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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当满洲统治者定鼎中原以后，在文化上不能不面对更为多元的选择，选择的结果，也不能不在他们的精神世界——包括宗教观得到折射。事实上，尽管萨满教信仰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爱新觉罗氏的嗣裔中始终保持了它的影响，但与此同时，却有越来越多的族人，皈依了形形色色的外来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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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入关后第一位皇帝福临年仅24岁病亡，功业上虽未来得及有大的建树，但其个人习性行径，对后来皇族子弟却影响甚巨。他在临死前颁布的“遗诏”中自责说：“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意中所指，当包括喜汉文学，好禅理，任用汉臣。福临生前最宠幸贵妃董鄂氏。董鄂妃于顺治十四年（1657）生一子，福临因得到理想的继承人而喜出望外，未料两个月后夭折。三年后，22岁的董鄂妃去世。这使感情脆弱的福临痛不欲生，以至众人日夜守护，以防其自尽。从此，他陷溺于僧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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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可能是由于太监们的怂恿，福临对佛教产生了兴趣。明末以来，太监多笃信佛教。顺治十四年，在太监的安排下，福临在海会寺邂逅禅僧性聪（憨璞）。对他的言谈佩服至极，不久召入宫中，请教佛法，并赐“明觉禅师”封号。以后，福临成为佛教禅宗一派的信徒。南方高僧玉林琇、溪森、木陈忞等相继应召至京，在宫中论经说法。玉林绣应福临之请，为他起了法名“行痴”，号“痴道人”。福临对这些僧人自称弟子，以示尊敬。董鄂妃死后，福临为求得精神上的解脱，完全沉迷于释道。他甚至命溪森为其净发，决心披缁山林，孑身修道。玉林琇奉诏回京后得知此事，十分恼火，当即要烧死他的弟子溪森，促使福临打消了出家念头，重新蓄发。[132]不久，福临听从玉林琇建议，命选僧1500人，于阜成门外慈寿寺从其受菩萨戒，并加封他为“大觉普济能仁国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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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临虽许以蓄发，但出家之念未消。只是不久即出痘而死，出家之事未果。此后，民间传说福临没有死，而是到山西五台山出家当了和尚，并以康熙帝在位时多次奉母后巡游五台山为依据。又说福临因痛悼董鄂氏，到北京天台山慈善寺出家为僧，以寻求慰藉，甚至指该寺中某和尚的肖像为顺治皇帝。这些当然是无稽之谈。但福临所为，开启了有清一代宗室贵族子弟参禅学道的风习，却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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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慈善寺（北京市石景山区）燃灯古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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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胤禛少年时代喜读佛家典籍，在藩邸时结交僧侣，过往甚密。据说还请人代他出家为僧。他自称“天下第一闲人”，还把阐述佛家出世思想的《醒世歌》辑录在《悦心集》中。《醒世歌》宣扬万事皆空、人生如梦的思想，如说“朝走西来暮走东，人生恰是采花蜂，采得百花成蜜后，到头辛苦一场空”。胤禛涉身争夺皇位的漩涡，难免不起看破红尘的念头。不过，他一面以嘲讽的态度对待“采花蜂”们“到头辛苦一场空”的无益，一面却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对帝位的角逐，并且最终如愿以偿。可见，他散布出世思想，应寓有减少政敌攻讦倾陷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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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他真正坐上皇位，于日理万机之暇，与佛教的关系不仅没有疏远，反而更加密切，态度也更为笃诚了。他自号“圆明居士”，又称“破尘居士”，在批写臣工奏折和下达谕旨中都谈及佛法，议论佛事。雍正十一年（1733），诏令天下高僧集会宫中，胤禛亲自说法，与众僧研讨经典。除他外，还有五位亲王，三位大臣。他编纂反映佛道思想的《御选语录》，把自称圆明居士的语录也编入。此外，他刊行了延寿和尚的《宗镜录》100卷，并着手重印佛经，但直到雍正十三年（1735）才出版了其中的27种，汇成一集，书名《佛经二十七种》。又精造佛经20种，编为《经海一滴》6卷，付梓印行。这些都说明，胤禛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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胤禛信佛，但也不排斥道教。在位期间，密谕地方大吏留心寻访深达修养性命之人，或道士，或讲道之儒士俗家。曾将江西道士娄真人召入京师，居光明殿。据说，胤禛曾令他结幡招鹤，颇为灵验，于是封为“妙应真人”。[133]京师中皇帝贵族富贵已极，就是贪生怕死，最有吸引力的莫过于长生不老，修道成仙了。道士入京，总是千方百计地逢迎宗室王公。恭亲王常宁（玄烨子）曾把道士请到府第中，请教长生术。道士说：“王今锦衣玉食，即真神仙中人。”见筵席上有烧猪，又说是“绝好养生术”，[134]这自然是投其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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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起来看，宗室王公对道教谈不上笃信，他们所看中的不过是娄真人一类道士所表演的除祟避邪的法术，或者能够妙手回春、起死回生的高超医技。虽然道教的影响不及佛教，但道教清净无为的思想与佛家修福来世的思想却总是水乳交融在一起，并对宗室贵族产生明显影响。宗室贵族受过良好的教育，一些人洞悉政治斗争的险恶而充满人生的忧患意识，他们锦衣玉食，又无劳苦寒暑之虞，追求的是一种恬淡闲适的生活，势必到佛、道中寻求慰藉，助长了参禅学道风的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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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贵族不仅受到佛、道教的濡染熏陶，在接受西方宗教方面也有过一段插曲。基督教与佛教、伊斯兰教并立而为世界三大宗教。唐代，起源于中东但开始主要在罗马帝国中流行的基督教（时称景教）传入中国，到元代也有欧洲方济各会士来华。元亡中断。基督教再度传入中国则是由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们实现的。耶稣会是基督教三大教派之一天主教的修会之一。明亡后，耶稣会士继续留在刚刚入据北京的清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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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若望于顺治、康熙年间掌管钦天监达20年之久，是当时影响较大的几位天主教传教士之一。他曾给福临的母亲治好了病，福临尊称他为“玛法”（对老者的尊称），不仅在宗教问题和道德问题上，而且在处理国务时，都向他咨询。按照美国学者恒慕义主编《清代名人传略》的说法：汤若望曾试图使福临皈依天主教，[135]但从顺治十四年（1657）起福临崇信佛教禅宗，使他的努力付之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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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雍、乾三朝，耶稣会传教士的活动达到了顶峰。由于清朝皇室是他们工作的重点，所以一些宗室王公与他们私交甚笃。法国传教士巴多明熟通满语和汉语，在康熙帝和高级官员中享有威信。康熙帝与传教士交往很多，从后者了解到大量西方科学知识，但他并没有像传教士所企盼的那样皈依天主教。不过，巴多明成功地使宗室贵族苏努一家信奉了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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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努是努尔哈赤的玄孙，曾祖父褚英乃努尔哈赤长子，因诅咒其父被幽禁至死。因此，他属宗室中不那么得宠的一支。康熙年间，苏努历任宗人府左宗人、纂修玉牒总裁官，镶红旗满洲都统，乌兰布通之役立有军功，以后两次从康熙帝远征，因功晋封贝子，又被任命为奉天将军。苏努有13个儿子，子孙满堂。在宫廷耶稣会士的影响下，苏努的第三子和第十子首先受洗，取教名“若望”和“保禄”。不久，他的十一子也要求受洗，教名“弗朗索瓦”。他们的行为，带动了全体家庭成员乃至奴仆。苏努第十子曾从胤禵远征西藏，因勇敢善战受到康熙帝玄烨嘉奖，加官晋爵。但他在皈依天主教后，决心“只为耶稣基督服务”，“只和基督的敌人作战”，于是借口“膝盖有病再不能骑马打仗”，辞退了军职。[136]第六子勒什亨（教名路易）精明能干，颇得玄烨赏识。当两岁的独生子夭亡时，他悲痛异常，询问耶稣会士巴多明说：“公正的上帝在哪里？坏人们那么兴旺，而相信上帝的人却那么倒霉，怎么能让上帝的敌人对我幸灾乐祸呢？”巴多明巧妙地回答他：“您一直向别人传颂上帝的公正、明智、仁慈，怎么您自己却抱怨起上帝呢？谁说您儿子的死是一件坏事？也许对您对他还是一件好事呢。对他来说，由于他受过洗，他可以得到永恒的幸福，对于您来说，他使您更接近上帝了。”[137]后来，勒什亨与第十二子乌尔陈等都成为虔诚的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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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苏努深深卷入了康熙末年诸皇子争夺储位的帮派活动，他是拥立胤禩为太子的满洲大臣之一，当胤禛即位后，苏努一家的信教活动不能不以悲剧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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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二年（1724）三月，胤禩的同党胤禟被遣往边城青海西宁。苏努的第六子勒什亨和第十二子乌尔陈以袒护胤禟的罪名被一同流戍。同时获遣的还有与胤禟关系密切的天主教神父穆经远。同年七月，年已77岁的苏努被谪戍到山西右卫（今右玉），阖家随行。苏努获遣后不及半载而亡。他在死前是否信教不得而知。勒什亨、乌尔陈等人面临胤禛的残酷迫害，却始终表示坚持自己的信仰。胤禛令其悛改，他们却声称“愿甘正法，不肯改易”。[138]雍正五年四月，王大臣等议奏，苏努之子乌尔陈等，与阿其那（指胤禩）等结党乱政，复私入西洋邪教，请将乌尔陈等凌迟处死。胤禛谕称：乌尔陈、苏尔金、库尔陈等（均苏努子），不遵满洲正道，崇奉西洋之教，朕令伊等悛改，屡次遣王大臣等降旨，分晰开导，乃伊等固执己见，坚称不愿悛改。但胤禛不愿将乌尔陈等人处死，理由是如此处置，西洋人不知其故，必以为他们是因为入西洋之教被戮，转使他们名闻于西洋。[139]其实乌尔陈等人名闻西洋，正是因为他们以宗室贵族的身分皈依了天主教。而胤禛残酷迫害苏努一家，首先是基于政治上诛除异己的原因，并非因为他们供奉“西洋邪教”。苏努诸子宁甘斧钺，不放弃信仰的举止，也不是单纯的宗教行为，包含着对胤禛淫威的抗争。但不管怎么说，乌尔陈等人至死不渝的殉教精神是颇令人叹服的。雍正五年六至七月，乌尔陈、苏尔金等相继卒于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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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宗室中与苏努诸子同时而奉天主教的还有德沛。德沛是宗室贵族中外任封疆大吏的第一人。袭封和硕简亲王。他奉教在康熙末年，教名若瑟，妻子也领洗入教，名玛利亚，女名保辣。在宗室贵胄中，他是率先领洗的一位。当时西方人士供奉于内廷的很多，多娴习满语，与贵族接触往还尤为容易。德沛是天潢贵派的佼佼者，他平生淡泊名利，笃志于学。年轻时袭镇国公爵，后让爵于兄德普，自己入西山潜心读书，凡30年。著述颇多，品行学问均为时人推崇。[140]当时宗室贵族无不妻妾成群，但天主教却规定不准纳妾，这无疑是富贵人家皈依入教的障碍之一。德沛《实践录》有言，生育虽传继之正道，然必发自欲情，纵欲徇私，何善之有？对蓄妾制进行了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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胤禛即位，掀起禁教高潮，其子弘历统治时代，对传教活动仍取严厉态度。然而在民间，还是有些人相继信教，其中包括旗人和宗室。在北京的传教士汪达宏神父在寄往欧洲的一封信中提到，几个系黄腰带（宗室标志）的年轻人信仰了天主教。虽然系黄带子是皇亲国戚的标志，但他不认为这件事有什么重大意义：他们虽然系黄腰带，还是属于老百姓之列，在北京有大量的无所事事的八旗子弟，除了有权系一根黄腰带或红腰带，证明他们的血统以外，和老百姓别无两样。[141]至此，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的黄金时期已成过去。不过，直到嘉庆年间，仍有宗室觉罗奉教。[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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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宗室中，信奉天主教的人当然少之又少，但作为中西文化碰撞后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确是以往历朝历代皇族历史中所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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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语骑射的荒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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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即满语，在清代又叫“清语”；骑射即能在骑马奔驰中射箭中的（箭靶的中心）。入关前后，满洲统治者不止一次地告诫本族人要保持“国语骑射”，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事态的发展却是，“国语骑射”并没有保持下去，以至流于形式。在这方面，王公贵族的变化是很有代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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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外时期，满洲人多不通晓汉语。入关初期，不得不在政府机构中设翻译，翻译多用通满语的汉员，称“启心郎”。官职三品，地位较高，足见对翻译工作的重视。后来因为启心郎常利用满汉官员言语不通从中营私舞弊，于是废去不用，但各部衙仍设有满语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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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公贵族既把持政府枢要，又生活在一个以汉人为主体的社会中，不通汉语给他们带来的诸多不便是显而易见的。清世祖福临原不懂汉语汉文，后经刻苦学习，关于汉语汉文的知识达到了较高水平。以后诸帝无不满汉兼通。皇帝召见臣属，见满臣说满语，见汉臣说汉语，见蒙古王公说蒙古语。王公贵族自幼学习汉语汉文，与汉人不再有语言交流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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