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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入关后，于顺治元年（1644）在北京长安左门外创建了皇室的固定祭祀场所。但是直到乾隆年间，“堂子祭天”才正式被当作国家吉礼的一部分载入《会典》，成为清朝“特殊之祀典”。有资格入堂子致祭者的范围，也随等级制度的日趋完备而逐渐缩小。康熙十二年（1673）定，凡官员庶民等设立堂子致祭者，永行停止。从此，堂子祭祀便成了皇室专有的祭祀场所。皇室的堂子，主要建筑为三殿。一座方形，坐北向南，为祭神殿，汇祀诸神祇；一座圆形，坐南向北，称圜殿，即拜天圜殿，是堂子中最重要的祭场。圜殿南庭院正中设皇帝致祭时立神竿的大石座，其后东西两翼又分设小石座6行，每行分6重，共72个，加上皇帝的大石座共为73个，小石座是为皇子、王、贝勒、贝子、公等致祭时树神竿用的。此外，东南有尚神殿，南向，制如圜殿。堂子祭祀内容不一，“而以元旦拜天，出师凯旋为重”，这是必须由皇帝躬亲致祭的，其余祭礼仅遣官员代行。其他祭祀均为皇族宗室族祭，诸如每月初一的月祭，每年四月初八的浴佛祭，春秋两季的马祭、竿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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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祭堂子的参加者为皇帝及宗室贵族。在堂子内，能够设竿致祭的只有公以上的皇室亲贵。在元旦，只有亲王、郡王才有资格行挂钱之礼。[123]因此，堂子祭实为皇族宗室祭祀活动，它是满洲先世氏族祭祀活动的一种演变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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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子所祭神祇相当庞杂，但并非如人们所讹传的，以及某些学者所描述的那般诡秘。[124]概括说来，祭神殿所祭有佛祖释迦牟尼、观世音菩萨、关圣帝君。圜殿为主神之所在，祭祀纽欢台吉、武笃本贝子。尚神殿则祭尚锡神（田苗神）。不难看出，其中既有满洲萨满教固有的神祇，也有外来的各路神灵。祭祀时的萨满祝词，初用满语，乾隆以后改用汉语。到嘉庆时则已“罕有萨玛跳神者，然其祭固未尝废也”。[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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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宁宫祭神是皇室进行萨满教祭祀的另一种主要形式。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入关前盛京故宫内的清宁宫祭祀。坤宁宫祭祀是满洲家祭在宫廷生活中的特殊表现形式。供奉的偶像，有朝祭神和夕祭神之分。朝祭神有佛祖、观音和关圣；夕祭神名目繁多，总称为穆哩罕诸神、画像神和蒙古神等。蒙古神有“哈屯”（王妃）、“诺颜”（王侯）之谓，至少觉罗姓各氏族后裔，是将他们作为祖先神而虔诚祭祀的。祭祀时，有的仍依照草原游牧民的惯例奉献羊只（祭其他神灵时多以猪为牺牲），或于庭院中搭盖的蒙古包前设祭。[126]这正是满、蒙两个民族及其先民长期交往，互通婚姻的一个实证。特殊的祭祀，有柳枝求福仪，亦名换索仪，是为佛多妈妈所设的专祭。又有背灯祭，夕祭后掩灭灯火举行。都反映了满洲萨满教的古风。余如杀牲、吃祭肉等，也保留了满洲祭祀的一些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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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中所举的坤宁宫祭祀，还有元旦行礼、日祭、月祭、翼日祭、报祭、四季献神等诸多名目，都是乾隆年间的定制。其繁文缛节，庞杂重复，不能尽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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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宁宫是皇后名义上的寝宫，祭礼的主持人和各类执事，大部分由女性充任。顺治年间定，坤宁宫祭神殿设赞祀女官长（司祝）2人、赞祀女官10人，均于上三旗觉罗命妇内选取，且要谙习萨满教者。也就是前人所谓“女巫选宗妇，距跃击鼓兼振铃”。另据《清宫词》注中记载：“萨满俗讹称撒麻太太，旧会典谓之赞祀女官”，也证明坤宁宫祭仪是由女萨满主持的。“萨满身故，则传于其媳而不传女，盖其所诵经咒不轻授人也。”[127]这些都是满洲传统信仰和礼仪的典型特色。此外，如司香、掌爨、司俎、碓房等执役人，基本由内务府管领下妇人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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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满祭神，向有“延客食肉”旧俗，又叫“食神余”（或“食祭余”）。每当祭祀毕，请族邻至家，同食祭肉，以多食为吉，客去不谢，谢则犯忌。坤宁宫祭祀，同样有在殿内煮肉、令近侍和枢臣吃肉的惯例。清制，朝祭所供肉，例不准出殿门。食肉时，派侍卫、散秩大臣等进宫分食。晚间背灯祭所供肉，例交膳房散给各处。乾隆五十二年（1787），弘历听说首领太监等，每将整块好肉私行偷用，以冷肉及瘦瘠残剩及骨分给充数，以至散秩大臣、侍卫等进内食肉者渐少，大为不满，谕令禁止。[128]然而积弊难除，到了清亡后溥仪小朝廷时代，太监们不仅偷食，且往外卖。太监们还神乎其神地说，祭肉是在坤宁宫的“神锅”里煮出来的，那口锅从顺治入关以来，一直没停过火，连锅里的肉汤还是200多年前的“原汤”哩。[129]这当然是夸大其辞，但坤宁宫祭祀与清廷之兴亡如影随形，确也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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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每年三次大祭（元旦次日及仲春、秋朔），皇帝亲临坤宁宫行礼，惟有王、贝勒和一品大员等有幸食肉。届时“上（皇帝）自用御刀割析，诸臣皆自脔割”，[130]仍是祖辈骑射年代的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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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王公府第，也各有祭神之所。神殿一般位于王府“大殿”后边，犹如清皇宫中的“乾清官”后面有“坤宁宫”，只不过“具体而微”。神殿是王府中最神圣的地方。窗户仍保存关外旧俗，用高丽纸糊。殿侧竖神竿（唆啦竿子），高约两丈余，尖顶下有方锡斗。全家人对神竿不敢稍有亵渎，甚至它投射在地上的影子也不容践踏。祭祀内容、仪制与坤宁宫祭祀大同小异。司祭者亦为“萨满太太”。[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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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爱新觉罗氏的萨满祭祀与仪礼浸润了许多外来文化的成分，但是他们毕竟没有像历史上那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只是简单地抛弃掉自己固有的宗教习俗。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是有政治考虑的。早在皇太极时，他虽然下令限制民间萨满跳神，禁止奢靡，却从未完全取缔萨满教。推究其原因，作为一位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的统治者，皇太极在引入汉文化的同时又不免顾虑重重，因为传统文化的析解，必然会危及清朝的统治。所以，他曾不厌其烦地强调保持“国语骑射”的重要意义，以金朝女真人汉化为鉴，谆谆告诫子弟们不要忘掉本族的传统和风俗。而萨满教的信仰、仪礼，正是其民族文化中根源最深、渗透力最强的一部分内容，又怎么可能完全废弃呢？入关以后，特别是乾隆年间，面对满洲人“汉化”的严重危机，清朝统治者不仅沿用皇太极的做法，将“国语骑射”作为一项重要国策加以重申，并且提到关系“社稷倾危”、“国家灭亡”的高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有对包括萨满教信仰在内的满洲旧俗的整理，才有以爱新觉罗氏祭祀内容为蓝本的《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纂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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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满文《萨满祭祀》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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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当满洲统治者定鼎中原以后，在文化上不能不面对更为多元的选择，选择的结果，也不能不在他们的精神世界——包括宗教观得到折射。事实上，尽管萨满教信仰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爱新觉罗氏的嗣裔中始终保持了它的影响，但与此同时，却有越来越多的族人，皈依了形形色色的外来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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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入关后第一位皇帝福临年仅24岁病亡，功业上虽未来得及有大的建树，但其个人习性行径，对后来皇族子弟却影响甚巨。他在临死前颁布的“遗诏”中自责说：“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意中所指，当包括喜汉文学，好禅理，任用汉臣。福临生前最宠幸贵妃董鄂氏。董鄂妃于顺治十四年（1657）生一子，福临因得到理想的继承人而喜出望外，未料两个月后夭折。三年后，22岁的董鄂妃去世。这使感情脆弱的福临痛不欲生，以至众人日夜守护，以防其自尽。从此，他陷溺于僧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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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可能是由于太监们的怂恿，福临对佛教产生了兴趣。明末以来，太监多笃信佛教。顺治十四年，在太监的安排下，福临在海会寺邂逅禅僧性聪（憨璞）。对他的言谈佩服至极，不久召入宫中，请教佛法，并赐“明觉禅师”封号。以后，福临成为佛教禅宗一派的信徒。南方高僧玉林琇、溪森、木陈忞等相继应召至京，在宫中论经说法。玉林绣应福临之请，为他起了法名“行痴”，号“痴道人”。福临对这些僧人自称弟子，以示尊敬。董鄂妃死后，福临为求得精神上的解脱，完全沉迷于释道。他甚至命溪森为其净发，决心披缁山林，孑身修道。玉林琇奉诏回京后得知此事，十分恼火，当即要烧死他的弟子溪森，促使福临打消了出家念头，重新蓄发。[132]不久，福临听从玉林琇建议，命选僧1500人，于阜成门外慈寿寺从其受菩萨戒，并加封他为“大觉普济能仁国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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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临虽许以蓄发，但出家之念未消。只是不久即出痘而死，出家之事未果。此后，民间传说福临没有死，而是到山西五台山出家当了和尚，并以康熙帝在位时多次奉母后巡游五台山为依据。又说福临因痛悼董鄂氏，到北京天台山慈善寺出家为僧，以寻求慰藉，甚至指该寺中某和尚的肖像为顺治皇帝。这些当然是无稽之谈。但福临所为，开启了有清一代宗室贵族子弟参禅学道的风习，却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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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慈善寺（北京市石景山区）燃灯古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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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胤禛少年时代喜读佛家典籍，在藩邸时结交僧侣，过往甚密。据说还请人代他出家为僧。他自称“天下第一闲人”，还把阐述佛家出世思想的《醒世歌》辑录在《悦心集》中。《醒世歌》宣扬万事皆空、人生如梦的思想，如说“朝走西来暮走东，人生恰是采花蜂，采得百花成蜜后，到头辛苦一场空”。胤禛涉身争夺皇位的漩涡，难免不起看破红尘的念头。不过，他一面以嘲讽的态度对待“采花蜂”们“到头辛苦一场空”的无益，一面却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对帝位的角逐，并且最终如愿以偿。可见，他散布出世思想，应寓有减少政敌攻讦倾陷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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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他真正坐上皇位，于日理万机之暇，与佛教的关系不仅没有疏远，反而更加密切，态度也更为笃诚了。他自号“圆明居士”，又称“破尘居士”，在批写臣工奏折和下达谕旨中都谈及佛法，议论佛事。雍正十一年（1733），诏令天下高僧集会宫中，胤禛亲自说法，与众僧研讨经典。除他外，还有五位亲王，三位大臣。他编纂反映佛道思想的《御选语录》，把自称圆明居士的语录也编入。此外，他刊行了延寿和尚的《宗镜录》100卷，并着手重印佛经，但直到雍正十三年（1735）才出版了其中的27种，汇成一集，书名《佛经二十七种》。又精造佛经20种，编为《经海一滴》6卷，付梓印行。这些都说明，胤禛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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胤禛信佛，但也不排斥道教。在位期间，密谕地方大吏留心寻访深达修养性命之人，或道士，或讲道之儒士俗家。曾将江西道士娄真人召入京师，居光明殿。据说，胤禛曾令他结幡招鹤，颇为灵验，于是封为“妙应真人”。[133]京师中皇帝贵族富贵已极，就是贪生怕死，最有吸引力的莫过于长生不老，修道成仙了。道士入京，总是千方百计地逢迎宗室王公。恭亲王常宁（玄烨子）曾把道士请到府第中，请教长生术。道士说：“王今锦衣玉食，即真神仙中人。”见筵席上有烧猪，又说是“绝好养生术”，[134]这自然是投其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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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起来看，宗室王公对道教谈不上笃信，他们所看中的不过是娄真人一类道士所表演的除祟避邪的法术，或者能够妙手回春、起死回生的高超医技。虽然道教的影响不及佛教，但道教清净无为的思想与佛家修福来世的思想却总是水乳交融在一起，并对宗室贵族产生明显影响。宗室贵族受过良好的教育，一些人洞悉政治斗争的险恶而充满人生的忧患意识，他们锦衣玉食，又无劳苦寒暑之虞，追求的是一种恬淡闲适的生活，势必到佛、道中寻求慰藉，助长了参禅学道风的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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