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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室封爵中，还包括对王公之妻的封授。顺治年间定，亲王、世子、郡王妻封福晋，长子、贝勒以下至辅国将军妻俱封夫人，奉国将军妻封淑人，奉恩将军妻封恭人。[10]清朝旧制：亲王妾媵10人，世子、郡王6人，长子、贝勒、贝子5人，镇国公、辅国公4人。这些妾媵，只能有一部分被封为侧福晋或侧室。乾隆年间定：嗣后除奉特旨赏给王、贝勒等侧福晋、侧室外，其余即于妾媵内请封：亲王侧福晋4人，世子、郡王3人，长子、贝勒侧室2人，贝子及镇国公、辅国公1人（详见附录一表4）。凡应封侧福晋、侧室者，必生有子女。[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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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有爵位宗室的基本构成，他们的奕世繁衍，形成一个日益膨胀的宗室贵族阶层。不过，由于清廷对爵位封授逐步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使王公贵族的人数明显少于往代。研究表明，明正德年间，距开国一个半世纪，全国共有亲王、郡王及镇国将军至中尉诸爵共2945人；清道光年间，距入关时已一百七八十年，有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爵封号的在世贵族仅31人。高爵中的王爵数差别也很悬殊：有明一代封王多达1874人，其中朱元璋第五子周王朱一个王府的王爵，累计至明末就有187人；而清一代王爵总人数才182名，仅及明代十分之一。[12]又有学者据清代皇族《玉牒》统计，辅国公以上的人数有519位，封奉国公以上的人数有1580人，共2099人，约占皇族人数的5%。[13]可见有爵位贵族在整个皇族人口中只占很少一部分。由于清廷对封爵人数限制较严，且采取世代降等措施，而皇族人口却以快得多的速度繁衍，致使闲散宗室与觉罗在整个皇族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扩大，与此同时也加剧着皇族内部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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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散宗室即无封爵宗室。闲散宗室中，有的是有爵位者因犯过失而降削的；再就是根据爵位降等封授原则，凡镇国公以下妾婢所生子“为闲散宗室不授封”；另外如奉恩将军子系中，除一子可承袭原爵，其余都降等为闲散宗室。至于闲散宗室子孙，除极少数有功授封者外，自然没有封爵。乾隆二十年间，男性宗室人口2714人，其中20岁以上的1253人，属于闲散宗室的有700余人。据此，闲散宗室约占总人数的25%和20岁以上人数的55%。[14]随着时间的推移，闲散宗室在整个宗室成员中所占比例在迅速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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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成员除了获取爵位外，还常常在政府机构和八旗中任职。清初八旗王公参与朝廷军政事务，集议军机，外出将兵。但是随着皇权的提高，他们的军政大权相应削弱，特别到胤禛即位后，独揽大权，他们的特权相形见绌。不过，几乎与此同时，较多的宗室开始步入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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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入关初宗室任官只限于宗人府。宗人府是管理皇族事务的机构，官员主要由王公和宗室担任。如设宗令1人，以亲王、郡王任之；左、右宗正各1人，以贝勒、贝子兼摄；左、右宗人各1人，以镇国公、辅国公或将军兼摄。但其时宗室额缺很少，所以昭梿在《啸亭杂录》中回忆说：“国初宗臣，皆系王公世，无有任职官者。”[15]当初禁止宗室做官，主要是因为天潢贵胄身份特殊，侧身仕途，多有不便。也就是胤禛所说的：“如用伊等为大臣等及侍卫，犹可供朕使令，若用部院，或遇属下人为大臣，难以行走，势必致瞻徇情面。”[16]至于不准宗室补授道府以下外官，也是基于同样的考虑：外官相见，一切庭参跪拜仪节，均有定制，宗室系属天潢，难以随班叩拜，但是若不遵仪注，又会助长他们的傲慢之心，以致藐视上官，或恣意妄为，加之上官不敢纠劾，势必对吏治产生很坏影响。[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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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宗人府衙门（《乾隆北京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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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宗人府颂恩碑（乾隆六十年）（北京石刻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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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宗室人口不断繁衍，满洲统治者却不得不把上述顾虑置诸脑后。玄烨念宗室无入仕之途，钦定侍卫90人，皆命宗室挑补，又从宗室王公中挑取步箭娴熟者充补十五善射缺。胤禛即位，扩大宗室在宗人府中的额缺，规定镇国、辅国、奉国将军，以宗人府理事官用；奉恩将军宗室佐领，以副理事官用；五六品生，以主事用；至于闲散宗室内，有考取一等二等者，以笔帖式用。胤禛还下令裁汰宗人府一半的满洲司员笔帖式额缺，作为闲散宗室进身之路。乾隆中，设宗室御史4员，以为司员升擢之阶。颙琰在位，特设宗室文翻译和乡、会试诸科目，又于六部、理藩院增设宗室司员若干员，以为定额。宗室仕途在逐渐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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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宗室任官的机会，清廷特意在各种机构中额设宗室官缺。这些机构包括宗人府、侍卫处、上虞备用处、銮仪卫、六部、理藩院、都察院、内阁、盛京各部。此外，八旗设宗室佐领缺，并准补放城守尉。咸丰以降，外放道府成为宗室任官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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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赖惠敏教授统计，在任官的宗室成员中，以有爵位者为多，共1095名，占任官宗室人数的1/3以上。[18]清制，王公兼职应在二品大员以上，奉国将军以上贵族任五品以上官职。宗室高官，自然均由高爵位者担任。统计结果还表明，在清代《玉牒》所载4万余男性皇族成员中，有封爵或任过官职的共有4279人，约占总人数的10%。由此可知，在不断繁衍的皇族人口中，无爵无职者占有绝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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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七年（1782）有关提高宗室地位的上谕影响深远。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内容：闲散宗室年至18岁时，均赐给四品顶戴，四品武职补服，使“天家子姓俱得邀章服之荣”。[19]四品顶戴固然只是虚衔，并不意味着就是四品实缺或得到四品官的俸饷，但是与腰系黄带子一样，都成为闲散宗室炫耀自己高贵身份的鲜明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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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家族史 二 教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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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族成员身份地位的差异和生活环境的多样化导致三种教育形式：内庭中的皇子皇孙教育（主要在上书房学习）；王公府第设有家塾，延师教育子弟；有爵或无爵宗室及觉罗子弟分别入宗学、觉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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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皇子的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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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社会里，一个王朝的兴衰继绝，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最高统治者个人的素质，这种素质，需要长时间培养，所以，历朝统治者无不把皇子教育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爱新觉罗皇族肇兴东土，以弧矢取得天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既要掌握历代汉人统治者丰富的政治经验，又要保持本民族“国语骑射”的传统，对皇子的教养倾注了更大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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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代，爱新觉罗家族以立国争天下为当务之急，但在戎马倥偬之余，已开始注意子弟的培养。努尔哈赤为教育诸子侄，曾用浙江人龚正陆为“师傅”，以万金之资供养之。天聪五年（1631），皇太极鉴于大贝勒阿敏等轻易放弃滦州，而明朝大凌河守将虽被围困四个月，“犹以死守”，认为是由于明将“读书明道理”的缘故，下令诸贝勒大臣子弟8岁以上，15岁以下，俱就学读书，“使之习于学问，讲明义理，忠君亲上”。[20]天聪十年（1636），改文馆为内三院，职掌之一为：注释历代善恶之例进讲汗（帝）前，劝讲太子，教亲王书。[21]“劝讲太子”为明朝翰林院旧制，本与金国（清朝）制度邈不相涉，满洲统治者却照抄不误，他们对皇室子弟教养之关注，据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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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世祖福临幼龄践祚，初蒙孝庄文皇后的训诲，得以成立。顺治元年正月，都察院承政满达海等上疏多尔衮，请求让福临“及时典学”，学习古今兴废之道，并希望慎选博学明经之端人正士朝夕为其讲解。多尔衮以福临尚在幼冲为由，搁置不议。一年后，大学士冯铨、洪承畴等又上疏强调：远古帝王奠安天下，必以修德勤学为首务；现在皇上虽很熟悉满书，但要懂得帝王修身治人之道，还必须学习汉文，熟读“六经”。他们请求拣选满汉词臣为福临朝夕进讲。但多尔衮又不予理睬，以至福临14岁亲政时，对汉文仍十分陌生，甚至在阅读汉臣奏章时，往往茫然不解。好在他以极大的毅力苦读汉文经史，学识不断长进。但他英年早逝，诸子尚幼，还谈不到系统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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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玄烨自幼生长宫中，受到满汉两种文化熏陶，亲政后勤学不辍。平定“三藩”以后，全国局势趋于稳定，几个皇子次第长大，玄烨从培养新一代统治者的角度，开始对皇子进行系统教育。特别是对立为太子的皇二子胤礽，督责更严。玄烨曾说：“自古帝王，莫不以豫教储贰为国家根本，朕恐皇太子不深通学问，即未能明达治体，是以孳孳在念，面命耳提，自幼时勤加教督，训以礼节，不使一日暇逸，曾未暂离左右。”他还说：“朕谨识祖宗家训，文武要务并行，讲肄骑射不敢少废，故令皇太子、皇子等既课以诗书，兼令娴习骑射。”[22]法国传教士白晋很熟悉宫中皇子教育，他记述说：诸皇子的教师都是翰林院中最博学的人，他们的保傅都是从青年时期起就在宫廷里培养的最有才学的人物。然而，这并不妨碍皇帝还要亲自检查皇子们的学习情况，批阅他们的文章，令他们在御前讲解功课。[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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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四云：“我朝家法，皇子皇孙六岁即就外傅读书。寅刻（凌晨3—5点）至书房，先习满洲、蒙古文毕，然后习汉书。师傅入直，率以卯刻（早上5—7点）。幼稚课简，午前即退直。退迟者，至未（下午1—3点）正二刻，或至申刻（下午3—5点）。”[24]这一教子“家法”，是在康熙朝出现，并逐步完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