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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宁宫是皇后名义上的寝宫，祭礼的主持人和各类执事，大部分由女性充任。顺治年间定，坤宁宫祭神殿设赞祀女官长（司祝）2人、赞祀女官10人，均于上三旗觉罗命妇内选取，且要谙习萨满教者。也就是前人所谓“女巫选宗妇，距跃击鼓兼振铃”。另据《清宫词》注中记载：“萨满俗讹称撒麻太太，旧会典谓之赞祀女官”，也证明坤宁宫祭仪是由女萨满主持的。“萨满身故，则传于其媳而不传女，盖其所诵经咒不轻授人也。”[127]这些都是满洲传统信仰和礼仪的典型特色。此外，如司香、掌爨、司俎、碓房等执役人，基本由内务府管领下妇人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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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满祭神，向有“延客食肉”旧俗，又叫“食神余”（或“食祭余”）。每当祭祀毕，请族邻至家，同食祭肉，以多食为吉，客去不谢，谢则犯忌。坤宁宫祭祀，同样有在殿内煮肉、令近侍和枢臣吃肉的惯例。清制，朝祭所供肉，例不准出殿门。食肉时，派侍卫、散秩大臣等进宫分食。晚间背灯祭所供肉，例交膳房散给各处。乾隆五十二年（1787），弘历听说首领太监等，每将整块好肉私行偷用，以冷肉及瘦瘠残剩及骨分给充数，以至散秩大臣、侍卫等进内食肉者渐少，大为不满，谕令禁止。[128]然而积弊难除，到了清亡后溥仪小朝廷时代，太监们不仅偷食，且往外卖。太监们还神乎其神地说，祭肉是在坤宁宫的“神锅”里煮出来的，那口锅从顺治入关以来，一直没停过火，连锅里的肉汤还是200多年前的“原汤”哩。[129]这当然是夸大其辞，但坤宁宫祭祀与清廷之兴亡如影随形，确也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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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每年三次大祭（元旦次日及仲春、秋朔），皇帝亲临坤宁宫行礼，惟有王、贝勒和一品大员等有幸食肉。届时“上（皇帝）自用御刀割析，诸臣皆自脔割”，[130]仍是祖辈骑射年代的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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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王公府第，也各有祭神之所。神殿一般位于王府“大殿”后边，犹如清皇宫中的“乾清官”后面有“坤宁宫”，只不过“具体而微”。神殿是王府中最神圣的地方。窗户仍保存关外旧俗，用高丽纸糊。殿侧竖神竿（唆啦竿子），高约两丈余，尖顶下有方锡斗。全家人对神竿不敢稍有亵渎，甚至它投射在地上的影子也不容践踏。祭祀内容、仪制与坤宁宫祭祀大同小异。司祭者亦为“萨满太太”。[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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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爱新觉罗氏的萨满祭祀与仪礼浸润了许多外来文化的成分，但是他们毕竟没有像历史上那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只是简单地抛弃掉自己固有的宗教习俗。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是有政治考虑的。早在皇太极时，他虽然下令限制民间萨满跳神，禁止奢靡，却从未完全取缔萨满教。推究其原因，作为一位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的统治者，皇太极在引入汉文化的同时又不免顾虑重重，因为传统文化的析解，必然会危及清朝的统治。所以，他曾不厌其烦地强调保持“国语骑射”的重要意义，以金朝女真人汉化为鉴，谆谆告诫子弟们不要忘掉本族的传统和风俗。而萨满教的信仰、仪礼，正是其民族文化中根源最深、渗透力最强的一部分内容，又怎么可能完全废弃呢？入关以后，特别是乾隆年间，面对满洲人“汉化”的严重危机，清朝统治者不仅沿用皇太极的做法，将“国语骑射”作为一项重要国策加以重申，并且提到关系“社稷倾危”、“国家灭亡”的高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有对包括萨满教信仰在内的满洲旧俗的整理，才有以爱新觉罗氏祭祀内容为蓝本的《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纂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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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满文《萨满祭祀》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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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当满洲统治者定鼎中原以后，在文化上不能不面对更为多元的选择，选择的结果，也不能不在他们的精神世界——包括宗教观得到折射。事实上，尽管萨满教信仰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爱新觉罗氏的嗣裔中始终保持了它的影响，但与此同时，却有越来越多的族人，皈依了形形色色的外来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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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入关后第一位皇帝福临年仅24岁病亡，功业上虽未来得及有大的建树，但其个人习性行径，对后来皇族子弟却影响甚巨。他在临死前颁布的“遗诏”中自责说：“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意中所指，当包括喜汉文学，好禅理，任用汉臣。福临生前最宠幸贵妃董鄂氏。董鄂妃于顺治十四年（1657）生一子，福临因得到理想的继承人而喜出望外，未料两个月后夭折。三年后，22岁的董鄂妃去世。这使感情脆弱的福临痛不欲生，以至众人日夜守护，以防其自尽。从此，他陷溺于僧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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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可能是由于太监们的怂恿，福临对佛教产生了兴趣。明末以来，太监多笃信佛教。顺治十四年，在太监的安排下，福临在海会寺邂逅禅僧性聪（憨璞）。对他的言谈佩服至极，不久召入宫中，请教佛法，并赐“明觉禅师”封号。以后，福临成为佛教禅宗一派的信徒。南方高僧玉林琇、溪森、木陈忞等相继应召至京，在宫中论经说法。玉林绣应福临之请，为他起了法名“行痴”，号“痴道人”。福临对这些僧人自称弟子，以示尊敬。董鄂妃死后，福临为求得精神上的解脱，完全沉迷于释道。他甚至命溪森为其净发，决心披缁山林，孑身修道。玉林琇奉诏回京后得知此事，十分恼火，当即要烧死他的弟子溪森，促使福临打消了出家念头，重新蓄发。[132]不久，福临听从玉林琇建议，命选僧1500人，于阜成门外慈寿寺从其受菩萨戒，并加封他为“大觉普济能仁国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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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临虽许以蓄发，但出家之念未消。只是不久即出痘而死，出家之事未果。此后，民间传说福临没有死，而是到山西五台山出家当了和尚，并以康熙帝在位时多次奉母后巡游五台山为依据。又说福临因痛悼董鄂氏，到北京天台山慈善寺出家为僧，以寻求慰藉，甚至指该寺中某和尚的肖像为顺治皇帝。这些当然是无稽之谈。但福临所为，开启了有清一代宗室贵族子弟参禅学道的风习，却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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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慈善寺（北京市石景山区）燃灯古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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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胤禛少年时代喜读佛家典籍，在藩邸时结交僧侣，过往甚密。据说还请人代他出家为僧。他自称“天下第一闲人”，还把阐述佛家出世思想的《醒世歌》辑录在《悦心集》中。《醒世歌》宣扬万事皆空、人生如梦的思想，如说“朝走西来暮走东，人生恰是采花蜂，采得百花成蜜后，到头辛苦一场空”。胤禛涉身争夺皇位的漩涡，难免不起看破红尘的念头。不过，他一面以嘲讽的态度对待“采花蜂”们“到头辛苦一场空”的无益，一面却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对帝位的角逐，并且最终如愿以偿。可见，他散布出世思想，应寓有减少政敌攻讦倾陷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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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他真正坐上皇位，于日理万机之暇，与佛教的关系不仅没有疏远，反而更加密切，态度也更为笃诚了。他自号“圆明居士”，又称“破尘居士”，在批写臣工奏折和下达谕旨中都谈及佛法，议论佛事。雍正十一年（1733），诏令天下高僧集会宫中，胤禛亲自说法，与众僧研讨经典。除他外，还有五位亲王，三位大臣。他编纂反映佛道思想的《御选语录》，把自称圆明居士的语录也编入。此外，他刊行了延寿和尚的《宗镜录》100卷，并着手重印佛经，但直到雍正十三年（1735）才出版了其中的27种，汇成一集，书名《佛经二十七种》。又精造佛经20种，编为《经海一滴》6卷，付梓印行。这些都说明，胤禛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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胤禛信佛，但也不排斥道教。在位期间，密谕地方大吏留心寻访深达修养性命之人，或道士，或讲道之儒士俗家。曾将江西道士娄真人召入京师，居光明殿。据说，胤禛曾令他结幡招鹤，颇为灵验，于是封为“妙应真人”。[133]京师中皇帝贵族富贵已极，就是贪生怕死，最有吸引力的莫过于长生不老，修道成仙了。道士入京，总是千方百计地逢迎宗室王公。恭亲王常宁（玄烨子）曾把道士请到府第中，请教长生术。道士说：“王今锦衣玉食，即真神仙中人。”见筵席上有烧猪，又说是“绝好养生术”，[134]这自然是投其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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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起来看，宗室王公对道教谈不上笃信，他们所看中的不过是娄真人一类道士所表演的除祟避邪的法术，或者能够妙手回春、起死回生的高超医技。虽然道教的影响不及佛教，但道教清净无为的思想与佛家修福来世的思想却总是水乳交融在一起，并对宗室贵族产生明显影响。宗室贵族受过良好的教育，一些人洞悉政治斗争的险恶而充满人生的忧患意识，他们锦衣玉食，又无劳苦寒暑之虞，追求的是一种恬淡闲适的生活，势必到佛、道中寻求慰藉，助长了参禅学道风的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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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贵族不仅受到佛、道教的濡染熏陶，在接受西方宗教方面也有过一段插曲。基督教与佛教、伊斯兰教并立而为世界三大宗教。唐代，起源于中东但开始主要在罗马帝国中流行的基督教（时称景教）传入中国，到元代也有欧洲方济各会士来华。元亡中断。基督教再度传入中国则是由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们实现的。耶稣会是基督教三大教派之一天主教的修会之一。明亡后，耶稣会士继续留在刚刚入据北京的清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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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若望于顺治、康熙年间掌管钦天监达20年之久，是当时影响较大的几位天主教传教士之一。他曾给福临的母亲治好了病，福临尊称他为“玛法”（对老者的尊称），不仅在宗教问题和道德问题上，而且在处理国务时，都向他咨询。按照美国学者恒慕义主编《清代名人传略》的说法：汤若望曾试图使福临皈依天主教，[135]但从顺治十四年（1657）起福临崇信佛教禅宗，使他的努力付之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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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雍、乾三朝，耶稣会传教士的活动达到了顶峰。由于清朝皇室是他们工作的重点，所以一些宗室王公与他们私交甚笃。法国传教士巴多明熟通满语和汉语，在康熙帝和高级官员中享有威信。康熙帝与传教士交往很多，从后者了解到大量西方科学知识，但他并没有像传教士所企盼的那样皈依天主教。不过，巴多明成功地使宗室贵族苏努一家信奉了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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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努是努尔哈赤的玄孙，曾祖父褚英乃努尔哈赤长子，因诅咒其父被幽禁至死。因此，他属宗室中不那么得宠的一支。康熙年间，苏努历任宗人府左宗人、纂修玉牒总裁官，镶红旗满洲都统，乌兰布通之役立有军功，以后两次从康熙帝远征，因功晋封贝子，又被任命为奉天将军。苏努有13个儿子，子孙满堂。在宫廷耶稣会士的影响下，苏努的第三子和第十子首先受洗，取教名“若望”和“保禄”。不久，他的十一子也要求受洗，教名“弗朗索瓦”。他们的行为，带动了全体家庭成员乃至奴仆。苏努第十子曾从胤禵远征西藏，因勇敢善战受到康熙帝玄烨嘉奖，加官晋爵。但他在皈依天主教后，决心“只为耶稣基督服务”，“只和基督的敌人作战”，于是借口“膝盖有病再不能骑马打仗”，辞退了军职。[136]第六子勒什亨（教名路易）精明能干，颇得玄烨赏识。当两岁的独生子夭亡时，他悲痛异常，询问耶稣会士巴多明说：“公正的上帝在哪里？坏人们那么兴旺，而相信上帝的人却那么倒霉，怎么能让上帝的敌人对我幸灾乐祸呢？”巴多明巧妙地回答他：“您一直向别人传颂上帝的公正、明智、仁慈，怎么您自己却抱怨起上帝呢？谁说您儿子的死是一件坏事？也许对您对他还是一件好事呢。对他来说，由于他受过洗，他可以得到永恒的幸福，对于您来说，他使您更接近上帝了。”[137]后来，勒什亨与第十二子乌尔陈等都成为虔诚的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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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苏努深深卷入了康熙末年诸皇子争夺储位的帮派活动，他是拥立胤禩为太子的满洲大臣之一，当胤禛即位后，苏努一家的信教活动不能不以悲剧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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