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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烨教育培养皇子，首重择选名师，张英、李光地、熊赐履、汤斌、耿介、徐元梦、达哈塔、顾八代、法海等人，不是汉人硕儒即是满洲名臣。玄烨为子择师的标准十分严格，既要品行端方，又须学问优长，二者兼备，缺一不可。但他对满汉老师又有不同要求。他曾向皇太子胤礽的满洲师傅、尚书达哈塔授意说：汉人学问胜满洲百倍，朕未尝不知，但恐皇太子耽于汉习，所以不任汉人，朕自行诲励。令皇太子略通汉文，于凡学问之事，似无扞格。且讲解书义，有汤斌等在，尔惟引若等待奉皇太子，导以满洲礼法，勿染汉习可也。[25]达哈塔身为吏部尚书，“不但不通汉文，即汉语亦不甚知”，反因此被委以教养皇太子的重任。玄烨深知满、汉习俗不同，担心皇子濡染汉习，特设满洲师傅，教授本族文化风俗，可谓用心良苦。满、汉师傅并设，又反映了爱新觉罗皇族对满、汉两种文化的兼容并蓄，并构成有清一代皇子教育的基本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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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学习儒家经典，是玄烨为皇子们规定的重要受教内容，也是汉人师傅的主要职守。胤礽6岁时，由汉师傅授以性理诸书。待至13岁时，玄烨又仿行明代教育东宫的做法，让太子出阁读书。此后，胤礽多次在大臣们面前讲释儒家经典。如康熙二十六年二月十七日辰时（早上7—9点）：“皇太子会讲，九卿齐集，上不御乾清门。”[26]一个不满13周岁的少年，能在满、汉大臣面前，将晦涩难懂的经书讲解得条条是道，只能是刻苦学习、长期积累的结果。理学名臣、胤礽的师傅汤斌在给家人信中这样谈及太子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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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太子）出阁之后，每早上亲背书，背书罢，上（皇帝）御门听政，皇太子即出讲书。讲书毕，即至上前问所讲大义，其讲即用上日讲原本，不烦更作。自古来帝王教太子之勤，未有如今日者也。[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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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烨除在宫中亲为太子讲授四书五经，还要求太子必须逐日将所授内容背诵复讲，以收精熟贯通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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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烨对其他皇子的教育也很重视。康熙二十六年（1687）六月初十日，玄烨当着满、汉大臣的面，对诸皇子的学习情况进行了一次考核。他从几案上取下十几本经书，交给汤斌，命他信手拈出，令诸皇子诵读。根据汤斌选定的章节，皇三子、皇四子、皇七子、皇八子依序各读数篇，无不“纯熟舒徐，声音朗朗”。接着，皇长子讲格物致知一节，皇三子讲论语乡党首章，“皆逐字疏解，又能融贯大义”。[28]这一年，皇长子胤禔16岁，皇三子胤祉11岁，皇四子胤禛，皇五子胤祺、皇七子胤祐、皇八子胤禩在10至7岁之间。玄烨自述幼年读书必以120遍为率，认为非如此不能融会贯通所读经典的义理，他要求诸皇子同样照此办理，所以能在学业上养成扎实的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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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子在宫中学习，有王公子弟伴读，一旦长大受封分府出居，玄烨仍指派教师入于王府，辅导学业。如玄烨命编修陈梦修侍皇三子胤祉读书，江南学者何焯被任为皇八子胤禩的侍读。为玄烨担任过翻译的葡萄牙籍耶稣会士穆经远神父，曾在皇九子胤禟处并教授西洋文字。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玄烨诸子的学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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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烨重视提高诸皇子的书法水平。要求他们自幼勤习苦练。在玄烨的循循善诱下，皇太子胤礽、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禛、皇七子胤祐、皇十三子胤祥和皇十四子胤禵等，均擅长书法。皇八子胤禩虽精明干练，在书法上与诸众兄弟比却相形见绌。为此，玄烨特选工于楷书的何焯做他的老师，以期有所长进。玄烨还要求他每日书写大字10幅送上亲自批览。胤禩不耐烦写，只好让人代写上交，蒙混过关。玄烨雅好书法，并要求诸皇子研习不辍。此后，书法被作为皇室子孙的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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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玄烨临董（其昌）诗》（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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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烨严格教子，持之以恒，在督催他们精熟汉文化的同时，丝毫未放松教之以“满洲礼法”。骑射与国语（满语）被放在学习的首位。清太宗皇太极在位时，即以金朝女真为前鉴，表示对后世子孙废骑射而效汉人以至亡国的忧虑。从此，历朝皇帝都把国语骑射作为立国的根本而加以提倡。玄烨本人骑射非常精湛，曾说：“自幼强健，筋力颇佳，能挽十五力弓，发十三握箭，用兵临戎之事，皆所优为。”[29]从他三次带兵出征，可知非自诩之言。玄烨曾告诫诸皇子说：“我朝旧典断不可失”；又说：“在昔金元二代后世君长，因居汉地年久，渐入汉俗，竟如汉人者有之。朕深鉴之。”正是基于这种强烈的危机意识，使他在培养皇子的骑射技艺上投注了很大精力。由于诸皇子自幼演习弓箭，故无不善射。康熙二十六年（1687）六月初十，玄烨曾当着满汉大臣的面考核诸皇子射技，皇三子、皇四子、皇五子、皇七子、皇八子同射，都射中三箭、四箭不等。接着皇太子射中三箭，皇长子中二箭。[30]此时，皇长子胤禔虚龄16岁，皇八子最小仅7岁。玄烨注重通过行围提高诸皇子的骑射技艺。康熙十八年（1679）玄烨在南苑行围，“纵虎出圈，命众驱逐，皇第五子保清亲射，中之”。[31]保清即皇长子胤禔，时年7周岁。皇三子胤祉的弓箭和枪法，还要超过他的两位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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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骑射外，满语满文也是诸皇子每日必修的功课。玄烨在提倡满洲传统的同时，对皇子的满洲师傅也提出非常严格的要求，未能身体力行者难逃惩处。康熙二十五年（1686）四月，玄烨在瀛台教皇子们射箭，随去的满洲师傅徐元梦一向不善骑射，这一次又因不能挽强弓受到玄烨的诘责。待他稍作辩解，竟惹得天庭震怒，谕命将他杖责一顿，打成重伤。玄烨重惩不能挽强弓的徐元梦，未免小题大作，但他藉此儆戒诸皇子，用意又是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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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而言之，玄烨时代加以规范的皇子教养制度体现着满汉文化兼容并蓄的特色，也就是他所说的“文武要务并行”，[32]终极目的当然是确保王朝的长治久安。他的一套做法，为以后几代嗣君奉为圭臬，遵循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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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年间，诸皇子未成年以前，分居宫内各处，也就是他们就学的主要场所。如大内乾清宫东有毓庆宫，皇太子胤礽曾居于此。后来成为皇帝的胤禛及其子恭亲王弘昼和弘历的子孙辈，自6岁入学，也多居于此宫。再就是外朝文华殿正北的撷芳殿，殿宇三所，绿瓦覆顶，也是皇子们的居所。此外如南薰殿、西长房、兆祥所、咸福宫，均是皇子就学之处。雍正初年，设上书房于乾清宫左楹，西北向。地近皇帝寝宫，主要是为了便于随时稽察。从此，皇子就读上书房成为制度。圆明园诸皇子肄业之所在勤政殿东，屋凡三进，地宇幽邃。乾隆帝御书“先天不违”、“中天立极”、“后天不老”三匾额悬于该处，时称“三天”云。[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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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书房设上书房师傅和上书房行走，上面还有总师傅，“以贵臣为之，或一人，或二人”，经常到书房稽察功课，雍正年间，任满洲旗人鄂尔泰和汉军旗人张廷玉为上书房总师傅。两人都是翰林出身，身兼大学士、尚书、军机大臣于一身的中枢重臣。由他们负责皇子教育，足以说明皇帝的重视。良师出高徒，效果也是明显的。昭梿后来追述说：“当时师傅，皆极词臣之选，故列圣（指历朝皇帝）学问渊博，固皆天纵，亦一时师保训迪力也。”[34]上书房内还设有“谙达”。谙达是满语，原意为朋友，这里特指诸皇子学习骑射和语言的教习。谙达有三种：一为伯哩（弓）谙达，由八旗参领、佐领一级人员中挑选弓马、国语娴熟者充任，教授皇子骑射；再就是蒙古谙达和满洲谙达，他们都是八旗翻译出身，前者教授蒙古话，后者教满文及翻译。谙达身分稍逊于师傅。谙达也设总谙达，派满洲权贵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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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子们就读，每年除元旦、端午、中秋、皇帝“万寿”及本人生日，可免去课读，除夕准提前散学，其余便没有假日。他们于每日卯刻至书房。先教弓箭，后学满文、蒙文，再学汉课。幼年皇子课程简单，午前便行告退。年长者得等到未正二刻才下学。接着需练习步射，在圆明园时则五日一习马射，寒暑无期。每当皇帝在西苑紫光阁阅武进士试时，必先命皇子骑射，成为赞赏天下士子的一种程式，也算是对皇子武功的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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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书房的规矩严格。读书者每日至下屋歇息不过一二次，每次不过一刻，且须师傅批准。读书间隙许可讲书论史，但不准外出闲逛。如果功课没有完成，或罚书或罚字，也有罚下榻站立诵读的，惟无罚跪例。随侍内外人等，均在窗外或明间听差，闻唤始入，太监亦不敢喧哗。[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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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朝皇帝对皇子的学习都很关心。雍正帝胤禛常至上书房，并亲书“立身以至诚为本，读书以明理为先”一联，悬挂书斋，作为座右铭。乾隆元年，弘历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朱轼等6人为皇子师傅。开学之日，他面谕诸师傅要严格要求：“皇子年齿虽幼，然陶淑涵养之功，必自幼龄始，卿等可殚心教导之。倘不率教，不妨过于严厉。从来设教之道，严有益而宽多损，将来皇子长成自知之也。”[36]乾隆三十五年五月初七，正在圆明园书房就读的八阿哥永璇，未经奏报又未告知师傅，擅自离园进城。弘历得知后，将八阿哥及师傅、谙达分别示儆，并命将这道告谕抄成文字，贴于上书房，“使皇子等朝夕观省，知所劝戒”。[37]同年十二月初三，又有四阿哥以祀神为由竟未就学。玄烨说，祀神行礼，原在清晨，祀毕，仍可照常进内。四阿哥藉此为名，一日不进书房，殊属非是。只是考虑到比八阿哥过失稍轻，姑从宽免，下不为例。[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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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帝颙琰生有5子，在教育问题上，他完全遵循其父的做法。颙琰亲自规定他们的上课时间和课程。他曾对皇子们忆及当年乾隆帝不准他们兄弟仿效汉人书生习气、妄取别号的事，自述受到皇考教导后几十年始终凛遵而不敢忘。他还说，皇子们应该以“正学”（儒家经典）为务，明确读书的目的是加强自身修养，以能够通达事理，不要学汉人文人学士以风雅自命的坏毛病。他命人将自己的议论记下来贴在上书房，使皇子们时时看到。颙琰仿效其父，将“国语骑射”作为皇子必须掌握的传统。他每于政事之暇，招呼皇子到面前观看他们练习射箭，并让师傅中的善射者参加。对射中靶心者，亲自奖以布帛或翎枝。据说，皇二子绵宁也就是后来的道光帝在林清发动的“禁门之变”中能亲手射死几名教徒，就是在父皇督责下自幼习射的结果。在上书房诸师傅中，颙琰最器重侍读学士湖南湘潭人周系英。他面谕周说：不仅要教授阿哥（皇子）读书作文，还须教他们做人，“居心以忠厚为要”。[39]周系英建议，书房课程，旧例是讲八韵诗，此外应加读《资治通鉴》，使阿哥了解古今治乱兴衰之故，悉知民间百姓的疾苦。颙琰采纳了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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颙琰晚年，皇子们渐次长成，对功课也渐有松懈。当他得知二阿哥隔几日还撰作几篇诗文，三阿哥却经年累月将诗文弃之不作的时候，就教训他们说，自己当皇子时，没有一天不作文章，就是如今日理万机，百忙之中仍抽时间写诗属文。阿哥们整日在书房，又没有别的事，只是早出晚归，而不肯留心学问，日久岂不将时间旷废？而且人之心志，不专于此，就肯定移于彼，要是再沉溺于别的什么事上，关系可就非同小可了。所以，一定要每日将心思用到作文章上。这不仅可以陶冶性情，增长知识，而且每日生活得很充实，日久将获益匪浅。他还以“业精于勤”的古训勉励诸子，让他们永志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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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诸帝深知“严有益而宽多损”的道理，故要求师傅在教学过程中“不妨过于严厉”。但是，从维护皇室尊崇的角度出发，他们又不能听任师傅肆无忌惮地发挥“师道尊严”，凌驾于诸皇子之上。师傅与受业皇子间，实际受着放大的君臣关系与师生关系两重关系的制约。如何处理好这两重关系，曾使统治者颇费了一番琢磨。雍正元年正月，胤禛之子与师傅们初次在书房见面，胤禛传谕：“皇子见师傅，礼当拜。”皇子欲遵旨施礼，师傅们却固辞不敢当。此后，皇子与师傅相见，彼此相揖。同时又规定：满洲谙达见皇子长跪请安，称“奴才”，见外府读书王、贝勒等单腿请安，称“谙达”；蒙古谙达站立教授，满洲谙达坐授；师傅准戴便帽、吃烟，读书者不准；每年元旦令节，师傅送受业及同念书者文玩书帖之属，报以食物针黹；端阳节，师傅各送扇一柄，报亦同上，均不及珍异绮縠；师傅及受业者生辰，各以食物、如意为礼。[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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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傅与受业皇子朝夕相处，往往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特殊关系。乾隆十三年，皇后富察氏病逝，乾隆帝弘历极为悲痛。而21岁的皇长子永璜和14岁的三阿哥永璋皆非富察氏所生，因为没有悲痛的表示，受到弘历多次训饬，并且联系到立储大事，弘历断然宣布：“此二人断不可承续大统。”皇子的师傅、谙达，其中包括和亲王弘昼、大学士来保、侍郎鄂容安等皆受到罚俸处分。嘉庆帝颙琰为皇子时，以朱珪为师，十余年中感情日笃。朱珪殁日，嘉庆帝念他“于藩邸时辅导之功良多”，亲自前往吊唁，“门甚低，御车不能入。上（指颙琰）步至灵前，哭之甚哀”。[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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