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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徐扬《京师生春诗意图轴 》（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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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尔衮定都北京，目的是要征服全国，但宗室贵族内部在定都问题上却存在分歧。多尔衮同母弟阿济格主张“今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诸王以镇守燕都，而大兵则或还守沈阳，或退保山海，可无后患”。阿济格提出的大肆杀掠后返回沈阳的主张代表了贵族中的守旧观点，受到多尔衮的严厉驳斥。他说：既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3]十月，福临在北京“定鼎登极”，从此清王朝取代了明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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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顺治七年福临亲政以前，多尔衮一直控制着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在他的指挥下，八旗军队兵锋所至，势如破竹，很快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其间，凡兴大师，即授宗室王公为大将军，以任征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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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元年十月，命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率军追击李自成农民军。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征江南。二年七月，贝勒勒克德浑为平南大将军，往江南代豫王。三年正月，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入四川，进攻张献忠的大西农民军。二月，贝勒博洛为征南大将军，规取闽浙。五月，以豫亲王多铎为扬威大将军，远征喀尔喀蒙古。五年闰四月，命贝子屯齐为平西大将军，入陕西镇压回民起义。九月，郑亲王济尔哈朗为定远大将军，讨伐湖广抗清义军李锦、马进忠部。十二月，英亲王阿济格以平西大将军名义戍大同。六年正月，敬谨亲王尼堪为定西大将军，讨山西大同叛将姜瓖。不久，又命端重亲王博洛为定西大将军，往攻山西汾州抗清义军。七月，袭礼亲王爵（后改封巽亲王）[4]的满达海为征西大将军征朔州宁武。十月，命谦郡王瓦克达为征西大将军，攻剿山西境内义军余部。九年七月，敬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军，往征湖南、贵州。十年正月，贝勒屯齐为定远大将军，往代阵亡的尼堪。七月，安郡王岳乐为宣威大将军，戍归化城以备蒙古。十一年十二月，世子济度为定远大将军，讨伐抗清义军郑成功部。十四年四月，命宗室罗讬为宁南靖寇大将军，代阿尔津驻防荆州。十五年，信郡王多尼为安远靖寇大将军，征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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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年间，宗室王公率领八旗劲旅东征西讨，马不停蹄，相继攻灭大顺、大西农民军，剪除南明小朝廷，镇压了各地抗清武装。一些年轻的王公子弟在军旅鏖战中迅速成长，跻身于显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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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泰第三子博洛，顺治初，相继转战河南、陕西、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以军功，由贝子进封端重郡王。五年偕叔父阿济格防蒙古喀尔喀部，又徇略大同，讨叛将姜瓖，进封亲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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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泰第四子岳乐，初封镇国公。顺治三年从肃亲王豪格入四川，积军功封贝勒，改号安郡王。十年，驻归化城防蒙古喀尔喀部土谢图汗、车臣汗。使两汗入贡，凯旋收兵。进封安亲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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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克达是代善第四子。崇德八年，因硕讬、阿达礼一案受株连，削除宗籍。顺治二年，复宗室籍，叙功封镇国将军。三年，从叔父多铎剿蒙古苏尼特部腾机思、腾机特等，远至图拉河、布尔哈图等处，又败喀尔喀土谢图汗兵，封谦郡王。其弟满达海，崇德六年，封辅国公，顺治八年，晋封巽亲王。[7]清朝入主中原，满达海几乎无役不从，军功卓著，所以在代善诸子中升迁最快，地位最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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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克德浑为代善孙，萨哈廉次子。硕讬、阿达礼一案亦受株连，被革除宗籍。他当时年轻实未参与其事，故于顺治元年遇赦复还宗籍，封贝勒，代叔父多铎统江南清军，平定浙江、湖北。五年晋封顺承郡王。率军由湖南攻入广西，一路奏捷。[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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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堪是褚英第三子。天命年间已立军功。入关初，转战陕西、河南、江苏、四川等省。六年，封敬谨亲王。八年在衡州追击李定国部将马进忠时，陷入重围。尼堪说：“我军击贼无退者。我为宗室，退，何面目归乎？”奋勇直入，陷泥淖中，矢尽后拔刀战，力竭殁于阵。尼堪是战死沙场最显贵的王公。其遗体由湖南运归京城途中，“自焚珠币珍玩亡算”。[9]抵京后，和硕亲王以下，二品以上官员，出郊10里相迎。加谥号曰“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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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诸王外，其他如贝子务达海（穆尔哈齐第四子）、镇国公汉岱（穆尔哈齐第五子）、贝子固尔玛珲（阿敏子）、镇国公恭阿（同上）、简郡王济度（济尔哈朗第二子，后晋亲王）、贝勒尚善（舒尔哈齐孙，费扬武子）、贝子傅喇塔（同上）、贝子札喀纳（舒尔哈齐孙，扎萨克图子）、贝子屯齐（舒尔哈齐孙，图伦子）、镇国将军洛讬（舒尔哈齐孙，寨桑武子）、贝勒拜尹图（巴雅喇子）、贝勒杜尔祜（褚英孙、杜度子）、贝子穆尔祜（同上）、贝子特尔祜（同上）、贝子萨弼（同上）、郡王罗洛浑（代善孙，岳讬子）、贝勒喀尔楚浑（同上）、贝勒巴思哈（同上）、辅国公塔拜（努尔哈赤第六子）、镇国公巴布泰（努尔哈赤第九子）、贝子博和托（阿巴泰第二子）、贝子苏布图（阿巴泰孙）、郡王多尼（多铎第一子）、亲王硕塞（皇太极第五子）等，也都是顺治年间驰骋战场、出生入死、屡建战功的宗室贵族。他们中的一些人，如恭阿、苏布图等，为清朝的建立和巩固，或战死或卒于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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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五月清太祖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铠甲起兵时算起，迄顺治十八年（1661），清朝已经占有除台湾以外的几乎整个大陆。爱新觉罗家族的事业开创了70余年，几代人的前仆后继，使这一事业不断壮大，并逐步走向它的辉煌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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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年间频仍激烈的军事征伐，是在空前广袤的疆域内展开的。随着开国元勋的陆续故去，统兵出征的重担越来越多地落在了努尔哈赤孙辈乃至曾孙辈的肩上。他们是天潢贵胄特权庇佑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地位尊显，家资富赡，田连阡陌，仆从成群，但由于自幼与戎马倥偬的生涯结为不解之缘，所以依旧保持了崇尚军功，骁勇惯战的传统。乾隆年间《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卷一，在比较清代与前代宗室从征情况时指出：“诸史列传载，从龙征伐，虽不乏懿亲，亦从无多至四五十人，并奋起鹰扬，铭勋竹帛，共震万世之鸿基者。”这一评论，应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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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少数宗室懿亲之所以能“铭勋竹帛”，与众多八旗兵丁南征北战，效命疆场是分不开的。换句话说。爱新觉罗家族的煌煌功业，只是满洲发达史中一段动人心魄的插曲，却不是它的主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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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的军事征服，还使被征服民族，首先是汉人，经受了一次血与火的炼狱。凡在清军兵锋面前顽强抵抗的，无不玉石俱焚。顺治二年四月，多铎率清军围攻扬州，明臣史可法婴城固守。城破日，多铎劝史可法降，史可法厉声回答：“吾意早决，城亡与亡”，[11]惟求勿杀扬州人民。多铎不答，杀可法，下令屠城，至四月底封刀。江阴、嘉定等城军民也受此荼毒。豫亲王多铎平江南卓有功绩，屠戮无辜百姓却过于残忍。使这些地区的一些繁华市镇几乎成为废墟。后人因有“江南虽著绩，最忍是屠城”的评语。[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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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清军兵锋所向，如摧枯拉朽，充分发挥了它的战争机器的效能，显示了军事上的强大和迅捷。但是，清军每攻取一地，烧杀掳掠，子女玉帛，捆载而去，供满洲贵族的享受和驱使，使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更加痛苦。同时，在京畿一带大量圈占民人土地以安置“从龙入关”的贵族和旗兵，强迫民人“投充”旗下为奴，颁布严酷的“逃人法”以制止旗下奴仆逃亡，以及在全国范围强迫汉人剃发易服，都大为激化了民族矛盾，并引起此起彼伏的反抗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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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家族史 二 优遇宗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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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贵族既然在底定全国的战伐中立有汗马功劳，而清朝统治的稳固又有赖于宗室贵族的同心协力，都决定了清王朝要将优遇宗室亲贵作为一项基本国策。顺治元年十月，福临从盛京迁都北京，颁即位诏于天下。诏书第一条，就是优待宗室王公：“亲王佐命开国，济世安民，有大勋劳者，宜加殊礼，以笃亲贤。”[13]以多尔衮功多，加封为“叔父摄政王”，赐册宝、嵌13颗珠顶黑狐帽一、黑狐裘一、黄金1万两、白银10万两、缎1万匹，马100匹，骆驼10只。册文除列举多尔衮诸多战功外，还特别强调了他“体国忠贞，助成大业”的政绩，包括：皇考（指皇太极）上宾之时，宗室诸王人人觊觎，有援立叔父之谋，叔父坚誓不允，将宗室不轨者尽行处分，以朕系文皇帝子，不为幼冲，翊戴拥立，国赖以安；帅领大军，入山海，破贼兵（指李自成大顺军）20万，遂取燕京，抚定中夏，迎朕来京，膺受大宝。[14]主要就是拥立幼子、定鼎北京两条。同时，加封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为“信义辅政叔王”，赐宝册，黄金千两，白银万两，彩缎千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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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格于顺治元年四月被讦削爵，至此复和硕肃亲王爵，册文中有“永存带砺，与国咸休”语。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多罗豫郡王多铎俱晋封为亲王。又晋封多罗贝勒罗洛宏为多罗衍禧郡王，固山贝子尼堪、博洛为多罗贝勒，辅国公满达海、吞齐、博和托、吞齐喀、和托、尚善为固山贝子。[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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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亲贵的子孙，同样是大加封赏的对象，以使“本支百世，与国咸休”，世世代代享受荣华富贵。顺治元年十月即位恩诏第二条规定：“亲郡王子孙弟侄，应得封爵，该部通察往例，损益折衷具奏。”清太宗皇太极的第五子硕塞年方17岁，只因为是皇太极之子，福临庶兄，就超授承泽郡王。顺治六年，与郡王博洛、尼堪同晋亲王。福临上谕称：“尔等向不在宠贵之列，以同系太祖孙，加锡王爵。至于位次俸禄，则不得与大藩等。”[16]硕塞在两年后正式获得和硕亲王封号，掌兵部、宗人府。顺治十一年殁时，年仅28岁，其子博果铎袭爵，改号曰庄亲王。成为有清一代“世袭罔替”的宗室八王（即所谓“八大铁帽子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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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德元年所定宗室封爵制度尚不完善，只是初步分为九等，对王公诸子承袭方式未严格规范。于是在顺治六年制定了袭封之例：亲王、郡王一子袭爵，其余诸子降封一等；贝勒以下子，并以次递降一等授封。至第九等，奉国将军子，授奉恩将军；奉恩将军子孙，世授奉恩将军。世代不替，共为一等。[17]从此，王公子弟世袭，开始有章可循。顺治六年，和硕豫亲王多铎患痘疫亡，封其子多尼为和硕亲王，承袭父爵。同时，封和硕礼亲王代善子杰书为多罗郡王，封贝子拜尹图等9人俱为多罗贝勒；镇国公锡翰等12人俱为固山贝子；辅国公巴布泰等9人俱为镇国公；二等镇国将军恭安为辅国公；宗室郭盖等28人为二等镇国将军以下至三等辅国将军。[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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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父祖被削爵除籍的皇族子孙也成为展亲酬庸的对象。努尔哈赤、皇太极统治时代，由于内部争权夺势，一些宗室贵族被囚禁、处死，子孙弟侄也受株连。几十年以来，积怨很深，涣散了皇族内部的凝聚力，削弱了它的统治效能。清朝定鼎北京后，为了迅速统一全国并建立起有效的统治，迫切需要皇族成员的同心协力。摄政王多尔衮试图通过起用被削爵者子孙并恢复他们宗籍的办法，化解固有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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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皇族内部，积怨最深的莫过于努尔哈赤与舒尔哈齐两家。从努尔哈赤杀死弟舒尔哈齐，到皇太极囚死兄阿敏，在豆萁相煎的现象背后，是一个家庭对另一个家庭的永久胜利。而且皇太极并未就此罢休。崇德三年，阿敏第三子固尔玛珲从叔父多尔衮伐明，自京师入山西境，复东至济南，克城40余，封辅国公。第二年八月，皇太极重提当年阿敏对己不敬、欲将本旗拉出分立的往事。不久即下令削除固尔玛珲爵位，并黜去宗籍，同时被黜的还有他的弟弟恭阿。[19]顺治五年（1648），多尔衮恢复了阿敏子孙的宗籍。固尔玛珲复封辅国公，因家贫赏银3000两，又晋固山贝子。弟恭阿等封镇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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