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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关初的王公子弟在积极学习汉语的同时，尚通晓本族语言，满汉兼通是共同的特点。这一方面是实行统治的需要，另一方面，他们中的许多人确实仰慕汉文化的博大精深。康熙十年（1671），清廷因满洲王公官僚多已熟悉汉语，撤销了各部衙满语通事。一些贵族官宦上朝时讲论儒家经史，回到家中阅读汉文小说，开始蔚成风气。康熙末年，生活在北京城中的满洲旗人皆能汉语。而他们的子弟，从小在这种环境中长大，汉语固然不错，作为母语的满语却日渐荒疏了。同时，一些宗室子弟不会骑射，也不谙满语。乾隆二十七年（1762），为承袭信郡王爵德昭事，将其诸子带领引见，其中竟有年逾四十不能清语不能拉弓者。弘历认为是德昭生前“并不教训子弟所致”，决定将王爵改由同宗别支子弟承袭。他还传谕宗室王公，各宜加意教诲子弟，如果袭爵时不能清语骑射，朕必照此办理。[143]虽然三令五申，奖惩并行，但情况并未好转，以致到乾隆四十年（1775）又有宗室公爵英盛额不能清语受到斥责的事发生。为此，弘历建立起更为严格的年度考核制度。规定：王公子弟无论在家延师还是入宗学读学，都必须每月考察一次清语及马步射，若发现有不能清语，其在宗学者，将宗人府王公等及教习等一并治罪；其在家读书者，将伊父兄等一并治罪。[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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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帝亲政后，也反复提到满洲子弟不懂满语的情况。他说，过去满洲都通晓满语，能将小说、古词翻译成篇，如今不但不能翻译，甚至清话生疏，不识清字。有的满洲官员向皇帝所上奏折也用汉文书写。但是，这时清朝的统治已呈衰象，统治者无力再像乾隆时那样，对使用“国语”严加督促。满语满文的衰落，如江河日下，不可遏止。嘉庆十八年（1813），地坛举行祭祀时，竟有宗室因没有看懂满文的“视牲”两字，未能遵旨前往，被嘉庆帝给予罚俸一年的处分。当时曾有官员不识时务地奏言，应该让天下士子皆读清书。嘉庆帝则回答说：如今满洲人尚且对满文不能通晓，又何必让汉人学习，强人所难呢？可见这时与清初倡导满洲人保持“国语”的强大气势，实在不可同日而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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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语的衰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不同地区、不同阶层，衰落的时间和程度也有差异。宗室贵族自幼受到良好教育，加上统治者的严厉督责，掌握满语满文的人相对中下层旗人来说要多些也是自然的。从清朝官方文献所使用的文字来看，清朝前期中央政府的重要文书，尤其是其中涉及军机、边疆、民族、旗务的部分均使用满文，雍正末年军机处月折中已杂用汉文，嘉庆以后，在军机处、内务府、宗人府等主要由满员把持的重要机构中，汉文文件也逐渐占据优势。道光帝曾经痛骂专习汉文的八旗子弟，说这些人既不晓清语，又不识清字，岂有自命为旗人之理，真是“实堪可恨”。但骂归骂，实际上却也无可奈何。他曾想了解满洲官员知晓满文的程度，于是谕令满洲侍郎以下至五品京堂官员进内廷考试，结果，翻译通顺和稍有错误的只占十之三四，不能落笔的却有一半之多。当时担任内廷侍卫的宗室子弟多不学无术，“至有满蒙字俱不识者”。即使见面、起居等日常用语，也不能应对。间或有一两人能读鼓词小说，或将满文传片结结巴巴念上几句，周围人必群起而哄曰：“某也者满汉皆通。”[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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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贵族中仍旧珍视本族语文的，在晚清时代奕绘可能是仅有者之一。奕绘为嘉、道时人，乾隆帝曾孙，袭爵贝勒。他在写给儿辈的《清语》诗中写道：“大清爰建国，天命始为书。地据三韩旧，言犹渤海余。诹咨通训诂，问学辨虫鱼。继志毋忘本，生民各有初。”[146]“天命”为清太祖年号，自明万历四十四年至天启六年（1616—1626），共11年。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噶盖创制满洲文字（老满文）实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建国前。奕绘“天命始为书”只是概指太祖时代。他在诗中并未说明满语文有哪些优越性，只是提倡“毋忘本”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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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光绪朝以降，即使在宫廷之内，满语也被废弃不用。据说叶赫纳喇氏对于满语就认识肤浅，甚至达到“差不多可以说完全不识”的地步。如批阅文件只批汉文，不阅满文。“垂帘听政”达几十年的慈禧太后尚且如此，无怪乎满语会完全丧失“国语”的地位。光绪二十六年（1900）清政府与八国联军签订的庚子条约，备有法、英、德、汉四种文本，已没有满语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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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开国帝王以弧矢定天下，骑射曾发挥重大作用。作为八旗王公子弟，当他们长驱数千里，刚刚从寥廓的关外大平原移居北京时，依旧勤肄骑射，毫无懈怠。康熙年间，宗室文昭在《题东峰二弟春郊步射小照》一诗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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辫发高盘绿染油，春风扇物手初柔，挺身独立花阴下，臂挂雕弓捻骲头。[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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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中点染出一位贵族子弟步射的英姿：为了射箭的便利，将油黑的辫发盘在头顶上，只见他臂挂雕弓，手持骲头箭（一种骨制箭），信心十足地挺立在树影下，准备大显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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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射郊猎也是王公贵族的重要生活内容。文昭《校猎行》，即歌咏了行围时的骁勇气概和满载而归时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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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方健儿好驰鹜，擒生日踏城南路。怒马当风势欲飞，耳立蹄不肯驻。大箭强弓身手热，一时杀尽平原兔。穿心贯腋血纵横，锦鞍倒挂纷无数。君不见，独孤信，会猎归来日已暮，侧帽驰马人争慕。[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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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帝王为了维护政权，保持民族本色，不仅号召八旗子弟经常练习骑射，而且带头“秋狝木兰（围场）”，倡导尚武精神。康熙帝晚年曾回忆：朕自幼凡用鸟枪弓矢获虎135只、熊20只、豹25只、猞猁狲10只、麋鹿14只、狼96只、野猪132只、哨获之鹿数百，其余在围场内随便射获的野兽不可胜数。数量如此惊人的收获当然不会是玄烨一人取得的，但他娴于骑射应是没有疑问的。据奕赓《寄楮备谈》说，玄烨曾经在一天内射兔318只，确是寻常人毕其一生也难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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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弘历一向注意武事，曾说“弓矢乃八旗旧俗，而神武实万世之家风”。他身为一国之尊，骑射娴熟，坚持行围狩猎。每年八月十三日在避暑山庄度过自己的生日，八月十六日率领皇子皇孙到木兰围场行围打猎。乾隆五十四年（1789），他已是年近八旬的老翁，按向例于八月十六日由避暑山庄启跸去木兰围场。这是他最后一次秋猕，在围场住了20天，行围13次，命中三鹿。纪事诗中因有“将至八旬犹策马，命中三鹿去未空”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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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郎世宁《 弘历射猎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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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子弟的骑射技术，在乾隆朝以后渐成虚文。但清朝皇帝仍旧身体力行地加以表率和提倡。据说道光皇帝的骑术至精。咸丰皇帝尽管体弱，骑术亦娴。为皇子时，从猎南苑，驰逐野兽之际，坠马伤股。经上驷院骨医治疗后，终生行路不便。咸丰初年，京师市井传有“跛龙病凤掌朝堂”之谣。龙，指咸丰帝，病凤指慈安后体弱多病。[149]但不管统治者如何殚思竭虑，身体力行，却无法重振祖辈雄风。讲武的旧典旷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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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制，宗室习射，由亲王至闲散宗室10岁以上，左翼以每月初七、十七、二十七日，右翼以每月初二、十二、二十二日，在镶黄旗教场演习骑射。觉罗成员也必须参加这项活动。自20岁以上有品秩宗室，每步射两次，兼骑射一次。每年春秋两季，各擐甲习射两次。由宗人府考其勤惰优劣注册，劣者交族长学长给限学习，如仍怠惰者参处；成绩优异者题奏。王以下、闲散宗室、觉罗官以上，及王等护卫，每年习射，于七月十七日起至次年四月十七日止，由本府王公监视。[150]每次考验骑射，也就是宗室成员的大比武。届时衣冠竞会，旌麾并举，骏马骄风，雕弓替月，弦声响处，箭飞如蝗。但清中叶以降，盛况不再。所谓每年“考验骑射”，不过“循例具奏”，“实未尝演射”。[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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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王公平日家居，原有演习射箭之俗。家中设有靶场，良朋三五，约期为会。久而久之，逐渐脱离习武的宗旨，蜕变为一种娱乐活动。射法又有种种讲究，曰“射鹄子”，鹄即天鹅，引申为箭靶，靶心俗谓“羊眼”；曰“射月子”，满语叫“艾杭”，即“画布为正”，也就是射布靶，上绘靶心；曰“射绸”，悬挂方寸绸布于空中而射，难度较大；又有于暮夜中悬香火于空而射的，则更难。清初旗人马步射，弓用8力，箭长3尺，镞长5寸，名叫“透甲锥”，所中必洞穿，或者连贯两人尚有余力。[152]而此时的射法，主要凭的是技巧，而非气力。到清季，连这种游戏也随着王公子弟骑射技艺的荒疏而式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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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宗室贵族即便勉强参与骑射，除弥补生活空虚外，还利用骑射当作邀取恩赏，获得升迁的手段。宗室奕绘（乾隆帝曾孙）在《牧羊儿》诗中，借牧童用土块准确击中羊背的例子讥嘲八旗王公官宦:“不似彼官人，学射多势态，五发中三四，升迁换冠带。可应承平赏，难当军阵队。”[153]实际上成为博取功名的花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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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姓名与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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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满语的衰落同样令清朝统治者忧心忡忡的，是宗室子弟在姓氏与命名上也效法汉俗而忘记“根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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