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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定三藩、大败准噶尔军后，国内局势趋于安定，鄂扎也滋长了贪图安逸的习气。他掌管宗人府，对宗室子弟经常不参加骑射训练听之任之，被玄烨指责为“懒惰”。掌管宗人府的职务也被解除。乾隆四十三年，他被追封为和硕豫亲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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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山贝子彰泰，经历了平定三藩战争的整个过程。康熙十九年（1680）他奉命帅师进征云、贵，是清军战场上的最高统帅。在他的指挥下，最终平定了持续8年之久的三藩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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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之乱爆发时，开国诸王均已不在人世，入关时能征惯战的年轻王公如博洛、勒克德浑、罗洛浑、瓦克达、满达海之辈也相继作古。他们的子孙自幼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安享荣华富贵，骑射娴熟，勇敢善战，能够统领千军万马的将帅之才自然越来越少。平定三藩的战争中，虽有岳乐、鄂扎这样的王公建功立业，但不少王公却暴露出庸懦无能、贪生怕死的品性。扬威大将军简亲王喇布统领大军围攻江西吉安时，遣兵2万追击吴三桂部将马宝的9000援军，却众不敌寡，一败涂地。宁南靖寇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率领大军守荆州，突闻吴三桂军将至，望风而逃，遗弃大炮数十门。更有甚者，安远靖寇大将军贝勒尚善等屯兵岳州城下，8年不战，“诸将皆闭营垒，拥诸妇女逸乐而已”。[21]喇布15岁时封三等辅国将军，2年后袭封和硕简亲王；勒尔锦2岁袭封顺承郡王爵。他们自幼沐浴在祖、父的恩荫下，养尊处优，在他们身上，已难找到祖、父辈智勇双全、驰骋疆场的英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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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十九年（1680），胜负大局已定。玄烨下诏切责诸王老师糜饷、误国病民罪。诏书中说：“在他人尚不可原，况王、贝勒等国家同休戚之人乎？其令议政王大臣等举我太祖、太宗军法，严行议罪。”[22]议政王大臣遵旨议定奏准，宁南靖寇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扬威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定西大将军贝勒洞鄂、安远靖寇大将军贝勒察尼及贝勒尚善，皆削爵；奉命大将军康亲王杰书也受到罚俸一年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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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定三藩之役，清廷调兵遣将，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前后派出大将军十几名，多为宗室王公。对此，玄烨曾明白解释：“所以遣王等者，非谓诸将才能不足，念诸王、贝勒皆朕懿亲，指挥调遣无可牵掣，守御征剿，足增威重。”[23]但是与他的殷切期望相反，一些皇亲宗室在前线的表现实在差强人意。尽管如此，在接踵而至的与准噶尔部的战争中，他仍以诸王典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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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与准噶尔部首领直接发生冲突，是从康熙二十七年（1688）准噶尔进攻喀尔喀部开始的。在此以前，噶尔丹已经拥有从哈萨克草原天山南北两路直到宁夏河套以西的广大地域，并得到西藏达赖喇嘛的支持。噶尔丹自立为汗，怀有鲸吞内外蒙古的野心。他估计用兵蒙古草原，会引起清廷的强烈反应，但因为得到沙俄支持，所以有恃无恐。康熙二十九年（1690）五月，噶尔丹借口索取喀尔喀部首领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等为由，策马南下，在乌尔会河打败了清廷理藩院尚书阿喇尼率领的骑兵，长驱而入，直抵距京师只有700里的乌兰布通。此时，噶尔丹已为他的凌厉攻势和节节胜利所陶醉，他不仅要统一蒙古，而且准备染指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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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乌兰布统古战场（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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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尔丹屯兵乌兰布通的消息震动了京师。以至人心浮动，粮价上涨，店铺关门。这年七月，玄烨派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分别出古北口和喜峰口，会征噶尔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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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全是世祖福临子，玄烨兄，福全7岁时偕兄弟向父亲请安。福临问诸子志向。福全答道：“愿为贤王。”6岁的玄烨却说：“愿效法父皇。”[24]这两个天真无邪的小孩子的答语，在两年后居然应验。玄烨因得过天花，已有免疫力，最后被选定为嗣君。君臣名分已定，福全只好努力做他的“贤王”。福全不到15岁时，被封为和硕裕亲王，奉旨参与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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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宁是世祖福临第五子。福临崩逝，年长3岁的异母兄玄烨继承皇位。10年后他受封为和硕恭亲王时，年仅1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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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全和常宁自幼长于深宫，没有建立任何功勋，却在稚气未脱的年龄获得最高爵位。与清朝开国时，宗室成员“栉风沐雨，以百战定天下”，始得获封赏的情景已大相径庭。玄烨在军书旁午的紧急关头，任命两位兄弟将兵出征，显然是希望他们发扬祖辈惯经战阵，所向披靡的光荣传统，用辉煌战绩重塑因平三藩之役而变得黯淡的宗室王公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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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十九年（1690）八月初一，清军与准噶尔军大战于乌兰布通。经过激战，清军攻破噶尔丹的“驼城”，大败敌军，噶尔丹乘夜逃走。福全在38岁的壮年，秉钺出征，打败了威行西北和内外蒙古的准噶尔部，临阵指挥均有条理，足见他并非平庸之辈。乌兰布通之役告捷，对蒙古和西藏产生了很大影响，提高了清廷声威，为喀尔喀蒙古诸部悉数内附铺平了道路。可惜的是，福全在非常有利的情况下，未下令穷追猛打受到重创的噶尔丹部，反而主动休战，致使噶尔丹安然逃脱，为日后的干戈扰攘留下后患。又说明他缺乏合格军事统帅应有的素质，特别是经验、果敢、勇气和主动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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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全帅军回京后，与恭亲王常宁、简亲王雅布等人一同以贻误军机的罪名受到追究。原议，三亲王俱革去王爵，福全撤去三佐领。玄烨念战役告捷，噶尔丹远遁，命从宽免革王爵，福全、常宁罢议政，与雅布俱罚俸三年，福全撤去三佐领。[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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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布通战役后，玄烨未再重用福全和常宁，但清廷有重要政务，仍让他们参与议决。康熙三十年（1691），玄烨主持与喀尔喀蒙古的多伦（今内蒙古锡盟多伦县）会盟；三十五年二月，玄烨第一次亲征噶尔丹；福全、常宁都在随从之列。此后，福全在京城平静地度过余生。他深藏若虚，恬淡清静，晚年住台基场“目耕园”，以礼接文士为赏心乐事。福全卒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玄烨对他备示殊荣，谥号“宪”，御赐碑文，盛赞他：“入而预闻大政，出而翊赞戎机”，“四十余年，曾无失德”，“惟王克忠克孝之节，允树为臣为子之型。”[26]恭亲王常宁，与福全逝于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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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皇族是马上打天下，马上得天下。从努尔哈赤以父、祖遗甲十三副起兵，统一女真各部，称汗建国，到皇太极称帝建立清朝，及至福临基本完成对中国大陆的征服，玄烨发展祖宗成业，进一步巩固清朝统治，无一不以八旗将士的弓马骑射与勇猛之气，作为可靠后盾。因此，玄烨希望将诸皇子造就为新一代的军事统帅。他不满足于只让皇子在行围狩猎中演练骑射，还希望他们在战场上受到真正的锻炼。玄烨三次亲征噶尔丹时，均命皇子随同前往。[27]清朝入关后10帝中，玄烨是惟一曾经御驾亲征的皇帝，他的儿子随扈出征，也是入关后其他各代皇子所未经历的。康熙二十九年（1690），玄烨派福全往征噶尔丹时，曾派皇长子胤禔做副手，临行赠诗中有“武略期无敌，王师出有名。亲藩分铁钺，长子拥麾旌”[28]之句，对长子在军事上的成长寄予厚望。但在乌兰布通战役前，因胤禔与福全有争执而被召回。康熙三十五年，在远征噶尔丹时，他与内大臣索额图统率八旗、绿旗先头部队。两年后封直郡王。此后，再未予闻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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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胤禔外，皇三子胤祉、皇五子胤祺、皇七子胤祐、皇十四子胤禵都有从征的经验。其中，胤禵是惟一一位长期远离京师，独当一面，且在军事征服上有重大建树的皇子。西北准噶尔部酋长噶尔丹死后，又有策妄阿拉布坦为其首领，势力迅速膨胀。康熙五十六年（1717），准噶尔部侵占西藏，清廷不能坐视不问，任命31岁的胤禵为抚远大将军，远征西藏。胤禵率军离京，玄烨诏令满朝王公大臣为他送行，所赐恩典比同亲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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胤禵西征对于清朝的重要性，不亚于玄烨三次亲征噶尔丹。准噶尔控制整个西藏后，不仅与西藏毗连的青海、四川、云南受到威胁；准部上层一旦控制了黄教，就可借此煽动笃信此教的蒙古诸部脱离清朝统治，进而破坏被清朝视为统治基础的满蒙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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胤禵将大营驻扎在西宁，积极备战。五十九年（1720）初，遣两支大军入藏：一支由青海自北路攻入西藏，以平逆将军宗室延信（豪格孙，温郡王猛峨子）为统帅，另一支由川西自东路攻入西藏，以定西将军噶尔弼为统帅。八月，清军攻克西藏。这次西征，不仅使西藏居民免遭准噶尔部扰掠，且再次挫败准噶尔贵族建立横跨蒙、藏、回地区大帝国的野心，确保了清朝江山的统一和完整，增强了各民族对清中央政府的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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胤禵西征所遇到的问题十分错综复杂，不仅局限于军事方面，还涉及解决当地王公矛盾、宗教和民族纠纷，保障军队的后勤供给，以及对地方官员的管理。在胤禵的努力下，这些问题都获得比较稳妥的解决，确保了西征之役顺利完成。收复西藏后，胤禵奉命继续留在西北。康熙六十年五月，他率师驻甘州（甘肃省张掖），进抵吐鲁番，准备进军伊犁，彻底解决准噶尔问题。但是，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玄烨猝死，致使胤禵胞兄皇四子胤禛嗣位，胤禵被召回北京，不久身系囹圄（事详后文）。建功立业于西北的宏图因此功亏一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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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年间，与西北准噶尔等部的战事时断时续，但宗室诸王公才堪军事重任的已属凤毛麟角。雍正元年十月，任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征青海；七年三月，命领侍卫内大臣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川陕总督岳锺琪为宁边大将军，分兵两路会征准噶尔；九年七月，遣大学士马尔赛为抚远大将军往归化城办理喀尔喀防守事宜，所任用者，均是八旗的满、汉重臣。宗室王公建功边陲的，只有顺承亲王锡保和平郡王福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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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保和福彭都是开国元勋礼亲王代善的嗣裔。锡保是萨哈廉的曾孙，袭顺承郡王爵。雍正七年三月，率师讨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锡保署振武将军印，驻军阿尔泰（今新疆阿勒泰）。九年，胤禛以锡保治军勤劳，进封顺承亲王。驻防察罕叟尔，授靖远大将军。翌年七月，蒙古亲王策棱大败准噶尔部于额尔德尼昭（即光显寺，位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尔浑河畔）。锡保疏请建立乌里雅苏台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扎布汗省省会扎布哈朗特）。这座城池成为拱卫清朝北疆的军事要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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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彭是岳讬后裔纳尔苏之子。代善子岳讬封克勤郡王，岳讬之孙罗科铎是第一代平郡王，福彭是罗科铎第六子系下的曾孙，不过在这个贵胄身上，流淌的却是满汉两族的血液。内务府汉军旗籍、江宁织造曹寅（著名文学家曹雪芹祖父）长女是他的母亲。福彭袭爵后，曾署理八旗都统。雍正十一年，在军机处行走（行走，参与办事意）。授定边大将军，率师讨准部噶尔丹策零。途中奏言：“行军，驼马为先。今喀尔喀扎萨克贝勒等远献驼马，力请停偿值。彼不私其所有，而宗室王、公、贝勒皆有马，岂不内愧于心？臣有马五百，献送军前备用。”[29]十二年，率军赴科布多护卫北路诸军，复率师驻鄂尔坤，筑城额尔德尼昭之北。乾隆初年，福彭历任正白、正黄两旗满洲都统，殁于十三年（1748）。福彭生前还担任过宗人府右宗正，以及玉牒馆（编纂皇族宗谱的机构）总裁，文武兼备，是宗室内的干练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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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彭身后，宗室王公中再无扬威边陲、建功疆场者。随着清朝统治空前稳固，宗室贵胄普遍耽于安乐，不知以讲武习劳为务，祖辈“以弧矢威天下”的传统逐渐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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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庶政，头绪纷繁，皇帝纵有“日理万机”的精力，“宸纲独断”的能力，也绝非一人所能胜任。因此，他们处理国家政务，都注意重用宗室亲贵。雍正帝（胤禛）在藩邸时，诸兄弟多为政敌，惟与胤祥（玄烨第十三子）关系密切。康熙四十七年（1708）九月，胤祥因卷入废太子事件遭到囚禁。不能排除如下可能，即胤祥同胤禛结成一党，卷入储位之争，这或者就是胤禛即位伊始，将胤祥从一闲散皇子超拔为和硕怡亲王，并任其总理事务的原因。[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