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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觉罗哈拉的分布，涉及建州、海西、“野人女真”三大部的广大区域，说明在有明一代，它已经历了长期的繁衍和分化。上引文中的“松花江”下游，曾是吾都里部三万户时代的原居地。元末明初，猛哥帖木儿在“旧有仇隙”的“兀狄哈”女真压力下“挈家流移”，率部从三姓（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启程，踏上了辗转南迁的里程。他们首先抵达朝鲜东北境的会宁，在外部社会的压迫下，仍未安其居，一度往返于会宁与凤州之间。明宣德八年（1433），猛哥帖木儿在会宁一带被七姓兀狄哈所害，觉罗哈拉一时凋零。正统五年（1440），其弟凡察和子董山在朝鲜威胁下率部西走婆猪江（佟家江）和浑河流域，同时部分族人留居会宁，其中包括凡察的亲兄弟吾沙可、于虚里等人，[22]觉罗哈拉经历了再一次分化。而在明末清初女真人（满洲先民）的地理概念中，会宁一带属“瓦尔喀”。而后，建州左右卫的析置，不可避免地给残缺不全的哈拉组织又一次打击。[23]有明一代觉罗哈拉人们的播迁远远不止上述三次，只不过这三次比较清晰地展示出辗转迁徙与哈拉血缘组织不断析解的因果关系而已。一个比较完整的哈拉组织，在200余年间逐渐畸零星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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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氏族社会，氏族的迁徙与扩散是一个自然过程，当人口增长引起生活资料紧张时，剩余的人口遂移居到新的土地。在这种场合，氏族总是按照自己的愿望分离的。觉罗哈拉的变化亦如其他女真族姓，则是在外部社会的干预或者打击，与社会内部攫取财产的武装冲突的合力作用下急遽瓦解的。换言之，私有制度的发展以及由此酿成的矛盾冲突，加快了血缘组织的分解。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莫过于宣德、成化年间朝鲜、明军连续五次对建州女真的围剿和屠戮（详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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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的是，女真各部的南迁对自身社会发展产生了双重效应。一方面，与外部先进社会的经济、政治交往促进了私有制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对外掳掠的需要又孕育出与外部社会的矛盾冲突而招致报复。在明朝、朝鲜、蒙古三个强大势力的频繁干预和影响下，哈拉组织失却了绵延存续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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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拉组织的瓦解过程，也就是各穆昆不断分衍发展的过程，兹据《氏族通谱》，将觉罗哈拉各穆昆的进一步变化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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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八个穆昆，除察喇、通颜两穆昆比较集中，其余各穆昆旁支斜出，在繁衍分析的反复运动中均已扩散到相当广阔的地域。这表明：当觉罗哈拉的分支乃至分支的分支，散布到某地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就可能形成一支独立的、以共同地域为前提的新穆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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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御制清文鉴》卷五诠释“穆昆”：第一为同哈拉（姓）兄弟，第二为一群人。前者取其血缘相近，后者取其地域相联。这与哈拉纽带的松弛瓦解形成截然对比。接踵而至的重大变化是，老哈拉的各穆昆之间，逐步突破了婚姻的禁忌。在明前期吾都里部内，酋长童亡乃与童所老加茂，并为童姓，互结姻娅；另一酋长童吾沙可的女婿童束时，亦为童姓。[24]反映了老哈拉内不同穆昆联姻的早期变化。努尔哈赤的六祖即所谓“宁古塔贝勒”（汉文意为“六王”），是明季崛起于今辽宁新宾地方的一个乌克孙（uksun，家族），也是觉罗哈拉反复分衍后出现的一个支系。在努尔哈赤诸妻中：伊尔根觉罗氏2人（一阿巴泰母，一第七女之母），嘉穆瑚觉罗氏1人（巴布泰、巴布海母，此氏不录《氏族通谱》八大穆昆之列，当是支族），西林觉罗氏1人（赖慕布母）。[25]其中，伊尔根觉罗氏是觉罗哈拉中较早析出的穆昆，与努尔哈赤家族保持传统婚姻。努尔哈赤起兵后，率先投附他的嘉穆瑚寨主噶哈善，即伊尔根觉罗氏。努尔哈赤因他先众来归，妻之以妹，彼此结为姻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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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同姓不婚”的古老传统，调节婚姻原本是哈拉最基本的功能，也是氏族由以形成并存在的前提。在哈拉的婚姻禁忌被突破的同时，诸如社会管理、宗教活动的组织等职能也随之为穆昆承担。这样一来，哈拉与穆昆的关系，便由当初氏族与其支脉的关系蜕变为老氏族与新氏族的关系。穆昆具有较近的血缘，比较密切的地域联系，成为新的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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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哈拉组织的析解，并不意味同族观点的完全泯灭。据朝鲜史籍记载：明代女真人“名曰同姓，则甚为亲密，每事同心”。[26]除了心理上强烈的认同感，这种观念还依附于同哈拉世代传承的一系列有别他族的信仰内容和仪礼，成为沟通情感的坚韧纽带，清朝官修《满洲祭神祭天典礼》载乾隆十二年（1747）乾隆帝弘历谕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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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满洲……恭礼佛和神，厥礼均重，惟姓氏各殊，礼皆随俗。凡祭神、祭天、背灯诸祭，虽微有不同而大端不甚相远。若我爱新觉罗姓之祭神，则自大内至王公之家皆以祝辞为首。[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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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字概括了满洲人传统信仰的基本内涵及清皇室的仪礼特点。它的满文原文载在武英殿本《钦定满洲祭祀条例》卷首，其中“我爱新觉罗姓之祭神”一句，满文为“meni gioro hala wecengge”，[28]译为“吾等觉罗哈拉所祭者”。另外，《祭天典礼》卷一多处胪举觉罗哈拉诸穆昆在祭祀仪礼与内容上的共同之处。在历尽岁月沧桑失却血缘纽带以后，觉罗哈拉的后裔们仍保持着一些共同的信仰，是一个连清朝皇室也难以掩饰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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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叙述了爱新觉罗氏的血脉渊源，说明这个被清朝皇帝套上神圣光环的姓氏，不过是一个古老血缘组织不断繁衍分析的产物。它的正式命名大概不会早于努尔哈赤开国时代，因为在努尔哈赤的六祖即“宁古塔贝勒”时代，属于这个家族的成员还只有近3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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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小小的家族，当然还不能与觉罗哈拉的各大穆昆相提并论。值得注意的是，在《氏族通谱》所载八大穆昆中，有“阿哈觉罗”一支。“阿哈”，在满语中是奴仆之意。而《氏族通谱》所载录的阿哈觉罗氏后裔，的确无一例外均系包衣籍出身。满洲包衣籍旗人，在清入关以后身份地位虽逐渐提高，但他们的祖辈曾经隶属奴籍本无可置疑。据此来看，阿哈觉罗穆昆大概不是哈拉组织正常分衍而成的某一血缘分支，而是基于共同的为奴历史而被单独打入另册的氏族成员。然而，也就在这部分人沦为奴仆的同时，与之同一哈拉的少数族人，即所谓“爱新觉罗”（金觉罗）的一支，却在崛起为显贵阶级的代表。觉罗哈拉内部的分化是明末女真（满洲）社会阶层分化日益深峻的缩影。而同样性质的分化与对立也将长久贯穿于爱新觉罗氏的历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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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满洲实录》卷1，台湾华文书局大清历朝实录1968年影印本。原文较长，引文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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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锺翰：《东北考察记》，载《清史续考》，华世出版社1994年版，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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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治亭：《关于三仙女传说的历史考察》，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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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俱详王锺翰《满族先世的发祥地问题》，载《清史续考》，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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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龙飞御天歌》卷7，第52章，奎章阁丛书第四，昭和13年版，第21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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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日］和田清：《东亚史研究》（满洲篇），东洋文库昭和30年版，第3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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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宋濂等：《元史》卷59，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4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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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日］和田清：《东亚史研究》（满洲篇），东洋文库昭和30年版，第3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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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编：《朝鲜世宗实录》卷20，《满蒙史料·朝鲜王朝实录抄》，景仁文化社1982年版，五年四月乙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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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刘小萌、定宜庄：《萨满教与东北民族》，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