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177289
1706177290
（2）宗唐宋文
1706177291
1706177292
永乐至成化年间，明朝诗文创作出现“台阁体”。台阁，别称馆阁，台阁体特指当时内阁与翰林院文臣的文学创作风格，多为应制与应酬之文，追求雍容典雅，内容贫乏，毫无生气，在文学史上饱受批评。综观《杨文懿公文集》，绝大多数的诗文皆属此类。台阁体的出现是与宋明理学的发展密切相关的。程朱理学是明朝的官方意识形态，亦是学术思想的主流。馆阁之臣自然是以官方意识形态为准，思想上亦是深受理学的影响，故诗文的思想上自然产生雅正平和的特点。对杨守陈而言，其启蒙老师杨范是理学家，不难想象，理学思想对杨守陈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有了这个背景，其文学创作难出台阁体之外也是自然之事。杨守陈几乎整个官宦生涯身处翰林院，没有外出为官的经历，这亦是一个重要因素。身处馆阁，接触的大多为上层官僚，难以看到丰富的世间百态，生活相对安稳，亦无太多的忧患之思。在这种环境中，诗文自然是缺乏情感的切入，何况创作的大多是应酬之文。这仿佛是一潭死水，附庸风雅，实际上并无生命力，这也是当时社会思想状态的一个反映。但是，杨守陈的文学作品与一般的台阁体又有一定的差别，在题材和意蕴上有所突破。他的《农鸣》、《农乐记》、《惠民渠记》都走出了翰林文学的藩篱，《送邓淳安序》中“有一言可以尽长民之道者，曰爱之而已”，这种爱民思想也是其他翰林作家难以一见的。
1706177293
1706177294
拟古是杨守陈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特色。杨守陈自幼经过系统的文史教育，登进士选为庶吉士后更是饱读诗书，学术素养较高，由于对古人文学作品的欣赏，拟古创作风格的形成也是颇为自然的。再者，复古亦是当时的一个大背景。杨守陈最大的学术特点是博采深考，拟古与当时的文学大背景自是相关，亦是与其博采的学术特点分不开的。宗唐是明初翰林文学的主流，而宗宋是李东阳等前七子的文学主张，杨守陈处于二者之间。杨守陈学习的主要是唐之杜甫，宋之苏轼，但不局限于二者。杨守陈对杜甫的诗文颇有研究，如《金碗辨》。从《金碗辨》我们不难看出杨守陈对杜诗研究的深度，可谓字字考究。杜甫“读书破万卷”，是杨守陈学习的榜样，可见其推崇之情。杜甫诗兼众体，而杨守陈所作文体亦是相当之丰富，“少作诗皆近体，所用为唐韵，长以古辞古韵作古体诗赋”，变化不一。
1706177295
1706177296
台阁体文臣大都追慕宋人的文学风范，董其昌曾言：“自杨文贞而下，皆以欧、曾为范。”(63)事实上，这种追慕之情似乎流于模拟，没有实质上的影响，他们与宋人的文学创作成就亦是相差甚远。杨守陈亦是难出窠臼，对苏轼的模仿成就不高，《石钟山铭》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篇。“彭蠡之口，有山名石钟，尚矣。……余谓波间众窍，其丰山之自鸣者乎？潭际双石，其宋左师之每击者乎？是皆可谓钟也。然濒流庶峰，其下响若钟者盖鲜。石之高大，而叩之函胡清越，如两钟石者，亦安得所在皆是？且山之以物象名者，若石鼓文笔之类，亦岂必为天下独然后名哉？昉名山者，其舟而察诸波间耶，果屐而叩诸潭际耶？抑若大宁之山尝有巨石，状如大镛，而今已为波沦之九鼎，火焚之崑玉耶？是皆不可知者。事不目见耳闻而可臆断其有无，苏之戒也。前四人皆目见耳闻，而言犹不能定于一。余固不敢臆断，顾区区一山名，何损益于天下，亦无足深辨者。……往在元季，微我太祖，民其歼矣。今四海内外，百年之间，庶职恬逸，万民乂和。虽群动庶植，犹胜于乱世之烝黎者，皆太祖戡定辑宁之劳，而列圣绍述煦妪之泽也。凡登是山者，左顾彭蠡，右瞻金陵，江汉之心，其可已哉！”(64)《石钟山铭》为仿苏轼《石钟山记》之作，明代馆阁此类题材的作品颇多。虽然《石钟山铭》与《石钟山记》同以石钟山为题材，然意境相差甚远。《石钟山记》是一篇游记之作，抒发一己之感，有着文学大师的万丈豪情。杨守陈之《石钟山铭》虽以《石钟山记》入题，行文亦是模仿苏轼之风格，表达的却是对君主的褒扬，没能走出台阁体的藩篱，故难以触动读者之情怀，文学欣赏性不高。整体而言，杨文较为生涩，意境不高。故他尽管是模仿苏轼，只能说是形似而神离。
1706177297
1706177298
（3）也讲究性情
1706177299
1706177300
杨守陈出身底层，故其创作有较多的性情。“文忠（中）子曰：诗者，人之性情也。夫性情在人，不以古今而有异者。古之诗，皆其性情之发而辞足以达之，故多不可及者。后世徒取古之诗，掇拾模拟，而不本其性情，则非诗矣，宜康简谓之无也。若有发于其性情而达于其辞，则亦古之诗矣，夫焉可蔑之。”(65)由此可知，杨守陈讲究性情，反复简单的模拟。
1706177301
1706177302
（4）反新奇，务平和
1706177303
1706177304
杨守陈在《与冯汝止书》中言：“吾子之文弛放矣，奇怪矣，今宜收敛使平和，无取语生之忌”，可以看出这一主张。反新奇，指的是为文用词不可出于经典之外。其反新奇并不是反对使用伟奇字句，否则就与前文所说的注重引经据典相左了。平和，是指不可过多地抒发个人情感。杨守陈认为作文为德为理，纯粹地表达个人情感于德于理皆无意义，“亦不必如昔人之十年赋两都，旬锻月炼而工无益之辞，误有用之学也”。杨守陈功利性很强，认为单纯的文学创作并非正业，只是消遣，无实质意义。“若止为一人议论者非极工不取，溢美过情者虽工亦去之”的原则就是务求平和的主张。文为张德，文为理作，再加上文集编纂过程中对“溢美过情”之文的剔除，这是杨守陈传世的文学作品大多欣赏性不高的重要原因。
1706177305
1706177306
1706177307
1706177308
1706177309
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1706171972]
1706177310
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三、杨守阯的诗文
1706177311
1706177312
杨守阯是一位有定见、有定力的人。“古君子能有为于世者，必有定见，又有定力，故所为无不成。……后世之士，未尝不欲有所为，临小利害辄为之前却，一凡人之毁誉亦为之欣戚，往往变易其所为，盖中无定见，而持守之不力，无怪乎事功之不古若也。”(66)先道德，后事功、文艺，是其基本思想。“《大学》明德新民，始于致知格物。《中庸》获上洽民，悦亲信友，必先明善诚身。盖必真知之，然后能笃信之，允蹈之。斯道在我，而凡天下之事，可一以贯之矣。”(67)知行合一，是其信念所在。
1706177313
1706177314
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1706171973]
1706177315
1．创作特点
1706177316
1706177317
杨守阯的诗文创作，有几个特点：
1706177318
1706177319
（1）“根诸心而律诸道”。杨守阯“早岁从栖芸先生闻濂洛之学，故不专事文艺”(68)。弘治九年（1496），教授翰林院庶吉士，常对他们说：“近世之学，多不于心，于其口耳；不于其道，于其词章。浮夸为工，奇僻为异，叛经去理，亦甚矣。有志之士，尚当于口耳、词章之外求之，否则艺焉已。”(69)由此可见，他反对纯粹的艺术化写作之路。虽然重视科举，亦是以六经四书为宗，于书无所不读。“予惟圣人之道，备于六经。经者，载道之书也。治经者，从事于学问思辨、身体而力行之，达之家国天下，巍乎功业，焕乎文章，斯尊经之至也，岂徒尊阁之谓哉？随其身之所至，力之所及，以经术经世务，以有益于时，其次也。不及经世，而以其学传诸后，又其次也。若夫出入口耳四寸之间，以哗世取宠，叛经离道，无益于时，无闻于后，斯为下矣。”(70)这就是当时人宣传的道统文学观。“九经四十八万字，字字深研；诸史二十一家言，言言坐究。上自柱下五千，下讫虞初九百，小品经独下二百签，名都赋略点八十处，则其取精者多。”(71)经史子集，无所不究，有理学家杨范的教诲、杨守陈的指导，其于学问自是有所成就。现存《碧川文选》是杨守阯的散文集，大多为应酬之文。然“公所为文虽酬赠之作，无一不根诸心而律诸道”(72)。虽为应酬而作，大抵有深刻内涵，阐道明义。“天下之至美者莫如德，德充于身，施于事业，无弗美者”(73)。
1706177320
1706177321
（2）经世致用。杨守阯秉持的理念是：“宇宙间事皆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间事，先儒有是言已。古之圣贤穷理尽性，而尽人物之性，视天下之事，礼乐、政刑、钱谷、甲兵之属，无一非吾职之所当为，故讲之有素，处之有术。如有用我，举而措之耳。若夫高谈性命，而阔略于世故，自谓穷神知化，而不足以开物成务。圣贤之学，殆不若是。”(74)这是理学家“以天下为己任”理念的注解，是相当宽广的一种视野与理念。据此，天下的事务，都是应该熟悉的。如果纯理论思考，不着边际，这是要否定的倾向。崇祯年间，郑以伟作《赠少保南京太宰杨碧川诗文选序》，他对杨守阯的论述更加深入：“长沙（李东阳）、雒阳（刘健）让其醇正，与文懿（杨守陈）角，亦僧弥之于法护也。用其言，可以致主德隆盛、生民康乐、百职修举……无公之文，则天下亦将不足于治，而顾可已乎？其他杂文，虽不一种，种不一制，然皆布帛菽粟之不可已于口体，车马舟橇之不可已于游……即其游戏三昧，亦若钟彝盘敦，非三家市上所得有，而亦非无用。”这段话基本上点出了杨守阯诗文的经世致用性。
1706177322
1706177323
（3）讲究辞达。与杨守陈相比，杨守阯的艺术想像力稍差，更为务实。他的做事风格严谨，文章写作也如此。吴宽称：“杨惟立先生以精勤之学，发而为文，不为驾空浮浪之语，而有据事切实之意，予窃爱之。往岁，自翰林擢南京吏部，幸留务清简，益得肆力于文。盖虽应人之求，亦未尝泛然苟作也。”(75)此中所谓“不为驾空浮浪之语，而有据事切实之意”，倒符合其写作的求实特点。陈琳曾言：“公之文，得无类之乎？平易明白，典雅庄重，纵横反覆，无非至理，视浮夸奇僻之言，何啻玉之于时也。”(76)杨守阯为文大抵平和典雅，摒弃空洞无物之语。“杨守阯的散文质朴明白，很少使用文学技巧，信守的是孔子的‘辞达而已’的观念”(77)。
1706177324
1706177325
（4）取法韩愈。杨守阯自称“学文师韩吏部”，《送潮阳太守骆蕴良序》称“予尝因韩公为文之法”，欣赏韩愈的“师其意不师其辞”理念。不过，清人认为“其文才力颇弱，不能规橅韩笔也”(78)。张如安认为：“这一评价是合符事实的。更进一步看，守阯散文不仅学韩不伦，而且更多杂取宋人之迹，这一点又与其兄的散文相一致。明代前期的翰林院作家有宗宋之传统，杨氏兄弟亦不例外。”(79)
1706177326
1706177327
1706177328
（5）叙事多于写景，其间多有议论。如《送应天府尹于公致仕序》一开首即称；“古之君子，处纷华声势之途而不溺，遭变故颠沛之境而不仆，居优游闲散之地而不慆，当丛脞要剧之任而不乱，故履险若夷，繁若简，而出处进退之间，绰绰然有余裕。求之于今，未见其人。若京兆尹于公者，其殆几乎此哉！……余尝病世之士，得势则沾沾自喜，失势则奄奄丧气，居闲则纵弛不检，处剧则周章失措，汲汲于进而戚戚于退者，皆是也，公岂特加于人一等哉！”(80)这篇送序，先设定高标准，然后指出于谦之子于冕修养境界近于此。
1706177329
1706177330
李康先《杨太宰碧川先生文集叙》谓其“文学议论，隐然有文懿风”。不过，《碧川文选》不如其兄《杨文懿公文集》有色彩。“余素拙于文辞”(81)，可见，他确实不擅长诗文写作。不过，既然从事文字之业，应别人之求，多少也写下了一些文章。最近得有机会阅读其《碧川诗选》，发现杨守阯的诗比文更有价值。其外孙陆钶的评价相当高，称：“我外祖碧川杨公，以精勤该博之学，发而为文章，不为驾空浮浪之语而据事切实，不为崛奇可骇之句而意味隽永，盖今之韩、欧也。”(82)这一评价，今人也许不同意。
1706177331
1706177332
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1706171974]
1706177333
2．散文创作
1706177334
1706177335
关注现实时政，其忠君爱民之情现于笔端。作为一个政治家，其诗文的写作，自然不同于普通的士人，杨守阯更关注时政。与其兄一样，忧国忧民，没有私利，是其特点。“予在史馆，拜观英宗皇帝实录，至于己巳之变，未尝不太息流涕也。当是时，权奸误国，裔夷猾夏，事势甚岌岌，人无固志，幸而一二伟人出于其间，奋不顾身，以倡大义，定大计，故能易危为安，天下遂以无事。”(83)他特别肯定了于谦与王竑两人的贡献。他尤其识时务，懂得看人说话。针对不同的职务，讨论不同职责面临的时政问题。如《送通判武君之任台郡序》比较了台州与宁波两府的相似之处，称：“台与吾郡邻，所统各五邑，壤地相出入，户口土田不相上下，民赋兵饷无大相远，而其利弊亦近似焉。二郡之境，内包山陵，外际江海，旱易干，水易溢。地多瘠而少腴，岁多歉而少穰。穰岁民赋易供，征敛失时，民亦病矣。岁歉法宜蠲税，或怠于履亩而缓于申灾，则当道者以岁计已定而不为蠲，民幸不为莩者又困于此。后再值歉，则以前为戒。虽已上灾而犹征之以待报，比及蠲之，则小民已征而不复给，适足以肥里魁区长耳。岁之登不登，赋之免不免，其皆有弊乎？而海运之弊抑又甚焉。海运者，国初以二郡濒海，夷寇出没，多设卫所于水道之冲以控御之，在吾郡者十余，在台境者八九，而各有仓储，民赋航海输之，以为兵饷。或逆风涛，或遇崖石，则人粟皆饱鱼腹。旋复征补，民之重困甚矣。而诸仓各在险远之地，监司罕至，守尉莫临，饕餮之徒以贿求给役，其间与官吏缔构为奸，剥民脂膏不厌，又有所谓揽户者重取之……其弊不可胜言。”(84)杨守阯生活于浙东沿海，对宁波、台州两府地方政治的利弊了如指掌，故对赋税、海运之弊的阐述有理有据，十分深刻。又如《送陕西按察副使曹君序》指出：“陕西当师旅、饥馑之余，民疲敝已甚，然鼫鼠之侵牟不少，犬羊之窥伺莫测。”长此以往，必将引起民不堪于命而起祸患。“盖有深可虑者，则夫振扬风纪，纠察吏治，绥内境以严外防，使朝廷无西顾之忧。”(85)又如《送冬官副郎周君使鲁府诗序》中针对周希源出使山东行册封之礼，杨守阯言“非有古人专对不辱使命之难也，惟有咨访之大务所宜究心焉”。古之为使者，以能专对即可认为不辱使命，杨守阯认为今之使者不仅要做到专对，而且要做到沿途咨访，体察民情。“今自畿内以至山东千有余里，事之当资访者固多矣。而畿内当水灾之后，山东值河决之秋，难之当咨，又今日之急务也。君往矣，其以所诹之事，所谋之难，孰得孰失，孰利孰害，与所以处之之术，可裨庙谟万一者，疏而列之，以为使归之献。”(86)要周氏根据切身的体察，分析利害得失，向朝廷提供一份真实而有价值的报告。又如《送都察院右都御史张公奉敕督漕运序》详细论述了漕运之积弊。“予闻之道路漕运之积弊已甚，正有待公之釐革之也。今粗举其一二言之。江南兑运卫所之官干没无厌，而供赋之民盻盻然于多取之虐也，漕卒终岁勤动，公逋私负，日困一日。而部运指挥以上辄致高赀，甚者货取权门，以徼幸进，何其羡也！漕司旧帅，贵戚要人，子钱取息而为之囊槖者，宁亏公赋，不负私门，又何戾也！旧闻通州京仓总督监督皆不过一二人耳，今则貂珰满座，各至十二三人。漕运至京正供之外，无名之费用银一十四万余两，民脂民膏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其弊至此，良可痛惜！民之盻盻然，而漕卒之日困，无怪其然也。”(87)杨守阯指出，漕运之积弊甚多，如长此以往，将使民不堪命，漕卒难以为生。杨守阯期待张氏能革除宿弊，“漕卒之困苏，而民赋多取之虐亦可以已”(88)。杨守阯是一个有理想的士大夫，成天想着能将国家治理好。经常思考的结果，使他有了不少好的想法，但他担任的多是不治民的翰林官，没有机会将治理思想付之实践，于是只能期望别人来实现。替地方大员写送序时，正是他阐述自己治理思想之时，所以，他写的序大篇幅讨论时政及对策，供地方官参考之用。
1706177336
1706177337
有强烈的民本思想。出身底层的杨守阯，如其兄一样，关注百姓利益。他主张“莅官行政，必先养民，故次之以《食货略》，衣食足而后施教化，教化行而后知礼仪，故《学制略》、《礼仪略》次之”(89)。他对食货的高度，反映了他的民本思想。“古之君子仕也，上焉欲正其君，下焉欲济其民，非苟利禄而已。”他进一步讨论了正君与济民的难易度。“正君者，非得卿相之位不可，虽得卿相之位，非正己物正者，亦未能之。济民者，虽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民，必有所济，其得令一邑者又易能之，得守一郡者尤易能也。”(90)比较起来，正君难于济民。由此，他鼓励地方官从“济民”开始。在《送钮宗源节推之吉郡序》文中，他告诫官员，治理“民俗嚣讼”之地，必须“深察其情，别白其事”，不可“淫刑以逞”。在《送刘仰止推府序》中，提出“刑又政之大者，民命之所关，尤不可以急也”，要求对民慎施刑罚，“急之，则以察为明，以苛为能，轻重失实，高下任情，刑罚不中，而民安所措其手足耶”(91)？《送尹庆成赴绍兴推官序》提出“夫钦恤明允，理刑之道，尽在于是矣。使上古圣君复生，不过以此训其臣”(92)。在《送汪敬夫知濬县序》中提出了“近君者”与“近民者”概念，且作了比较思考。“君子之仕也，非以徼势位，志乎致君泽民而已。近君者，莫若给事中；近民者，莫若县令也。近君者谏则必行，言则必听，膏泽下于民，斯得其志矣。不然，则不若近民者，朝发一令而民朝被其泽，夕施一政而民夕受其惠，乃得其志也。”(93)杨守阯认为，能到地方任职，是荣幸之事，可以实现自己的济民思想。不过，在对上负责的权力体制下，离皇帝、朝廷越近，好处才越多，京官优于外官。所以，杨守阯的观点难以取得普遍认同，有较多的理想色彩。《送祁宗规令唐山序》高度赞扬尧之治“志于穷民”，“一民饥曰我饥，一民寒曰我寒，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仕昭而义立，百姓亲之如父母”，他进而提出“相一国、守一郡、令一邑者皆当法之，得尺则民受其尺之利也，得寸则民受其寸之利也”(94)。由此可知，他时时以君子自励。
1706177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