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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本没有考封制度。有爵位贵族的子孙，不但人人皆可受封，而且，受封爵位较高。其结果，必然导致爵位数目的迅速扩大和高爵位的增多。更严重的弊端在于，贵族子弟年满15岁便可坐享爵位加封而无需付出丝毫努力，助长了骄惰的风习。康熙二十七年（1688），玄烨谕旨称：今亲王以下，奉恩将军以上，不问贤否，概予封爵，以至视为故典，不思进取。因此规定，应封爵者，年至20，要考试清语及马、步射。优者，照例封给应得之爵；平者，降一等；劣者，降二等。[5]考封制度就是从这一年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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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乾年间，进一步完善了考封制度。雍正八年（1730），制定“王公以下嫡子考授例”，乾隆八年（1743），又制定“王公以下庶子考授例”。嫡子指王公嫡福晋（嫡夫人、嫡妻子）所生子，庶子指王公侧福晋或侧室以及妾媵所生子。顺治年间原定：除一嫡子可袭原爵外，亲王余子皆可封郡王，郡王余子皆可封贝勒。康熙年间，对亲王和郡王诸余子封爵均减一等，即亲王余子由原应封郡王改为贝勒，郡王余子由原来应封贝勒，改为贝子。在新的嫡子考授例中，无论哪一级贵族子弟，其考授爵位均明显低于原来应封的等级。仅以亲王为例，先前，嫡子可封贝勒，至此，仅能考封不入八分镇国公，也就是说降低了四级。庶子考授例则明确规定了庶出子考封应得爵位。其中侧福晋、侧室所生子，考授的爵位要比嫡子相应低二三级以上。如亲王嫡子可考封不入八分辅国公，侧福晋子考授二等镇国将军；妾媵所生子，只能考授三等辅国将军。此外如郡王以下辅国公以上侧福晋、侧室子，郡王以下贝子以上妾媵子，均降等考授，“其余妾婢所生之子为闲散宗室，不授封”。[6]至于低爵宗室——不入八分镇国公至奉恩将军，仅封嫡子，庶子全部不授封，为闲散宗室（详见附录一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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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年间，还对考试等次做了更细致的划分。具体办法是，考试清语及马、步射，三项皆优者，封以应得品级；两优一平者，降一等；一优两平或两优一劣者，降二等；三项皆平，或一优一平一劣者，降三等封授；一优两劣、两平一劣、一平两劣，及全部为劣等者，停止封授，并令学习，再行考试。通过考试者各依其嫡庶身份封爵。尽管这一考封标准比康熙年间严格了许多，弘历仍不满足，乾隆三十五年（1770）谕命：“应封宗室等，如有考试与应封之例不符者，俱不准其再入考试，将此永著为例。”[7]在这年考试中，成绩不合格的宗室子弟永修、永封、景焕、伦泰，不但被停封，而且免去了下次再考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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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封爵制度的演变趋向，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个是日益重视待封者的嫡庶之别，并用明确的规定严格嫡子，侧福晋、侧室子，别室所居妾媵子之间的等级；再一个是在天潢支派不断繁衍、待封者越来越多的压力下，加强了对爵位封授的限制。这种限制虽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不可能影响清廷对宗室贵族“展亲推恩”政策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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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主和王公之女的封爵，是宗室分封制度的另一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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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公主在崇德以前，统称“格格”，无明确规制。后来才确定，凡中宫皇后所生者封固伦公主，妃嫔所生者封和硕公主。[8]固伦公主品级约相当于亲王，和硕公主约相当于郡王。至于格格，成为亲王以下所生女的统称，但也有等级之分：亲王女封郡主，郡王女封县主，贝勒女封郡君，贝子女封县君，入八分镇国公、辅国公女封乡君。以上均指嫡出而言，至于侧室和媵妾所生，待遇又等而下之。康熙四十五年（1706）以前，亲王以下入八分公以上，侧福晋、侧室所生女与嫡出一例授封。到这一年改订：亲王、郡王侧福晋所生女均视嫡出各降二等授封，为郡君和县君，以下贝勒侧夫人所生女降二等授为乡君，至于贝子、镇国公、辅国公侧室所生女，并无应降品级，于是规定：贝子侧夫人所生女，食五品俸；镇国公、辅国公侧夫人所生女，食六品俸；其余并称宗女，不授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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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年间，王公之女的爵位同样有越封越滥的趋势，“若不立定节制，则亲疏无由区别”，遂规定：除亲王、郡王之女仍照旧例外，贝勒以下，止封嫡出1女；其余俱照庶出例；庶出者，照媵妾所出例。永著为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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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主到一定年龄要由皇帝指婚出嫁，其夫婿叫“额驸”，向系照公主封号，授给固伦额驸、和硕额驸。固伦额驸品级约相当于贝子，和硕额驸与镇国公相当。额驸原爵位高于所定等级者另当别论。公主所生子亦按额驸品级请封授爵。王公之女成婚后，由本家报礼部，也给其额驸一定的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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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室封爵中，还包括对王公之妻的封授。顺治年间定，亲王、世子、郡王妻封福晋，长子、贝勒以下至辅国将军妻俱封夫人，奉国将军妻封淑人，奉恩将军妻封恭人。[10]清朝旧制：亲王妾媵10人，世子、郡王6人，长子、贝勒、贝子5人，镇国公、辅国公4人。这些妾媵，只能有一部分被封为侧福晋或侧室。乾隆年间定：嗣后除奉特旨赏给王、贝勒等侧福晋、侧室外，其余即于妾媵内请封：亲王侧福晋4人，世子、郡王3人，长子、贝勒侧室2人，贝子及镇国公、辅国公1人（详见附录一表4）。凡应封侧福晋、侧室者，必生有子女。[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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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有爵位宗室的基本构成，他们的奕世繁衍，形成一个日益膨胀的宗室贵族阶层。不过，由于清廷对爵位封授逐步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使王公贵族的人数明显少于往代。研究表明，明正德年间，距开国一个半世纪，全国共有亲王、郡王及镇国将军至中尉诸爵共2945人；清道光年间，距入关时已一百七八十年，有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爵封号的在世贵族仅31人。高爵中的王爵数差别也很悬殊：有明一代封王多达1874人，其中朱元璋第五子周王朱一个王府的王爵，累计至明末就有187人；而清一代王爵总人数才182名，仅及明代十分之一。[12]又有学者据清代皇族《玉牒》统计，辅国公以上的人数有519位，封奉国公以上的人数有1580人，共2099人，约占皇族人数的5%。[13]可见有爵位贵族在整个皇族人口中只占很少一部分。由于清廷对封爵人数限制较严，且采取世代降等措施，而皇族人口却以快得多的速度繁衍，致使闲散宗室与觉罗在整个皇族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扩大，与此同时也加剧着皇族内部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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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散宗室即无封爵宗室。闲散宗室中，有的是有爵位者因犯过失而降削的；再就是根据爵位降等封授原则，凡镇国公以下妾婢所生子“为闲散宗室不授封”；另外如奉恩将军子系中，除一子可承袭原爵，其余都降等为闲散宗室。至于闲散宗室子孙，除极少数有功授封者外，自然没有封爵。乾隆二十年间，男性宗室人口2714人，其中20岁以上的1253人，属于闲散宗室的有700余人。据此，闲散宗室约占总人数的25%和20岁以上人数的55%。[14]随着时间的推移，闲散宗室在整个宗室成员中所占比例在迅速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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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成员除了获取爵位外，还常常在政府机构和八旗中任职。清初八旗王公参与朝廷军政事务，集议军机，外出将兵。但是随着皇权的提高，他们的军政大权相应削弱，特别到胤禛即位后，独揽大权，他们的特权相形见绌。不过，几乎与此同时，较多的宗室开始步入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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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入关初宗室任官只限于宗人府。宗人府是管理皇族事务的机构，官员主要由王公和宗室担任。如设宗令1人，以亲王、郡王任之；左、右宗正各1人，以贝勒、贝子兼摄；左、右宗人各1人，以镇国公、辅国公或将军兼摄。但其时宗室额缺很少，所以昭梿在《啸亭杂录》中回忆说：“国初宗臣，皆系王公世，无有任职官者。”[15]当初禁止宗室做官，主要是因为天潢贵胄身份特殊，侧身仕途，多有不便。也就是胤禛所说的：“如用伊等为大臣等及侍卫，犹可供朕使令，若用部院，或遇属下人为大臣，难以行走，势必致瞻徇情面。”[16]至于不准宗室补授道府以下外官，也是基于同样的考虑：外官相见，一切庭参跪拜仪节，均有定制，宗室系属天潢，难以随班叩拜，但是若不遵仪注，又会助长他们的傲慢之心，以致藐视上官，或恣意妄为，加之上官不敢纠劾，势必对吏治产生很坏影响。[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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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宗人府衙门（《乾隆北京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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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宗人府颂恩碑（乾隆六十年）（北京石刻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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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宗室人口不断繁衍，满洲统治者却不得不把上述顾虑置诸脑后。玄烨念宗室无入仕之途，钦定侍卫90人，皆命宗室挑补，又从宗室王公中挑取步箭娴熟者充补十五善射缺。胤禛即位，扩大宗室在宗人府中的额缺，规定镇国、辅国、奉国将军，以宗人府理事官用；奉恩将军宗室佐领，以副理事官用；五六品生，以主事用；至于闲散宗室内，有考取一等二等者，以笔帖式用。胤禛还下令裁汰宗人府一半的满洲司员笔帖式额缺，作为闲散宗室进身之路。乾隆中，设宗室御史4员，以为司员升擢之阶。颙琰在位，特设宗室文翻译和乡、会试诸科目，又于六部、理藩院增设宗室司员若干员，以为定额。宗室仕途在逐渐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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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宗室任官的机会，清廷特意在各种机构中额设宗室官缺。这些机构包括宗人府、侍卫处、上虞备用处、銮仪卫、六部、理藩院、都察院、内阁、盛京各部。此外，八旗设宗室佐领缺，并准补放城守尉。咸丰以降，外放道府成为宗室任官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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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赖惠敏教授统计，在任官的宗室成员中，以有爵位者为多，共1095名，占任官宗室人数的1/3以上。[18]清制，王公兼职应在二品大员以上，奉国将军以上贵族任五品以上官职。宗室高官，自然均由高爵位者担任。统计结果还表明，在清代《玉牒》所载4万余男性皇族成员中，有封爵或任过官职的共有4279人，约占总人数的10%。由此可知，在不断繁衍的皇族人口中，无爵无职者占有绝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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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七年（1782）有关提高宗室地位的上谕影响深远。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内容：闲散宗室年至18岁时，均赐给四品顶戴，四品武职补服，使“天家子姓俱得邀章服之荣”。[19]四品顶戴固然只是虚衔，并不意味着就是四品实缺或得到四品官的俸饷，但是与腰系黄带子一样，都成为闲散宗室炫耀自己高贵身份的鲜明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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