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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二年（1724）三月，胤禩的同党胤禟被遣往边城青海西宁。苏努的第六子勒什亨和第十二子乌尔陈以袒护胤禟的罪名被一同流戍。同时获遣的还有与胤禟关系密切的天主教神父穆经远。同年七月，年已77岁的苏努被谪戍到山西右卫（今右玉），阖家随行。苏努获遣后不及半载而亡。他在死前是否信教不得而知。勒什亨、乌尔陈等人面临胤禛的残酷迫害，却始终表示坚持自己的信仰。胤禛令其悛改，他们却声称“愿甘正法，不肯改易”。[138]雍正五年四月，王大臣等议奏，苏努之子乌尔陈等，与阿其那（指胤禩）等结党乱政，复私入西洋邪教，请将乌尔陈等凌迟处死。胤禛谕称：乌尔陈、苏尔金、库尔陈等（均苏努子），不遵满洲正道，崇奉西洋之教，朕令伊等悛改，屡次遣王大臣等降旨，分晰开导，乃伊等固执己见，坚称不愿悛改。但胤禛不愿将乌尔陈等人处死，理由是如此处置，西洋人不知其故，必以为他们是因为入西洋之教被戮，转使他们名闻于西洋。[139]其实乌尔陈等人名闻西洋，正是因为他们以宗室贵族的身分皈依了天主教。而胤禛残酷迫害苏努一家，首先是基于政治上诛除异己的原因，并非因为他们供奉“西洋邪教”。苏努诸子宁甘斧钺，不放弃信仰的举止，也不是单纯的宗教行为，包含着对胤禛淫威的抗争。但不管怎么说，乌尔陈等人至死不渝的殉教精神是颇令人叹服的。雍正五年六至七月，乌尔陈、苏尔金等相继卒于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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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宗室中与苏努诸子同时而奉天主教的还有德沛。德沛是宗室贵族中外任封疆大吏的第一人。袭封和硕简亲王。他奉教在康熙末年，教名若瑟，妻子也领洗入教，名玛利亚，女名保辣。在宗室贵胄中，他是率先领洗的一位。当时西方人士供奉于内廷的很多，多娴习满语，与贵族接触往还尤为容易。德沛是天潢贵派的佼佼者，他平生淡泊名利，笃志于学。年轻时袭镇国公爵，后让爵于兄德普，自己入西山潜心读书，凡30年。著述颇多，品行学问均为时人推崇。[140]当时宗室贵族无不妻妾成群，但天主教却规定不准纳妾，这无疑是富贵人家皈依入教的障碍之一。德沛《实践录》有言，生育虽传继之正道，然必发自欲情，纵欲徇私，何善之有？对蓄妾制进行了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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胤禛即位，掀起禁教高潮，其子弘历统治时代，对传教活动仍取严厉态度。然而在民间，还是有些人相继信教，其中包括旗人和宗室。在北京的传教士汪达宏神父在寄往欧洲的一封信中提到，几个系黄腰带（宗室标志）的年轻人信仰了天主教。虽然系黄带子是皇亲国戚的标志，但他不认为这件事有什么重大意义：他们虽然系黄腰带，还是属于老百姓之列，在北京有大量的无所事事的八旗子弟，除了有权系一根黄腰带或红腰带，证明他们的血统以外，和老百姓别无两样。[141]至此，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的黄金时期已成过去。不过，直到嘉庆年间，仍有宗室觉罗奉教。[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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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宗室中，信奉天主教的人当然少之又少，但作为中西文化碰撞后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确是以往历朝历代皇族历史中所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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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语骑射的荒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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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即满语，在清代又叫“清语”；骑射即能在骑马奔驰中射箭中的（箭靶的中心）。入关前后，满洲统治者不止一次地告诫本族人要保持“国语骑射”，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事态的发展却是，“国语骑射”并没有保持下去，以至流于形式。在这方面，王公贵族的变化是很有代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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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外时期，满洲人多不通晓汉语。入关初期，不得不在政府机构中设翻译，翻译多用通满语的汉员，称“启心郎”。官职三品，地位较高，足见对翻译工作的重视。后来因为启心郎常利用满汉官员言语不通从中营私舞弊，于是废去不用，但各部衙仍设有满语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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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公贵族既把持政府枢要，又生活在一个以汉人为主体的社会中，不通汉语给他们带来的诸多不便是显而易见的。清世祖福临原不懂汉语汉文，后经刻苦学习，关于汉语汉文的知识达到了较高水平。以后诸帝无不满汉兼通。皇帝召见臣属，见满臣说满语，见汉臣说汉语，见蒙古王公说蒙古语。王公贵族自幼学习汉语汉文，与汉人不再有语言交流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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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关初的王公子弟在积极学习汉语的同时，尚通晓本族语言，满汉兼通是共同的特点。这一方面是实行统治的需要，另一方面，他们中的许多人确实仰慕汉文化的博大精深。康熙十年（1671），清廷因满洲王公官僚多已熟悉汉语，撤销了各部衙满语通事。一些贵族官宦上朝时讲论儒家经史，回到家中阅读汉文小说，开始蔚成风气。康熙末年，生活在北京城中的满洲旗人皆能汉语。而他们的子弟，从小在这种环境中长大，汉语固然不错，作为母语的满语却日渐荒疏了。同时，一些宗室子弟不会骑射，也不谙满语。乾隆二十七年（1762），为承袭信郡王爵德昭事，将其诸子带领引见，其中竟有年逾四十不能清语不能拉弓者。弘历认为是德昭生前“并不教训子弟所致”，决定将王爵改由同宗别支子弟承袭。他还传谕宗室王公，各宜加意教诲子弟，如果袭爵时不能清语骑射，朕必照此办理。[143]虽然三令五申，奖惩并行，但情况并未好转，以致到乾隆四十年（1775）又有宗室公爵英盛额不能清语受到斥责的事发生。为此，弘历建立起更为严格的年度考核制度。规定：王公子弟无论在家延师还是入宗学读学，都必须每月考察一次清语及马步射，若发现有不能清语，其在宗学者，将宗人府王公等及教习等一并治罪；其在家读书者，将伊父兄等一并治罪。[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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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帝亲政后，也反复提到满洲子弟不懂满语的情况。他说，过去满洲都通晓满语，能将小说、古词翻译成篇，如今不但不能翻译，甚至清话生疏，不识清字。有的满洲官员向皇帝所上奏折也用汉文书写。但是，这时清朝的统治已呈衰象，统治者无力再像乾隆时那样，对使用“国语”严加督促。满语满文的衰落，如江河日下，不可遏止。嘉庆十八年（1813），地坛举行祭祀时，竟有宗室因没有看懂满文的“视牲”两字，未能遵旨前往，被嘉庆帝给予罚俸一年的处分。当时曾有官员不识时务地奏言，应该让天下士子皆读清书。嘉庆帝则回答说：如今满洲人尚且对满文不能通晓，又何必让汉人学习，强人所难呢？可见这时与清初倡导满洲人保持“国语”的强大气势，实在不可同日而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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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语的衰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不同地区、不同阶层，衰落的时间和程度也有差异。宗室贵族自幼受到良好教育，加上统治者的严厉督责，掌握满语满文的人相对中下层旗人来说要多些也是自然的。从清朝官方文献所使用的文字来看，清朝前期中央政府的重要文书，尤其是其中涉及军机、边疆、民族、旗务的部分均使用满文，雍正末年军机处月折中已杂用汉文，嘉庆以后，在军机处、内务府、宗人府等主要由满员把持的重要机构中，汉文文件也逐渐占据优势。道光帝曾经痛骂专习汉文的八旗子弟，说这些人既不晓清语，又不识清字，岂有自命为旗人之理，真是“实堪可恨”。但骂归骂，实际上却也无可奈何。他曾想了解满洲官员知晓满文的程度，于是谕令满洲侍郎以下至五品京堂官员进内廷考试，结果，翻译通顺和稍有错误的只占十之三四，不能落笔的却有一半之多。当时担任内廷侍卫的宗室子弟多不学无术，“至有满蒙字俱不识者”。即使见面、起居等日常用语，也不能应对。间或有一两人能读鼓词小说，或将满文传片结结巴巴念上几句，周围人必群起而哄曰：“某也者满汉皆通。”[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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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贵族中仍旧珍视本族语文的，在晚清时代奕绘可能是仅有者之一。奕绘为嘉、道时人，乾隆帝曾孙，袭爵贝勒。他在写给儿辈的《清语》诗中写道：“大清爰建国，天命始为书。地据三韩旧，言犹渤海余。诹咨通训诂，问学辨虫鱼。继志毋忘本，生民各有初。”[146]“天命”为清太祖年号，自明万历四十四年至天启六年（1616—1626），共11年。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噶盖创制满洲文字（老满文）实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建国前。奕绘“天命始为书”只是概指太祖时代。他在诗中并未说明满语文有哪些优越性，只是提倡“毋忘本”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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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光绪朝以降，即使在宫廷之内，满语也被废弃不用。据说叶赫纳喇氏对于满语就认识肤浅，甚至达到“差不多可以说完全不识”的地步。如批阅文件只批汉文，不阅满文。“垂帘听政”达几十年的慈禧太后尚且如此，无怪乎满语会完全丧失“国语”的地位。光绪二十六年（1900）清政府与八国联军签订的庚子条约，备有法、英、德、汉四种文本，已没有满语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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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开国帝王以弧矢定天下，骑射曾发挥重大作用。作为八旗王公子弟，当他们长驱数千里，刚刚从寥廓的关外大平原移居北京时，依旧勤肄骑射，毫无懈怠。康熙年间，宗室文昭在《题东峰二弟春郊步射小照》一诗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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辫发高盘绿染油，春风扇物手初柔，挺身独立花阴下，臂挂雕弓捻骲头。[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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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中点染出一位贵族子弟步射的英姿：为了射箭的便利，将油黑的辫发盘在头顶上，只见他臂挂雕弓，手持骲头箭（一种骨制箭），信心十足地挺立在树影下，准备大显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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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射郊猎也是王公贵族的重要生活内容。文昭《校猎行》，即歌咏了行围时的骁勇气概和满载而归时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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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方健儿好驰鹜，擒生日踏城南路。怒马当风势欲飞，耳立蹄不肯驻。大箭强弓身手热，一时杀尽平原兔。穿心贯腋血纵横，锦鞍倒挂纷无数。君不见，独孤信，会猎归来日已暮，侧帽驰马人争慕。[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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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帝王为了维护政权，保持民族本色，不仅号召八旗子弟经常练习骑射，而且带头“秋狝木兰（围场）”，倡导尚武精神。康熙帝晚年曾回忆：朕自幼凡用鸟枪弓矢获虎135只、熊20只、豹25只、猞猁狲10只、麋鹿14只、狼96只、野猪132只、哨获之鹿数百，其余在围场内随便射获的野兽不可胜数。数量如此惊人的收获当然不会是玄烨一人取得的，但他娴于骑射应是没有疑问的。据奕赓《寄楮备谈》说，玄烨曾经在一天内射兔318只，确是寻常人毕其一生也难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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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弘历一向注意武事，曾说“弓矢乃八旗旧俗，而神武实万世之家风”。他身为一国之尊，骑射娴熟，坚持行围狩猎。每年八月十三日在避暑山庄度过自己的生日，八月十六日率领皇子皇孙到木兰围场行围打猎。乾隆五十四年（1789），他已是年近八旬的老翁，按向例于八月十六日由避暑山庄启跸去木兰围场。这是他最后一次秋猕，在围场住了20天，行围13次，命中三鹿。纪事诗中因有“将至八旬犹策马，命中三鹿去未空”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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