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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旧俗人死火葬，生前服用之物付之一炬，与辽契丹、金女真、元蒙古的“烧饭”之俗似相契合。开国后，贵族积聚财富，生前穷奢极欲，死时焚化大量衣服褚帛。皇太极于天聪二年下令国中：“我国风俗，殉葬燔化之物过多，徒为糜费”，予以禁止，[42]恰恰说明当时贵族中间奢风日炽。后皇太极向诸贝勒询问治国之道时，贝勒萨哈廉建言：欲使国家丰裕，应当严察祭祷之糜费，禁止九衣七帽之奢华。[43]实际上贵族奢费又何止九衣七帽？天聪八年丧祭焚衣例规定：自贝勒以下牛录额真以上，凡有死丧者，只许焚冬衣、春秋衣、夏衣各三袭，庶人各一袭，违制者俱坐以应得之罪。焚物的数量，是按照死者生前的身份规定的，焚衣数多，身份就高贵，庶民自然最少。这种做法反映了汉人的影响。汉人社会提倡慎终追远，生叫敬养，死叫敬亲，但祭祀被打上等级制度的烙印，即所谓“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贵族不但所祭者远，祭祀也特别隆重，历代历朝均制定了丧葬的繁文缛节。满洲统治者则以《大明会典》为蓝本，于天聪六年制定了诸贝勒大臣丧葬例。崇德元年，将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镇国公、辅国公、镇国章京、辅国章京的祭葬仪制逐一排列，成为完备的制度。[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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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仪制度同样要体现属人对贵族领主的人身依附。雅逊为努尔哈赤私属，努尔哈赤死时，他声称往祭后又食言不去，被视作蔑法无道。[45]大贝勒莽古尔泰死时，除汗、诸贝勒、福晋、同姓宗室摘去帽缨外，本旗大臣以下，亦命摘缨，妇女皆穿孝。满洲礼服，帽顶以红缨为饰，遇丧事将红缨摘去，是表示服丧之意。莽古尔泰死，汗、贝勒、宗室摘缨，是基于同族血缘的认同，而本旗臣属摘缨，妇人穿孝，却是慑于领主关系的羁束。崇德元年定：宗室贵族死，“其家下人，过周年，方许戴帽缨子”。[46]为其领主服丧竟长达一年之久。明明是领主属人的关系，却被罩上一层家族血缘的色彩，领主的地位因此更为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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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贵族对属人的特权还渗透到财产关系、婚姻关系等方面，均用立法手段固定下来。在财产关系上，规定旗人分家析产，“务禀本固山王、贝勒”；在婚姻关系上，规定八旗大小官员及贝勒私属的女子出嫁时，必须经礼部呈报各王、贝勒、贝子，同意后方可适人，若私自出嫁则要论罪。[47]直到入关以后，这仍是满人社会关系的一个特点，约至清世宗时代（1723—1735），始废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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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色仪仗——天命年间，颁定了补服之制，令贵族官员遵守，但官民衣着混同，贵贱依旧难辨。以至于“平人有钱得戴贝勒大人之帽，得穿贝勒大人之衣，洋洋得意街头横行”。[48]有鉴于此，皇太极于天聪六年布令国内禁冠服僭越，复于翌年重申官民冠服遵制划一。内容要点：依照本族传统，制定入朝官服之制，凡朝期俱用披领，平居只用袍；黄缎、杏黄缎、五爪龙服，黑狐大帽非汗赐不准擅用；衣服质地也有讲究。[49]以服色标帜衣着者身份，为历代王朝相沿，这种限制虽因历代所尚颜色不同而有异，旨趣则一。明制：士庶服色，不许用黄，为御用之色，清朝沿而用之，惟宗室俱系黄带，为前代所无。满人对皮毛最有讲究，服用亦讲分寸，故王公贵族以下禁用黑狐皮。这些均成为清朝定制。衣服而外，冠带均有等第，不准随意穿用。崇德元年，陆续制定宗室王公与福晋顶带品级，诸臣顶带品级，帽顶成为贵族、官员的专用，按不同质地区别身份。并重申禁止僭用五爪龙、凤凰、黄缎，已经制成的，俱令拆毁，以显示皇帝和宗室贵族的凛凛神威。妇女地位及服饰均取决于丈夫的品秩，使那些富而无政治地位的平民妇女咨叹徘徊于珠光宝气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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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坐龙彩雕（辽宁省新宾县永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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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仗是区别贵贱的另一标志。设置仪仗的目的，除警戒外，主要是为了增加统治者的威严，不与平民混杂，威仪煌赫，令人望而生畏。努尔哈赤时代开始创设仪仗。如和硕贝勒出行，备旗8对，伞1柄以及鼓、喇叭、唢呐、箫全部。[50]明朝制度，王公仪仗包括旗、伞盖等物。金国风气朴质，无意完全蹈袭明朝典章，除旗、伞外，又将鼓、喇叭、唢呐、箫等辽东民间乐器附入仪仗，形成自己的特色。天聪六年，在礼部贝勒萨哈廉主持下重定仪仗，规定汗前用旗3对、伞2柄、校尉6人；大贝勒前用旗2对、伞1柄、校尉4人；诸贝勒前各用旗1对、伞1柄、校尉2人。[51]明制：校尉即卫士之称，清沿明制，后将校尉改称“虾”（hiya即侍卫）。贵族仪仗，历朝都有详细规定，原则是品秩愈高仪仗愈堂皇，贵妇亦用仪仗，但庶民绝无资格。崇德元年，再次厘定贵族、贵妇仪仗，所云“伞”、“纛”、“小旗”、“立瓜”、“卧瓜”、“骨朵”、“豹尾枪”、“红帽引路夜不收”诸项，无不抄撮明制，惟繁缛程度仍大为逊色。[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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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享有以上特权的，实际上只限于少数有爵位宗室贵族，而适用于全体族人的，主要有两个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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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在法律上，规定凡人与宗室觉罗相斗，不准骂及父母，否则科以重罪，永著为例。另外，在对宗室觉罗人犯量刑时，“或用刑或罚银，听上裁决”。[53]这种司法特权在清朝入关以后被进一步发展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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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法律在赋予宗室觉罗以上述特权时，还比较注意对他们越轨行径的禁戢。这反映在宗室“有意寻衅犯罪，相与斗殴，则倍加治罪；若犯轻罪，则与民同罪”；觉罗“相斗平凡，不以相斗而坐罪，但议其是非”诸条例中。天命年间原定，对殴打汗族之人，不问青红皂白，一概处死。至此改为相互斗殴，只要不骂及宗室觉罗的父祖，则不加罪，只以是非曲直勘断。尽管这一规定在实施过程中难免大打折扣，但这种寓教于禁的做法，与努尔哈赤时的一味宽纵比起来，毕竟是不小的进步。皇太极倡导“国家立法，不遗贵戚”，[54]颁行著名的《离主条件》，竭力将宗室贵族特权置诸法律的监控之下，以杜乱阶。对他来说，这种做法是始终一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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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给予宗室觉罗豁免徭役的特权。天聪年间，旗人徭役非常苛重，祖孙三代同时当差的现象也不鲜见，以至时人奏章中有“儿子当差，孙子又当差，至于爷爷差事还不去，民情苦不苦”之语。[55]天聪八年以前，爱新觉罗族中，只有部分有爵位官职的人享有徭役豁免权，从八年正月起，这一特权扩大到所有六祖子孙，即对没有官职者，每人各优免3名壮丁的徭役。180余名觉罗蒙受此种惠泽，其中包括皇太极的几位叔父瓦尔喀、萨哈尔察、格春、萨哈席库、机尔塔库、吴霸席库。[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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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表示对觉罗们的关照，皇太极还特意在这年五月初八日请他们入内廷赐宴。众人首先为豁免丁徭一事向皇太极谢恩，皇太极则命叔贝和齐、萨哈尔察、瓦尔喀、屯布禄等人免礼。接着，他命叔贝和齐坐于台上，叔萨哈尔察等人坐于台下左侧，自己亦坐于台下右侧，以示恭敬。宴席开始后，皇太极离席以酒跪奉叔贝和齐，对其余诸叔，他跪于座位，令公扬古利酌酒。宴毕，赐叔贝和齐、萨哈尔察、瓦尔喀每人貂皮端罩1件、大白毡1块、红毡1块；赐萨哈席库等每人缎2匹，毛青布8匹。叔贝和齐感恩不尽，称颂说：“汗仁恩如此，愿为天下共主，扬名长寿。”叔屯布禄也说：“汗体恤我等老朽，无可报答，愿汗仰承天福长寿。”[57]宴会在亲情融融的气氛中结束。努尔哈赤起兵初，六祖子孙除个别人外均持敌对态度，以后，他们中间出现了对汗事业的支持者。见于《满文老档》记载，天命初年已有长祖德世库之孙瓦尔喀、三祖索长阿之孙望善、多弼、托博辉、四祖之孙博伊和齐等人的活动。随着金国的壮大和汗事业的如日东升，六祖子孙显然已成为这一事业的坚定拥护者和积极参与者。爱新觉罗家族的子孙们，第一次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团结。皇太极于改元称帝之际，将六祖子孙升格为“觉罗”，并给予豁免徭役等特权，这不仅是对六祖子孙的笼络，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他们支持自己的一种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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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觉罗与宗室之间，其待遇上的差别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宗室立功，按功之大小，由奉国将军直至和硕亲王；觉罗立功，按功之大小，由牛录章京直至超品公。另外，和硕亲王以下奉国将军以上子女，男年满20岁，女年满15岁，即可书名具奏，请予封号。[58]觉罗子女却不能有此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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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最尊贵重要的职位均为少数宗室贵族擅有。天聪年间参与议政的除汗和为首三大贝勒外，还有阿巴泰、德格类、阿济格、济尔哈朗、杜度、多尔衮、多铎、岳讬、硕讬、萨哈廉、豪格，共15人，都是汗的兄弟和子侄。其中，岳讬、硕讬、萨哈廉为代善子，豪格为皇太极子，他们代表了新一代宗室贵族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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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参与议政的大贵族中，又有领旗的和硕贝勒（旗主）和不领旗贝勒之分。天聪初年，代善为正红旗和硕贝勒，长子岳讬为镶红旗和硕贝勒，多铎为正白旗（原正黄旗）和硕贝勒，多尔衮为镶白旗（原镶黄旗）和硕贝勒，莽古尔泰为正蓝旗和硕贝勒，济尔哈朗取代其兄阿敏为镶蓝旗和硕贝勒，两黄旗归汗皇太极所有。[59]天聪六年，皇太极子豪格晋和硕贝勒，掌镶黄旗。至天聪九年（1635），莽古尔泰的正蓝旗又入于皇太极麾下。于是到皇太极改汗称帝时，领旗的和硕贝勒还有6位，也就是皇太极颁定宗室爵位时获一等爵位的六和硕亲王：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成亲王岳讬。同时，有议政资格而不领旗的贝勒如阿济格，被授予多罗武英郡王，杜度被授予多罗安平贝勒，阿巴泰被授予多罗饶余贝勒，当年五月病逝的萨哈廉则被追封为颖亲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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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时代，妻妾子女，嫡庶分明。只有嫡子才受到重用，庶子多被冷落。皇太极在对宗室亲贵叙功封爵的同时，对庶出的众兄弟也从优擢用。天聪八年四月，授闲散宗室汤古代（努尔哈赤第四子）、巴布泰（第九子）、备御阿拜（第三子）俱为三等副将；升游击塔拜（第六子）、备御巴布海（第十一子）俱为一等参将；授闲散宗室赖慕布（第十三子）为备御。[60]在这种酬庸展亲的活动中，除功绩外，血缘成为越来越被看重的因素。汤古代等人虽为庶妃所出，毕竟也是太祖直系。何况他们从天命年间起已相继从征，驰骋战场，建有功绩。汤古代后封镇国将军，阿拜、巴布泰封镇国公，塔拜、赖慕布封辅国公，巴布海封镇国将军。[61]此外如宗室拜尹图，其父为太祖亲弟巴雅喇，但因为他“不谙事务，故未入贝勒之列”，而当八旗各官叙功时又无功可叙。天聪八年，皇太极加恩宗室，将他升为三等昂邦章京。[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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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宗室近支易于升迁，王公显爵，为其垄断。相形之下，觉罗在仕途方面并不拥有比一般旗人更明显的优势。天聪八年优免丁徭时，统计180余名觉罗为无官职的闲散，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清朝入关以后，皇族内部觉罗与宗室的差别待遇，被一系列繁密的条文加以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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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家族史 三 佐命诸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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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初开创，栉风沐雨，以百战定天下，繄诸王是庸。”[63]这是《清史稿》的作者对开国诸王历史作用的评价。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设宗室封爵，赏庸酬功。在诸王中，同辈的代善、阿巴泰、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济尔哈朗，下一辈的岳讬、硕讬、萨哈廉、豪格等人，都受到他的重用。诸王外领军兵，驰骋沙场，内预国政，勤劳佐命，为恢宏帝业，建立清朝268年的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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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善是皇太极的兄长，有拥立之功，行事一向小心谨慎，所以受到皇太极的尊重。崇德元年（1636）四月五日，代善带领众贝勒大臣，以满、蒙、汉三种文字表文诣阙，请上尊号，称皇太极为“宽温仁圣皇帝”。十六日，皇太极正式称帝，改元崇德，定国号大清。二十八日，叙功册封代善为和硕礼亲王。第二年，有人揭发代善征朝鲜时违背圣旨，以所获粮米喂马，及选用护卫溢额。皇太极并没有给他处罚，只是希望他“正身行义，以相辅佐”。崇德四年十一月，代善随皇太极外出狩猎，射獐，马扑地伤脚。皇太极亲自下马为他裹伤，拿着酒慰劳他，关切地说：“朕以兄年高不可驰马，兄奈何不自爱？”[64]当时，代善已年迈六旬，不再统兵出征，但由于德高望重，在国家政治生活乃至皇族事务中都起着很关键的作用。崇德八年（1643），皇太极突然病逝，代善拥立6岁的福临即位，调解了一场剑拔弩张的权力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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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泰，为皇太极庶兄。早在天命建元前的辛亥年（1611），年仅23岁的阿巴泰即奉父命同费英东、费扬古率兵千名，往征东海女真乌尔固辰和穆棱两路，一举俘获千余人而还。从此，驰骋疆场，以勇猛善战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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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泰屡立战功，自视甚高，但由于自己系侧妃所生，在兄弟中地位比较卑微，论功行赏时往往得不到公平对待，以至心生不满，在皇太极当政期间屡受挫折。天命十一年（1626）九月，皇太极继位之初，实行封赏，赐诸贝勒宴。年已38岁的阿巴泰才被封为贝勒，心情不悦，宴会后发牢骚说：“战则我擐甲胄，行猎则我佩弓矢出，何不得为和硕贝勒？”[65]深以宴席间坐于子弟之列为羞耻。天聪元年（1627）十二月，他以封号不相称为由拒不参加宴请蒙古察哈尔部部长昂坤杜棱之会。结果被罚雕鞍马、甲胄各四、素鞍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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