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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头政长”的出现，与氏族社会末期地域组织扩大，管理事务增加，尤其是军事活动趋于频繁的历史进程相关；同时，不失为部落权力由涣散走向集中的一种过渡形态。开始，它仍带有部落民主制的胎记，不但履行联盟的主要管理职能，而且是实行“世选制”（即酋长在同一家族选任，或者兄终弟及，或者父子相继，而非严格的父子世袭）原则的组织保证。到后来，并立的酋长各拥巨资，聚部落，豢甲兵，形成私家的特殊利益，这就是我们在明末建州女真中看到的情景。“两头政长”体制，显然已成为女真社会组织实现统一、政治权力进一步集中的障碍。对权力的觊觎和物质贪欲的膨胀，则为并立的酋长注入了疏离的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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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万历二十三年，舒尔哈齐对兄已心存芥蒂。据朝鲜使者申忠一所见，舒尔哈齐“凡百器具，不及其兄远矣”。舒尔哈齐私下向他表示：“日后你佥使若有送礼，则不可高下我兄弟!”[24]不满情绪溢于言表。努尔哈赤19岁时，遵循长子析居旧制，成为分家子。《满洲实录》卷一记，分家时“家产所予独薄”，可见他当初并不富有。幼子舒尔哈齐是继承父业的未分家子，资产当不在兄以下。从这时起，两人各拥有独立的经济。起兵以后，凡掳掠人口、奴仆、财物都是共享分用。建州女真各部原领有明朝颁赐的敕书500道，是朝觐和贡市的凭据，在兼并战争中，其中约360道归入努尔哈赤名下，余下为舒尔哈齐所有。明朝政府每年于抚顺颁给抚赏800两，努尔哈赤领500两，弟领300两。万历二十三年何世国看到，努尔哈赤有战马700余匹，弟有400余匹，这还只是两人资产的一部分。然而，在蓄积财富的同时，财产占有不均的矛盾也暴露出来，这应是舒尔哈齐“耿耿不寐，如有隐忧”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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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身为长兄，本来就居有高出舒尔哈齐的地位，对外征服使他的地位日益显贵。万历二十三年（1595），努尔哈赤对朝鲜书称：“女真国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到万历三十一年（1603），致书朝鲜边将时又自称：“建州等处地方国王。”[25]这些称名虽出自草拟文书的汉人手笔，实际反映出的却是努尔哈赤权力的扩张。“管束夷人之主”的名义显然已不能使他厌足，所以开始以专擅一方的“国王”自比。尤为引人注目的事件是，万历三十四年（1606），蒙古喀尔喀五部王公为他奉上“淑勒昆都仑汗”的尊号（省作“昆都仑汗”，昆都仑，蒙古语言为“横”，满语译言“恭敬”）。汗是高出贝勒的尊号，蒙古王公奉上汗号，表示服从他的统领，努尔哈赤则借用蒙古制度，为自己的显贵身份又镀上了一层神圣色彩。舒尔哈齐的地位则相形见绌，与兄“不可高下”的努力完全付诸东流，这应是他对兄日益不满的又一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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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努尔哈赤一方而论，“两头政长”的并立已成为他建立至高无上威权的主要障碍。《满洲实录》卷三载，万历二十七年（1599），往攻哈达部，舒尔哈齐为先锋，遇哈达兵迎战，舒尔哈齐按兵不战，受到努尔哈赤的怒斥。其实，舒尔哈齐自年轻时征战四方，以勇武名播遐迩，又挟胜利之师，乘摧枯拉朽之势，断无在哈达兵前怯战的道理。《实录》贬抑舒尔哈齐，以为努尔哈赤后来杀弟行径回护，自不可信以为据。不过这至少说明，努尔哈赤与弟早有嫌隙，并且成见日深。同书丁未年（1607）又记，舒尔哈齐领兵前往东海瓦尔喀部搬接蜚悠城降民，归途于乌碣崖遇乌拉兵拦截，两侄褚英、代善奋勇进击，惟舒尔哈齐“落后不战”。事后，努尔哈赤借口“不随两贝勒（指褚英、代善）进战破敌”，欲将舒尔哈齐麾下两将定以死罪。舒尔哈齐闻讯，怒形于色，扬言“若杀二将，即杀我也”。在剑拔弩张的形势下，努尔哈赤只好权从宽宥。努尔哈赤的初衷，旨在剪除弟的羽翼，项庄舞剑之意昭然若揭，难怪舒尔哈齐要以死阻拦，使矛盾日愈尖锐，公开决裂已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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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辽硕画》卷一，熊廷弼《审进止伐虏谋疏》援引驻扎哈达旧寨的建州军兵之语：“我都督（指努尔哈赤）与二都督速儿哈齐（舒尔哈齐）近日不睦，恐二都督走投北关，令我们在此防范。”同疏又引开原兵备副使石九禀文：“职闻奴酋因修自己寨城，怪速酋部下不赴工。问其故，则云：二都督将欲另居一城也。”时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初。舒尔哈齐原与兄同居一城，至此决计携部“另居一城”，即黑扯木地，并令属下伐木，准备建房。[26]黑扯木，又作赫彻穆路，位于浑河上游，北接叶赫。努尔哈赤预先遣人遏其逃路，无意网开一面，三月十三日，设计将弟囚禁。[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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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囚禁舒尔哈齐，使崛起中的建州部落联盟避免了一次大分裂。为了彻底摧垮舒尔哈齐的势力，复将舒尔哈齐长子阿尔通阿、三子札萨克图处死。前引熊廷弼奏疏又称，舒尔哈齐领兵中军并心腹三四人被炮烙死。按《满文老档》卷一所载：“大臣乌尔坤蒙兀，吊缚于树，下积柴草，以火焚之。”所云：“炮烙”之刑，即此之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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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满文老档》，舒尔哈齐卒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八月十九日，时年48岁。关于他的死因，清朝史籍讳莫如深。然而欲盖弥彰，孟森《清太祖杀弟事考实》广征博引，证实为兄所害。努尔哈赤推刃于胞弟一案，明与朝鲜史书多有记载。李民《建州闻见录》曾评价努尔哈赤的为人：“猜厉威暴，虽其妻子及素亲爱者，少有所忤，即加杀害，是以人莫不畏惧。”杀妻之事，未得确证。所谓“素亲爱者”，当包括其弟侄。不久后，又有长子褚英，死于其手（详见后文）。可见“猜厉威暴”的指责也并非捕风捉影。然而问题的实质在于：任何一种新的社会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种神圣事务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努尔哈赤是作为旧制度的改革者而遭到反抗的。他为了强化自己的威权，不断破坏旧的部落制度，不可避免要和权势地位相近的贵族发生利益冲突。按照世选制的传统，舒尔哈齐本来是最有希望的继承者。希望破灭后，他不惜铤而走险，由分庭抗礼走向公开分裂，以维护自己的传统地位，实际上成为旧制度的代理人，最终成了牺牲品，乃势所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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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通过残酷手段剪除了舒尔哈齐的势力，废除了“两头政长”制，实现了建州部落联盟的空前统一，大权独揽，为汗权的确立扫清了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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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场重大的内讧，也在爱新觉罗家族的兴起史上留下了很深的烙印。舒尔哈齐死后，第二子阿敏、第六子济尔哈朗继续得到努尔哈赤的重用。到后金天聪四年（1630），清太宗皇太极基于加强汗权的需要，断然幽禁了出兵不利的阿敏（事详后文）。在精心罗织的16条罪状中，首列当年“阿敏唆其父，欲离太祖”大罪1条。[28]阿敏被幽禁而死，命运与其父如出一辙。待阿敏弟济尔哈朗率弟篇古和诸侄发誓承认“我父兄所行有过，自罹罪戾。若我等以有罪之父兄为是，而或生异心，……使之夭折”之后，株连才算告结。[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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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尔哈齐死后44年，即顺治十年（1653）五月，清朝皇室追封他为和硕庄亲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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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尔哈齐死后不久，努尔哈赤长子褚英又遭杀身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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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尔哈齐的死，至少在开始一段时间里给建州女真的最高领导层留下了一片空白。年龄居长且屡建军功的褚英，于万历四十年（1612）六月被努尔哈赤授命执掌国政。但是褚英为人自私，心胸褊狭，待诸弟和诸堂兄弟薄情寡义，以至诸弟纷纷向努尔哈赤告状。在他们指控的罪状中，非法贪取战利品只是其中之一。更有甚者，他背着父亲，强迫诸弟对天发誓。誓词说：长兄如何吩咐，我们即如何办，有什么话，也不要告诉父亲!褚英还扬言，自己做了汗以后，要把和自己关系不好的诸弟和诸大臣统统杀掉。[30]努尔哈赤屡次申斥褚英，要他改弦易辙，但收效不大，褚英在政治上失去了父亲努尔哈赤对他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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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九月，努尔哈赤出兵征乌拉，命代善留守赫图阿拉协助褚英，或者也可以说是监视他。翌年三月，努尔哈赤再度攻打乌拉，数日后占领该地。正当此时，褚英的几名部属密报他谋反，说他私自写下诅咒父汗和诸弟的咒语，对天地焚烧。对于这一指控，褚英矢口否认。努尔哈赤闻讯大发雷霆，打算立刻将他处死。但是又担心杀死长子，将给其他诸子留下一个不好的先例，于是下令将他幽禁在高墙木栅中。[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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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英被囚禁两年后，据说努尔哈赤经过深思熟虑，认为继续留褚英在世，于国家、诸子及众大臣均不利，于是将他处死，时年3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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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为加强汗权而幽弟杀子，虽有其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但骨肉相残，毕竟心怀惭德。晚年以后，担心子孙们日后重蹈覆辙，于天命六年（1621）正月，召集诸子侄与孙，对天地神祇，焚香设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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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祷上下神祇，吾子孙中纵有不善者，天可灭之，勿令刑伤，以开杀戮之端。如有残忍之人，不待天诛，遽兴操戈之念，天地岂不知之？若此者，亦当夺其算。[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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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天地神祇，努尔哈赤的子孙们一个个神态庄重，焚香设誓，然而却未能共铸出一个亲情融融的来日。在权力欲望的驱动下，历经太宗、世祖、圣祖、世宗数朝，爱新觉罗皇室内部的残酷斗争从未平息，骨肉相残的悲剧也一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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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家族史 [:1706178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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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家族史 三 金国显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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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四十四年（1616）正月元旦，清太祖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废除了旧的汗号，正式确立了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汗号：“abka geren gurun be ujikini seme sindaha genggiyen han”（天授养育诸国伦英明汗）。汗号中的“诸国伦”，指被征服的诸部。这时，除叶赫部尚未降附外，建州、海西、东海女真诸部已大部平服。在此基础上才形成统一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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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将所建立的国家称作“aisin gurun”（金国），所以又自称“天命金国汗”。他所统治的年代（1616—1626），后以天命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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