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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7290 (2)宗唐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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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7292 永乐至成化年间,明朝诗文创作出现“台阁体”。台阁,别称馆阁,台阁体特指当时内阁与翰林院文臣的文学创作风格,多为应制与应酬之文,追求雍容典雅,内容贫乏,毫无生气,在文学史上饱受批评。综观《杨文懿公文集》,绝大多数的诗文皆属此类。台阁体的出现是与宋明理学的发展密切相关的。程朱理学是明朝的官方意识形态,亦是学术思想的主流。馆阁之臣自然是以官方意识形态为准,思想上亦是深受理学的影响,故诗文的思想上自然产生雅正平和的特点。对杨守陈而言,其启蒙老师杨范是理学家,不难想象,理学思想对杨守陈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有了这个背景,其文学创作难出台阁体之外也是自然之事。杨守陈几乎整个官宦生涯身处翰林院,没有外出为官的经历,这亦是一个重要因素。身处馆阁,接触的大多为上层官僚,难以看到丰富的世间百态,生活相对安稳,亦无太多的忧患之思。在这种环境中,诗文自然是缺乏情感的切入,何况创作的大多是应酬之文。这仿佛是一潭死水,附庸风雅,实际上并无生命力,这也是当时社会思想状态的一个反映。但是,杨守陈的文学作品与一般的台阁体又有一定的差别,在题材和意蕴上有所突破。他的《农鸣》、《农乐记》、《惠民渠记》都走出了翰林文学的藩篱,《送邓淳安序》中“有一言可以尽长民之道者,曰爱之而已”,这种爱民思想也是其他翰林作家难以一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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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7294 拟古是杨守陈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特色。杨守陈自幼经过系统的文史教育,登进士选为庶吉士后更是饱读诗书,学术素养较高,由于对古人文学作品的欣赏,拟古创作风格的形成也是颇为自然的。再者,复古亦是当时的一个大背景。杨守陈最大的学术特点是博采深考,拟古与当时的文学大背景自是相关,亦是与其博采的学术特点分不开的。宗唐是明初翰林文学的主流,而宗宋是李东阳等前七子的文学主张,杨守陈处于二者之间。杨守陈学习的主要是唐之杜甫,宋之苏轼,但不局限于二者。杨守陈对杜甫的诗文颇有研究,如《金碗辨》。从《金碗辨》我们不难看出杨守陈对杜诗研究的深度,可谓字字考究。杜甫“读书破万卷”,是杨守陈学习的榜样,可见其推崇之情。杜甫诗兼众体,而杨守陈所作文体亦是相当之丰富,“少作诗皆近体,所用为唐韵,长以古辞古韵作古体诗赋”,变化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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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7296 台阁体文臣大都追慕宋人的文学风范,董其昌曾言:“自杨文贞而下,皆以欧、曾为范。”(63)事实上,这种追慕之情似乎流于模拟,没有实质上的影响,他们与宋人的文学创作成就亦是相差甚远。杨守陈亦是难出窠臼,对苏轼的模仿成就不高,《石钟山铭》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篇。“彭蠡之口,有山名石钟,尚矣。……余谓波间众窍,其丰山之自鸣者乎?潭际双石,其宋左师之每击者乎?是皆可谓钟也。然濒流庶峰,其下响若钟者盖鲜。石之高大,而叩之函胡清越,如两钟石者,亦安得所在皆是?且山之以物象名者,若石鼓文笔之类,亦岂必为天下独然后名哉?昉名山者,其舟而察诸波间耶,果屐而叩诸潭际耶?抑若大宁之山尝有巨石,状如大镛,而今已为波沦之九鼎,火焚之崑玉耶?是皆不可知者。事不目见耳闻而可臆断其有无,苏之戒也。前四人皆目见耳闻,而言犹不能定于一。余固不敢臆断,顾区区一山名,何损益于天下,亦无足深辨者。……往在元季,微我太祖,民其歼矣。今四海内外,百年之间,庶职恬逸,万民乂和。虽群动庶植,犹胜于乱世之烝黎者,皆太祖戡定辑宁之劳,而列圣绍述煦妪之泽也。凡登是山者,左顾彭蠡,右瞻金陵,江汉之心,其可已哉!”(64)《石钟山铭》为仿苏轼《石钟山记》之作,明代馆阁此类题材的作品颇多。虽然《石钟山铭》与《石钟山记》同以石钟山为题材,然意境相差甚远。《石钟山记》是一篇游记之作,抒发一己之感,有着文学大师的万丈豪情。杨守陈之《石钟山铭》虽以《石钟山记》入题,行文亦是模仿苏轼之风格,表达的却是对君主的褒扬,没能走出台阁体的藩篱,故难以触动读者之情怀,文学欣赏性不高。整体而言,杨文较为生涩,意境不高。故他尽管是模仿苏轼,只能说是形似而神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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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7298 (3)也讲究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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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7300 杨守陈出身底层,故其创作有较多的性情。“文忠(中)子曰:诗者,人之性情也。夫性情在人,不以古今而有异者。古之诗,皆其性情之发而辞足以达之,故多不可及者。后世徒取古之诗,掇拾模拟,而不本其性情,则非诗矣,宜康简谓之无也。若有发于其性情而达于其辞,则亦古之诗矣,夫焉可蔑之。”(65)由此可知,杨守陈讲究性情,反复简单的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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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7302 (4)反新奇,务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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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7304 杨守陈在《与冯汝止书》中言:“吾子之文弛放矣,奇怪矣,今宜收敛使平和,无取语生之忌”,可以看出这一主张。反新奇,指的是为文用词不可出于经典之外。其反新奇并不是反对使用伟奇字句,否则就与前文所说的注重引经据典相左了。平和,是指不可过多地抒发个人情感。杨守陈认为作文为德为理,纯粹地表达个人情感于德于理皆无意义,“亦不必如昔人之十年赋两都,旬锻月炼而工无益之辞,误有用之学也”。杨守陈功利性很强,认为单纯的文学创作并非正业,只是消遣,无实质意义。“若止为一人议论者非极工不取,溢美过情者虽工亦去之”的原则就是务求平和的主张。文为张德,文为理作,再加上文集编纂过程中对“溢美过情”之文的剔除,这是杨守陈传世的文学作品大多欣赏性不高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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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7309 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1706171972]
1706177310 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三、杨守阯的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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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7312 杨守阯是一位有定见、有定力的人。“古君子能有为于世者,必有定见,又有定力,故所为无不成。……后世之士,未尝不欲有所为,临小利害辄为之前却,一凡人之毁誉亦为之欣戚,往往变易其所为,盖中无定见,而持守之不力,无怪乎事功之不古若也。”(66)先道德,后事功、文艺,是其基本思想。“《大学》明德新民,始于致知格物。《中庸》获上洽民,悦亲信友,必先明善诚身。盖必真知之,然后能笃信之,允蹈之。斯道在我,而凡天下之事,可一以贯之矣。”(67)知行合一,是其信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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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7314 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1706171973]
1706177315 1.创作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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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7317 杨守阯的诗文创作,有几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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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7319 (1)“根诸心而律诸道”。杨守阯“早岁从栖芸先生闻濂洛之学,故不专事文艺”(68)。弘治九年(1496),教授翰林院庶吉士,常对他们说:“近世之学,多不于心,于其口耳;不于其道,于其词章。浮夸为工,奇僻为异,叛经去理,亦甚矣。有志之士,尚当于口耳、词章之外求之,否则艺焉已。”(69)由此可见,他反对纯粹的艺术化写作之路。虽然重视科举,亦是以六经四书为宗,于书无所不读。“予惟圣人之道,备于六经。经者,载道之书也。治经者,从事于学问思辨、身体而力行之,达之家国天下,巍乎功业,焕乎文章,斯尊经之至也,岂徒尊阁之谓哉?随其身之所至,力之所及,以经术经世务,以有益于时,其次也。不及经世,而以其学传诸后,又其次也。若夫出入口耳四寸之间,以哗世取宠,叛经离道,无益于时,无闻于后,斯为下矣。”(70)这就是当时人宣传的道统文学观。“九经四十八万字,字字深研;诸史二十一家言,言言坐究。上自柱下五千,下讫虞初九百,小品经独下二百签,名都赋略点八十处,则其取精者多。”(71)经史子集,无所不究,有理学家杨范的教诲、杨守陈的指导,其于学问自是有所成就。现存《碧川文选》是杨守阯的散文集,大多为应酬之文。然“公所为文虽酬赠之作,无一不根诸心而律诸道”(72)。虽为应酬而作,大抵有深刻内涵,阐道明义。“天下之至美者莫如德,德充于身,施于事业,无弗美者”(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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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7321 (2)经世致用。杨守阯秉持的理念是:“宇宙间事皆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间事,先儒有是言已。古之圣贤穷理尽性,而尽人物之性,视天下之事,礼乐、政刑、钱谷、甲兵之属,无一非吾职之所当为,故讲之有素,处之有术。如有用我,举而措之耳。若夫高谈性命,而阔略于世故,自谓穷神知化,而不足以开物成务。圣贤之学,殆不若是。”(74)这是理学家“以天下为己任”理念的注解,是相当宽广的一种视野与理念。据此,天下的事务,都是应该熟悉的。如果纯理论思考,不着边际,这是要否定的倾向。崇祯年间,郑以伟作《赠少保南京太宰杨碧川诗文选序》,他对杨守阯的论述更加深入:“长沙(李东阳)、雒阳(刘健)让其醇正,与文懿(杨守陈)角,亦僧弥之于法护也。用其言,可以致主德隆盛、生民康乐、百职修举……无公之文,则天下亦将不足于治,而顾可已乎?其他杂文,虽不一种,种不一制,然皆布帛菽粟之不可已于口体,车马舟橇之不可已于游……即其游戏三昧,亦若钟彝盘敦,非三家市上所得有,而亦非无用。”这段话基本上点出了杨守阯诗文的经世致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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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7323 (3)讲究辞达。与杨守陈相比,杨守阯的艺术想像力稍差,更为务实。他的做事风格严谨,文章写作也如此。吴宽称:“杨惟立先生以精勤之学,发而为文,不为驾空浮浪之语,而有据事切实之意,予窃爱之。往岁,自翰林擢南京吏部,幸留务清简,益得肆力于文。盖虽应人之求,亦未尝泛然苟作也。”(75)此中所谓“不为驾空浮浪之语,而有据事切实之意”,倒符合其写作的求实特点。陈琳曾言:“公之文,得无类之乎?平易明白,典雅庄重,纵横反覆,无非至理,视浮夸奇僻之言,何啻玉之于时也。”(76)杨守阯为文大抵平和典雅,摒弃空洞无物之语。“杨守阯的散文质朴明白,很少使用文学技巧,信守的是孔子的‘辞达而已’的观念”(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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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7325 (4)取法韩愈。杨守阯自称“学文师韩吏部”,《送潮阳太守骆蕴良序》称“予尝因韩公为文之法”,欣赏韩愈的“师其意不师其辞”理念。不过,清人认为“其文才力颇弱,不能规橅韩笔也”(78)。张如安认为:“这一评价是合符事实的。更进一步看,守阯散文不仅学韩不伦,而且更多杂取宋人之迹,这一点又与其兄的散文相一致。明代前期的翰林院作家有宗宋之传统,杨氏兄弟亦不例外。”(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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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7328 (5)叙事多于写景,其间多有议论。如《送应天府尹于公致仕序》一开首即称;“古之君子,处纷华声势之途而不溺,遭变故颠沛之境而不仆,居优游闲散之地而不慆,当丛脞要剧之任而不乱,故履险若夷,繁若简,而出处进退之间,绰绰然有余裕。求之于今,未见其人。若京兆尹于公者,其殆几乎此哉!……余尝病世之士,得势则沾沾自喜,失势则奄奄丧气,居闲则纵弛不检,处剧则周章失措,汲汲于进而戚戚于退者,皆是也,公岂特加于人一等哉!”(80)这篇送序,先设定高标准,然后指出于谦之子于冕修养境界近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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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7330 李康先《杨太宰碧川先生文集叙》谓其“文学议论,隐然有文懿风”。不过,《碧川文选》不如其兄《杨文懿公文集》有色彩。“余素拙于文辞”(81),可见,他确实不擅长诗文写作。不过,既然从事文字之业,应别人之求,多少也写下了一些文章。最近得有机会阅读其《碧川诗选》,发现杨守阯的诗比文更有价值。其外孙陆钶的评价相当高,称:“我外祖碧川杨公,以精勤该博之学,发而为文章,不为驾空浮浪之语而据事切实,不为崛奇可骇之句而意味隽永,盖今之韩、欧也。”(82)这一评价,今人也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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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7332 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1706171974]
1706177333 2.散文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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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7335 关注现实时政,其忠君爱民之情现于笔端。作为一个政治家,其诗文的写作,自然不同于普通的士人,杨守阯更关注时政。与其兄一样,忧国忧民,没有私利,是其特点。“予在史馆,拜观英宗皇帝实录,至于己巳之变,未尝不太息流涕也。当是时,权奸误国,裔夷猾夏,事势甚岌岌,人无固志,幸而一二伟人出于其间,奋不顾身,以倡大义,定大计,故能易危为安,天下遂以无事。”(83)他特别肯定了于谦与王竑两人的贡献。他尤其识时务,懂得看人说话。针对不同的职务,讨论不同职责面临的时政问题。如《送通判武君之任台郡序》比较了台州与宁波两府的相似之处,称:“台与吾郡邻,所统各五邑,壤地相出入,户口土田不相上下,民赋兵饷无大相远,而其利弊亦近似焉。二郡之境,内包山陵,外际江海,旱易干,水易溢。地多瘠而少腴,岁多歉而少穰。穰岁民赋易供,征敛失时,民亦病矣。岁歉法宜蠲税,或怠于履亩而缓于申灾,则当道者以岁计已定而不为蠲,民幸不为莩者又困于此。后再值歉,则以前为戒。虽已上灾而犹征之以待报,比及蠲之,则小民已征而不复给,适足以肥里魁区长耳。岁之登不登,赋之免不免,其皆有弊乎?而海运之弊抑又甚焉。海运者,国初以二郡濒海,夷寇出没,多设卫所于水道之冲以控御之,在吾郡者十余,在台境者八九,而各有仓储,民赋航海输之,以为兵饷。或逆风涛,或遇崖石,则人粟皆饱鱼腹。旋复征补,民之重困甚矣。而诸仓各在险远之地,监司罕至,守尉莫临,饕餮之徒以贿求给役,其间与官吏缔构为奸,剥民脂膏不厌,又有所谓揽户者重取之……其弊不可胜言。”(84)杨守阯生活于浙东沿海,对宁波、台州两府地方政治的利弊了如指掌,故对赋税、海运之弊的阐述有理有据,十分深刻。又如《送陕西按察副使曹君序》指出:“陕西当师旅、饥馑之余,民疲敝已甚,然鼫鼠之侵牟不少,犬羊之窥伺莫测。”长此以往,必将引起民不堪于命而起祸患。“盖有深可虑者,则夫振扬风纪,纠察吏治,绥内境以严外防,使朝廷无西顾之忧。”(85)又如《送冬官副郎周君使鲁府诗序》中针对周希源出使山东行册封之礼,杨守阯言“非有古人专对不辱使命之难也,惟有咨访之大务所宜究心焉”。古之为使者,以能专对即可认为不辱使命,杨守阯认为今之使者不仅要做到专对,而且要做到沿途咨访,体察民情。“今自畿内以至山东千有余里,事之当资访者固多矣。而畿内当水灾之后,山东值河决之秋,难之当咨,又今日之急务也。君往矣,其以所诹之事,所谋之难,孰得孰失,孰利孰害,与所以处之之术,可裨庙谟万一者,疏而列之,以为使归之献。”(86)要周氏根据切身的体察,分析利害得失,向朝廷提供一份真实而有价值的报告。又如《送都察院右都御史张公奉敕督漕运序》详细论述了漕运之积弊。“予闻之道路漕运之积弊已甚,正有待公之釐革之也。今粗举其一二言之。江南兑运卫所之官干没无厌,而供赋之民盻盻然于多取之虐也,漕卒终岁勤动,公逋私负,日困一日。而部运指挥以上辄致高赀,甚者货取权门,以徼幸进,何其羡也!漕司旧帅,贵戚要人,子钱取息而为之囊槖者,宁亏公赋,不负私门,又何戾也!旧闻通州京仓总督监督皆不过一二人耳,今则貂珰满座,各至十二三人。漕运至京正供之外,无名之费用银一十四万余两,民脂民膏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其弊至此,良可痛惜!民之盻盻然,而漕卒之日困,无怪其然也。”(87)杨守阯指出,漕运之积弊甚多,如长此以往,将使民不堪命,漕卒难以为生。杨守阯期待张氏能革除宿弊,“漕卒之困苏,而民赋多取之虐亦可以已”(88)。杨守阯是一个有理想的士大夫,成天想着能将国家治理好。经常思考的结果,使他有了不少好的想法,但他担任的多是不治民的翰林官,没有机会将治理思想付之实践,于是只能期望别人来实现。替地方大员写送序时,正是他阐述自己治理思想之时,所以,他写的序大篇幅讨论时政及对策,供地方官参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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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7337 有强烈的民本思想。出身底层的杨守阯,如其兄一样,关注百姓利益。他主张“莅官行政,必先养民,故次之以《食货略》,衣食足而后施教化,教化行而后知礼仪,故《学制略》、《礼仪略》次之”(89)。他对食货的高度,反映了他的民本思想。“古之君子仕也,上焉欲正其君,下焉欲济其民,非苟利禄而已。”他进一步讨论了正君与济民的难易度。“正君者,非得卿相之位不可,虽得卿相之位,非正己物正者,亦未能之。济民者,虽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民,必有所济,其得令一邑者又易能之,得守一郡者尤易能也。”(90)比较起来,正君难于济民。由此,他鼓励地方官从“济民”开始。在《送钮宗源节推之吉郡序》文中,他告诫官员,治理“民俗嚣讼”之地,必须“深察其情,别白其事”,不可“淫刑以逞”。在《送刘仰止推府序》中,提出“刑又政之大者,民命之所关,尤不可以急也”,要求对民慎施刑罚,“急之,则以察为明,以苛为能,轻重失实,高下任情,刑罚不中,而民安所措其手足耶”(91)?《送尹庆成赴绍兴推官序》提出“夫钦恤明允,理刑之道,尽在于是矣。使上古圣君复生,不过以此训其臣”(92)。在《送汪敬夫知濬县序》中提出了“近君者”与“近民者”概念,且作了比较思考。“君子之仕也,非以徼势位,志乎致君泽民而已。近君者,莫若给事中;近民者,莫若县令也。近君者谏则必行,言则必听,膏泽下于民,斯得其志矣。不然,则不若近民者,朝发一令而民朝被其泽,夕施一政而民夕受其惠,乃得其志也。”(93)杨守阯认为,能到地方任职,是荣幸之事,可以实现自己的济民思想。不过,在对上负责的权力体制下,离皇帝、朝廷越近,好处才越多,京官优于外官。所以,杨守阯的观点难以取得普遍认同,有较多的理想色彩。《送祁宗规令唐山序》高度赞扬尧之治“志于穷民”,“一民饥曰我饥,一民寒曰我寒,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仕昭而义立,百姓亲之如父母”,他进而提出“相一国、守一郡、令一邑者皆当法之,得尺则民受其尺之利也,得寸则民受其寸之利也”(94)。由此可知,他时时以君子自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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