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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氏的葬俗也因汉人的影响发生了显著变化。满洲人在关外一向行用火葬，不似汉人的“入土为安”。死于家者，第二日“举之于野而焚之”。[108]如果死在战场上，则要将尸体焚烧后将骨灰携回。清太祖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都是先火化，然后再修陵寝，将火化后的骨殖埋葬其内的。这种葬俗，被一直带到了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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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入关的满洲统治者，并不以火葬旧俗为羞，顺治朝清廷发布的丧葬条例，公开表示允许官民火葬，这当然是指满人而言。据考证，顺治帝福临和他的后妃们死后也都行火葬，所以记载上说安放到地宫的，不是他们的遗体，而是“宝宫”。所谓“宝宫”，其实就是一个骨灰罐，在帝王家则称之为“宝宫”而已。[109]火化地点，在景山的寿皇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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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对普通满洲旗人来说，当时要想效法汉俗实行土葬也是不可能的。由于战争频仍，许多八旗兵丁战死疆场。后来清朝在各省设立八旗驻防，又规定驻防旗人死后不能在当地安葬，不得在当地修建坟茔。在这种情况下，让八旗寡妇跋山涉水、千里迢迢扶柩回京，显然是无法想象的。康熙五十五年（1716）十月初六日，内务府奏报：荣格格于本月初六日去世，拟于初六日入殓，初七日出殡，十一日捡骨殖。玄烨朱批道：“应火化者已火化了，整体送陵者亦有之。内务府总管不谙此例。著复议具奏。”[110]复议结果不得而知。但至少表明，在宫廷内部，火化传统仍为人们所习见，与此同时，也开了“整体送陵”即土葬的先例。由于史料的欠缺，我们还不能就皇族乃至整个满人变火葬为土葬的过程作较为详细的说明，不过可以初步推测：乾隆初年，这一过程已经完结。弘历一即位，即颁布禁止旗人火葬令，诏令说，本朝原来实行火葬，实在是出于不得已，因为迁徙无常，遇到父母之丧，弃之不忍，携之不能，故用火化，以便随身捧持。定鼎以来，八旗满洲和蒙古，各有宁居，祖宗墟墓，悉隶乡土，丧葬可依古以尽礼。此后除远乡贫人，不能扶柩回里，暂准携骨归葬外，其余一概不许火化。倘有犯者，按律治罪。[111]弘历所谓“依古以尽礼”，实际指的是汉人土葬习俗。随着驻防从临时向固定的变化，八旗人丁普遍有了实行土葬的条件。对于居处京师，深受汉人儒家文化熏陶的皇族成员来说，他们在整个满洲人中较早完成这种风俗的演变，是很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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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仰之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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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人早期信仰萨满教，是一种原始多神教信仰。他们认为万物有灵，因此不但对天、地顶礼膜拜，而且把与自己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一些动物、植物也奉若神明，同时还供奉祖先为神。“萨满”则是有关宗教活动的主持人，是沟通人与神的信使，其实也就是民间习称的“巫”，或叫“跳大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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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就爱新觉罗家族而言，有关神鹊、七星的崇拜，是其信仰中最古老的成分。爱新觉罗氏的始祖传说，说的是天女佛古伦吞食神鹊衔来的朱果，而诞育始祖布库里雍顺的故事。清代官书《满洲实录》卷一又记，布库里雍顺身后数世，有名樊察者，幸得神鹊搭救，始得逃生。于是从此以后，“满洲后世子孙，俱以鹊为神（满文体写为‘祖’），故不加害”云云。而昔年广泛传布于满族民间的“乌鸦救驾”（驾，系指清太祖努尔哈赤）一类脍炙人口的传说，当是樊察传说的翻版。只不过，由乌鸦取代喜鹊，充当救命恩主的角色。爱新觉罗先世对神鹊的情感自然非同寻常，突出表现在祭神竿仪式中。祭神祭天均有享鹊的肉，“故祭神时必饲之，每一置食，乌及鹊必即来共食，鹰鹯从未敢下，是一奇也”。[112]过去的沈阳八景中，就有“宫殿群鸦”一景，直到清季，每到二八月，要在盛京宫殿西偏的空地上撒粮以饲鸦。乌鸦群集，年久成习，每晚集聚，竟成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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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星也是信仰的重要内容。这里所说的星，不是满天数不清的繁星，而是专指北斗七星，满语称之为“那丹（七）乌斯哈（星）”。祭星，多于月落以后夕祭时举行，即所谓“背灯祭”。其时将灯烛熄灭，万籁俱寂，繁星当空，颇有一种神秘色彩。祭星是满洲人萨满教信仰中古老观念之一，早在15世纪，朝鲜人就记载过建州女真的祭星习俗。[113]当时尚无经常、固定的祭星仪式，只在消灾祛病时采用。到清太宗皇太极时，有关祭星的记载，仍主要是与占卜、除祟等巫术活动联系在一起。崇德七年（1642），多罗安平贝勒杜度病笃时，其福晋因病由气郁，招巫人（萨满）荆古达至家祈祷。荆古达“剪纸作九人，同太监捧至北斗下，半焚半埋之”。[114]剪纸人是萨满医病时所行巫术，参照《清文鉴》卷一三的释义，可知祭星禳灾的过程大致是：先由萨满剪成纸人若干张挂起来，然后对七星祈祷，旨在嫁祸于纸人。剪纸人可能是明末才由辽东传入的汉地巫术，而对七星的祭祀却古已有之。七星在夜幕下永不陨落的自然景观，在原始初民心目中产生了强烈印象。爱新觉罗氏萨满教中的祭星，后来发展为一套完整固定的程式。古朴的七星神也向人格化转化。清入关后宫廷祭祀诸神中，有所谓“那丹岱珲”，或称“那丹岱瑚里”，通译作“七仙女”，也就是七星神的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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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太祖努尔哈赤时代，立神竿（源于对神树的崇拜）祭天，举凡用兵及国中大事必祭，是信仰萨满教的一种表现。平日在家供“祖宗（神）板”，院中竖“索罗竿”（神竿），祭祀时请萨满跳神。不过，由于受到汉文化和蒙古文化的熏陶，信仰体系也相当驳杂。天命元年（1616），努尔哈赤称汗立国初，就在赫图阿拉城东山顶上建造了佛寺、玉皇庙和十王殿等，号称七大庙。爱新觉罗氏在祭祀天、地、山、禽、兽的同时，还崇拜关帝、观音、佛祖。据说，努尔哈赤平时家居常常“手持念珠而数”，[115]言语间常称“我佛”如何如何。[116]又说明他们对蒙、汉等民族广为笃信的佛教、道教不仅不陌生，反而被逐步涵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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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满教原始多神教的性质，决定了它无力排拒外来一神教的冲击。特别是当努尔哈赤挥师西进，先后攻占了明朝在辽东的重镇沈阳和辽阳以后，固有的与渔猎经济及氏族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萨满教信仰，益发难以满足急剧变革的社会需要了。何况它根本征服不了有着悠久文化的汉民族以及早已皈依喇嘛教（黄教）的蒙古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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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的第四子皇太极，即清太宗，是位比其父更有政治头脑更有眼光的人物。努尔哈赤虽然已接受了佛教的影响，毕竟还没有减损对旧神的信仰，他家中供有“渥辙库”（家内神），每于其前设誓祝祷，态度是虔诚的。[117]皇太极即位后，却说：“所谓萨满书牍者，早有考究，而今荒疏矣。”[118]说明他对萨满神本的内容原是精熟的，大概也信奉过，但是后来却逐渐与它疏远了。这种对萨满教所持的实用态度，与他在政治上除旧布新、仿行汉制，外交上联络蒙古、鼎力攻明的建树是并行不悖的。皇太极在接触汉人文化后，深感自身宗教和习俗的某些落后和不文明。正是基于这一原因，他试图将民间萨满教中保留的某些落后成分作为陋习，竭力革除；同时，还把萨满教中诸多仪式加以修改，力图使它能够以国家的“大礼”而登上大雅之堂。清入关后宫廷的堂子祭祀，就是把原有的萨满教神祇、礼仪，用儒教传统仪制加以改造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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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入关，爱新觉罗氏一跃成为全中国的最高统治者，随着等级制度的确立，它与本族下层人民的隔阂扩大了。萨满教仪礼在满洲社会中从此分衍为两支，即以皇室宫殿堂子祭祀为代表的贵族仪礼和普通旗人的民间仪礼。“清室由东北入主中原，所定通礼亦多缘汉制，惟祭天于堂子，祭神于坤宁宫，犹能保存故俗。”[119]清室宫廷萨满教祭祀的中心，首先是堂子祭天。这种往往被认为是“纯满洲”的仪式，其实本身就是满洲萨满教融汇汉文化成分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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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子祭祀滥觞于入关以前，“堂子”就是观音堂的简称，原是辽东一带司空见惯的一种寺庙形式。满洲人将它作为各类宗教场所的泛称。爱新觉罗先世俗重祭天，但最初的祭天并无一定规制，只是因地制宜，于所至之地随意举行。[120]努尔哈赤时期，尚有在行军途中随时随地设案拜天的记载。后来受汉人于寺庙中拜谒神祇的影响，逐渐发展成了祭祀诸神（特别是祖先神）于室内，立竿祭天于室外的习惯。不过，在清朝入关以前，这一习俗在皇族的祭祀中虽已轮廓初具，似乎还没有专门的堂子祭祀之礼。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时拜谒的是玉帝庙（玉皇庙），皇太极在盛京时则拜谒城隍庙（或称城隍祠、城隍堂）。金毓黻曾考证说：“沈阳都城隍庙在城内，建于元代，而清初未尝另建新庙，则所谓的城隍庙者即堂子也。”[121]郑天挺也认为：“在天聪修太祖实录时，堂子一字尚无确当的汉译。”[122]他们的说法应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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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入关后，于顺治元年（1644）在北京长安左门外创建了皇室的固定祭祀场所。但是直到乾隆年间，“堂子祭天”才正式被当作国家吉礼的一部分载入《会典》，成为清朝“特殊之祀典”。有资格入堂子致祭者的范围，也随等级制度的日趋完备而逐渐缩小。康熙十二年（1673）定，凡官员庶民等设立堂子致祭者，永行停止。从此，堂子祭祀便成了皇室专有的祭祀场所。皇室的堂子，主要建筑为三殿。一座方形，坐北向南，为祭神殿，汇祀诸神祇；一座圆形，坐南向北，称圜殿，即拜天圜殿，是堂子中最重要的祭场。圜殿南庭院正中设皇帝致祭时立神竿的大石座，其后东西两翼又分设小石座6行，每行分6重，共72个，加上皇帝的大石座共为73个，小石座是为皇子、王、贝勒、贝子、公等致祭时树神竿用的。此外，东南有尚神殿，南向，制如圜殿。堂子祭祀内容不一，“而以元旦拜天，出师凯旋为重”，这是必须由皇帝躬亲致祭的，其余祭礼仅遣官员代行。其他祭祀均为皇族宗室族祭，诸如每月初一的月祭，每年四月初八的浴佛祭，春秋两季的马祭、竿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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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祭堂子的参加者为皇帝及宗室贵族。在堂子内，能够设竿致祭的只有公以上的皇室亲贵。在元旦，只有亲王、郡王才有资格行挂钱之礼。[123]因此，堂子祭实为皇族宗室祭祀活动，它是满洲先世氏族祭祀活动的一种演变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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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子所祭神祇相当庞杂，但并非如人们所讹传的，以及某些学者所描述的那般诡秘。[124]概括说来，祭神殿所祭有佛祖释迦牟尼、观世音菩萨、关圣帝君。圜殿为主神之所在，祭祀纽欢台吉、武笃本贝子。尚神殿则祭尚锡神（田苗神）。不难看出，其中既有满洲萨满教固有的神祇，也有外来的各路神灵。祭祀时的萨满祝词，初用满语，乾隆以后改用汉语。到嘉庆时则已“罕有萨玛跳神者，然其祭固未尝废也”。[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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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宁宫祭神是皇室进行萨满教祭祀的另一种主要形式。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入关前盛京故宫内的清宁宫祭祀。坤宁宫祭祀是满洲家祭在宫廷生活中的特殊表现形式。供奉的偶像，有朝祭神和夕祭神之分。朝祭神有佛祖、观音和关圣；夕祭神名目繁多，总称为穆哩罕诸神、画像神和蒙古神等。蒙古神有“哈屯”（王妃）、“诺颜”（王侯）之谓，至少觉罗姓各氏族后裔，是将他们作为祖先神而虔诚祭祀的。祭祀时，有的仍依照草原游牧民的惯例奉献羊只（祭其他神灵时多以猪为牺牲），或于庭院中搭盖的蒙古包前设祭。[126]这正是满、蒙两个民族及其先民长期交往，互通婚姻的一个实证。特殊的祭祀，有柳枝求福仪，亦名换索仪，是为佛多妈妈所设的专祭。又有背灯祭，夕祭后掩灭灯火举行。都反映了满洲萨满教的古风。余如杀牲、吃祭肉等，也保留了满洲祭祀的一些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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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中所举的坤宁宫祭祀，还有元旦行礼、日祭、月祭、翼日祭、报祭、四季献神等诸多名目，都是乾隆年间的定制。其繁文缛节，庞杂重复，不能尽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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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宁宫是皇后名义上的寝宫，祭礼的主持人和各类执事，大部分由女性充任。顺治年间定，坤宁宫祭神殿设赞祀女官长（司祝）2人、赞祀女官10人，均于上三旗觉罗命妇内选取，且要谙习萨满教者。也就是前人所谓“女巫选宗妇，距跃击鼓兼振铃”。另据《清宫词》注中记载：“萨满俗讹称撒麻太太，旧会典谓之赞祀女官”，也证明坤宁宫祭仪是由女萨满主持的。“萨满身故，则传于其媳而不传女，盖其所诵经咒不轻授人也。”[127]这些都是满洲传统信仰和礼仪的典型特色。此外，如司香、掌爨、司俎、碓房等执役人，基本由内务府管领下妇人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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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满祭神，向有“延客食肉”旧俗，又叫“食神余”（或“食祭余”）。每当祭祀毕，请族邻至家，同食祭肉，以多食为吉，客去不谢，谢则犯忌。坤宁宫祭祀，同样有在殿内煮肉、令近侍和枢臣吃肉的惯例。清制，朝祭所供肉，例不准出殿门。食肉时，派侍卫、散秩大臣等进宫分食。晚间背灯祭所供肉，例交膳房散给各处。乾隆五十二年（1787），弘历听说首领太监等，每将整块好肉私行偷用，以冷肉及瘦瘠残剩及骨分给充数，以至散秩大臣、侍卫等进内食肉者渐少，大为不满，谕令禁止。[128]然而积弊难除，到了清亡后溥仪小朝廷时代，太监们不仅偷食，且往外卖。太监们还神乎其神地说，祭肉是在坤宁宫的“神锅”里煮出来的，那口锅从顺治入关以来，一直没停过火，连锅里的肉汤还是200多年前的“原汤”哩。[129]这当然是夸大其辞，但坤宁宫祭祀与清廷之兴亡如影随形，确也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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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每年三次大祭（元旦次日及仲春、秋朔），皇帝亲临坤宁宫行礼，惟有王、贝勒和一品大员等有幸食肉。届时“上（皇帝）自用御刀割析，诸臣皆自脔割”，[130]仍是祖辈骑射年代的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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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王公府第，也各有祭神之所。神殿一般位于王府“大殿”后边，犹如清皇宫中的“乾清官”后面有“坤宁宫”，只不过“具体而微”。神殿是王府中最神圣的地方。窗户仍保存关外旧俗，用高丽纸糊。殿侧竖神竿（唆啦竿子），高约两丈余，尖顶下有方锡斗。全家人对神竿不敢稍有亵渎，甚至它投射在地上的影子也不容践踏。祭祀内容、仪制与坤宁宫祭祀大同小异。司祭者亦为“萨满太太”。[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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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爱新觉罗氏的萨满祭祀与仪礼浸润了许多外来文化的成分，但是他们毕竟没有像历史上那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只是简单地抛弃掉自己固有的宗教习俗。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是有政治考虑的。早在皇太极时，他虽然下令限制民间萨满跳神，禁止奢靡，却从未完全取缔萨满教。推究其原因，作为一位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的统治者，皇太极在引入汉文化的同时又不免顾虑重重，因为传统文化的析解，必然会危及清朝的统治。所以，他曾不厌其烦地强调保持“国语骑射”的重要意义，以金朝女真人汉化为鉴，谆谆告诫子弟们不要忘掉本族的传统和风俗。而萨满教的信仰、仪礼，正是其民族文化中根源最深、渗透力最强的一部分内容，又怎么可能完全废弃呢？入关以后，特别是乾隆年间，面对满洲人“汉化”的严重危机，清朝统治者不仅沿用皇太极的做法，将“国语骑射”作为一项重要国策加以重申，并且提到关系“社稷倾危”、“国家灭亡”的高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有对包括萨满教信仰在内的满洲旧俗的整理，才有以爱新觉罗氏祭祀内容为蓝本的《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纂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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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满文《萨满祭祀》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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