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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实在太精彩了，他把浙江农民一年四季的农耕生活及所受国家纳税、运输之苦写得淋漓尽致。作者出身农家，早年参加过田头生活，熟悉农耕生活过程。春夏秋冬，四季不息，是浙江平原地区农民的一个特点。这样的生活，即使到了20世纪仍是如此。所以，阅读这篇文章所述的种田生活经历，感同身受。至于纳租的生活，也有类似同感，虽然没有那么严重。到了20世纪末，浙江农民仍有交公粮的习惯。以前的历史，将阶级分为地主与农民。其实，在中国，主要是政府与农民。政府直接向农民收租税，才是核心问题所在。古代交通落后，而明朝又实行让农民自助运输到首都的制度，由此带来了相当大的社会成本问题。在农耕社会，政府的财富来源，主要是通过租税向农民征收的粮食。朝廷只确定一个公粮恒数，不管收成好坏，一律要完成租税征收任务。于是，逼迫地方政府也得要完成征收任务，不管百姓死活。在征收租税过程中，吏员成为权力打手，直接与农民打交道。税粮收集以后，不像后世，只要运输到各地的仓库即可，而要直接运输到相应的地方，交给各级政府部门的仓库。这样的直接运输，成本相当高，政府并不管，而直接转嫁给粮长。在交通落后的时代，水陆运输的风险是相当高的，也相当辛苦。一旦粮食送到各级政府部门，吏员并不珍惜，随意践踏现象相当严重。政府轻易转嫁社会成本这样的体制，正是古代政府不断出问题的因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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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到了“天树君而建官，惟以为民也”这样的民本思想命题。天树君，天建官，官为民，这就是明朝典型的民本思想。“民易虐，天难欺”，这是理学家的天理观所在。“民乎民乎，可无恤乎？官乎官乎，可自娱乎？”官员不要自以为是，自以为乐，要体恤百姓之苦，这是一个到今天仍没有解决的体制问题。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是权力在官，后者权力在民。只要无法解决权力在民体制，就永远无法解决官民关系冲突问题，不可能创造出和谐的社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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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尤其对士大夫的为民观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农之志在稼，贾之志在贿，终其身皆无变焉者，惟士之志，则有在道在功、在名与利者。既殊矣，至为风化所鼓，流俗所诱，毁誉利害所驱，则又有变其志者。夫功与名利，或志焉而不可必得；惟道在吾身，得可必也，而志焉者殊鲜。苟志乎此而学之弗懈，则持身必端，理家必和，莅官必敬，事主必忠，治民必仁，且义无乎不尽矣。然志不笃而懈于学，或诱之，或驱之，于是变而志功名，则于道有不顾矣；志利，则于功名有不问矣。……世之否，由士志利而忘道也。诚得志道不变之士布诸庶位，求世无泰，得乎？”(142)在他看来，农民、商人的志向不变，但士大夫的志向可好可坏，完全取决于修养。如果“志利而忘道”，那这个社会就没有药可治了。只有志向正、修炼不懈的士大夫，才能于国于民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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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德刑严宽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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