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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子们就读，每年除元旦、端午、中秋、皇帝“万寿”及本人生日，可免去课读，除夕准提前散学，其余便没有假日。他们于每日卯刻至书房。先教弓箭，后学满文、蒙文，再学汉课。幼年皇子课程简单，午前便行告退。年长者得等到未正二刻才下学。接着需练习步射，在圆明园时则五日一习马射，寒暑无期。每当皇帝在西苑紫光阁阅武进士试时，必先命皇子骑射，成为赞赏天下士子的一种程式，也算是对皇子武功的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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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书房的规矩严格。读书者每日至下屋歇息不过一二次，每次不过一刻，且须师傅批准。读书间隙许可讲书论史，但不准外出闲逛。如果功课没有完成，或罚书或罚字，也有罚下榻站立诵读的，惟无罚跪例。随侍内外人等，均在窗外或明间听差，闻唤始入，太监亦不敢喧哗。[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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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朝皇帝对皇子的学习都很关心。雍正帝胤禛常至上书房，并亲书“立身以至诚为本，读书以明理为先”一联，悬挂书斋，作为座右铭。乾隆元年，弘历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朱轼等6人为皇子师傅。开学之日，他面谕诸师傅要严格要求：“皇子年齿虽幼，然陶淑涵养之功，必自幼龄始，卿等可殚心教导之。倘不率教，不妨过于严厉。从来设教之道，严有益而宽多损，将来皇子长成自知之也。”[36]乾隆三十五年五月初七，正在圆明园书房就读的八阿哥永璇，未经奏报又未告知师傅，擅自离园进城。弘历得知后，将八阿哥及师傅、谙达分别示儆，并命将这道告谕抄成文字，贴于上书房，“使皇子等朝夕观省，知所劝戒”。[37]同年十二月初三，又有四阿哥以祀神为由竟未就学。玄烨说，祀神行礼，原在清晨，祀毕，仍可照常进内。四阿哥藉此为名，一日不进书房，殊属非是。只是考虑到比八阿哥过失稍轻，姑从宽免，下不为例。[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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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帝颙琰生有5子，在教育问题上，他完全遵循其父的做法。颙琰亲自规定他们的上课时间和课程。他曾对皇子们忆及当年乾隆帝不准他们兄弟仿效汉人书生习气、妄取别号的事，自述受到皇考教导后几十年始终凛遵而不敢忘。他还说，皇子们应该以“正学”（儒家经典）为务，明确读书的目的是加强自身修养，以能够通达事理，不要学汉人文人学士以风雅自命的坏毛病。他命人将自己的议论记下来贴在上书房，使皇子们时时看到。颙琰仿效其父，将“国语骑射”作为皇子必须掌握的传统。他每于政事之暇，招呼皇子到面前观看他们练习射箭，并让师傅中的善射者参加。对射中靶心者，亲自奖以布帛或翎枝。据说，皇二子绵宁也就是后来的道光帝在林清发动的“禁门之变”中能亲手射死几名教徒，就是在父皇督责下自幼习射的结果。在上书房诸师傅中，颙琰最器重侍读学士湖南湘潭人周系英。他面谕周说：不仅要教授阿哥（皇子）读书作文，还须教他们做人，“居心以忠厚为要”。[39]周系英建议，书房课程，旧例是讲八韵诗，此外应加读《资治通鉴》，使阿哥了解古今治乱兴衰之故，悉知民间百姓的疾苦。颙琰采纳了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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颙琰晚年，皇子们渐次长成，对功课也渐有松懈。当他得知二阿哥隔几日还撰作几篇诗文，三阿哥却经年累月将诗文弃之不作的时候，就教训他们说，自己当皇子时，没有一天不作文章，就是如今日理万机，百忙之中仍抽时间写诗属文。阿哥们整日在书房，又没有别的事，只是早出晚归，而不肯留心学问，日久岂不将时间旷废？而且人之心志，不专于此，就肯定移于彼，要是再沉溺于别的什么事上，关系可就非同小可了。所以，一定要每日将心思用到作文章上。这不仅可以陶冶性情，增长知识，而且每日生活得很充实，日久将获益匪浅。他还以“业精于勤”的古训勉励诸子，让他们永志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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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诸帝深知“严有益而宽多损”的道理，故要求师傅在教学过程中“不妨过于严厉”。但是，从维护皇室尊崇的角度出发，他们又不能听任师傅肆无忌惮地发挥“师道尊严”，凌驾于诸皇子之上。师傅与受业皇子间，实际受着放大的君臣关系与师生关系两重关系的制约。如何处理好这两重关系，曾使统治者颇费了一番琢磨。雍正元年正月，胤禛之子与师傅们初次在书房见面，胤禛传谕：“皇子见师傅，礼当拜。”皇子欲遵旨施礼，师傅们却固辞不敢当。此后，皇子与师傅相见，彼此相揖。同时又规定：满洲谙达见皇子长跪请安，称“奴才”，见外府读书王、贝勒等单腿请安，称“谙达”；蒙古谙达站立教授，满洲谙达坐授；师傅准戴便帽、吃烟，读书者不准；每年元旦令节，师傅送受业及同念书者文玩书帖之属，报以食物针黹；端阳节，师傅各送扇一柄，报亦同上，均不及珍异绮縠；师傅及受业者生辰，各以食物、如意为礼。[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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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傅与受业皇子朝夕相处，往往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特殊关系。乾隆十三年，皇后富察氏病逝，乾隆帝弘历极为悲痛。而21岁的皇长子永璜和14岁的三阿哥永璋皆非富察氏所生，因为没有悲痛的表示，受到弘历多次训饬，并且联系到立储大事，弘历断然宣布：“此二人断不可承续大统。”皇子的师傅、谙达，其中包括和亲王弘昼、大学士来保、侍郎鄂容安等皆受到罚俸处分。嘉庆帝颙琰为皇子时，以朱珪为师，十余年中感情日笃。朱珪殁日，嘉庆帝念他“于藩邸时辅导之功良多”，亲自前往吊唁，“门甚低，御车不能入。上（指颙琰）步至灵前，哭之甚哀”。[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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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反映这种关系的还是奕（咸丰帝）立为储君的故事。自雍正帝胤禛建立秘密立储制度，皇子间帝位之争有所遏止。但在深宫之内，诸皇子各自的生母、师傅、谙达等都希望自己最亲近的皇子能入承大统，明争暗斗难以避免。道光帝旻宁晚年，在择立嗣君问题上，一直在皇四子奕和皇六子奕间游移未决。两子年龄相近，就聪明才智和胸怀为人，奕略胜一筹。奕还是跛子。奕曾从猎南苑，坠马伤骨，经上驷院正骨医治疗后，行路不甚便。尽管有此不利条件，奕终得皇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师傅杜受田的功劳。杜受田是道光三年进士，曾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通典籍而谙世故，老谋深算。奕自6岁入学，师从杜受田10年之久。据说旻宁晚年衰病，一日召两皇子入对，藉以决定储位。两皇子各请命于师。奕师卓秉恬讲：如果皇上垂询，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杜受田则告诉奕：阿哥如条陈时政，知识不敌六爷（六皇子奕），惟有一策，皇上若自言老病，将不久于位，阿哥惟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诚而已。两皇子都按师傅的主意行事，旻宁认为奕仁孝，储位遂定。[42]同类记载还见于《清史稿·杜受田传》，情节稍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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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宣宗（道光帝）晚年，以文宗（奕）长且贤，欲付大业，犹未决。会校猎南苑，诸皇子皆从。恭亲王（奕）获禽最多，文宗未发一矢，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大悦，曰“此真帝者言!”立储遂密定。受田辅导之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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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种说法的可信程度无从确定。比较而言，后说的可信程度更差一些。满洲人入关前即知狩猎以时的道理，在行围狩猎之际再提出“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一类看法，未免造作，且有悖情理。但不管内幕如何，奕得位受益于杜受田的谋划应是大致不错的。奕即位后，晋杜受田太子太傅，调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杜病故时，奕悲恸不已，以致抚棺哭甚哀。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传言。在上书房内，设汉师傅与满、蒙谙达，原是满汉文化兼收并蓄办学方针的体现，清中叶以后，由于皇室汉化程度日深，汉师傅在上书房内显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除前面列举者外，道光帝旻宁先后师从秦承业、万承风、汪廷珍等人，同治帝载淳授读于李鸿藻、吴可读，光绪帝载湉就学于翁同龢、孙家鼐、夏同善、孙诏经；宣统帝溥仪受业于陈宝琛、陆润庠、徐坊、朱益藩、梁鼎芬诸人，均为名重一时的俊彦硕儒。至于谙达，却随着“国语骑射”的衰落而身价跌落。嘉庆间宗室贵族昭梿载称：谙达一职，“近皆选东三省人充补，虽其弓马纯习，然人率皆举止犷野，众素轻之”。[43]当时京师满洲旗人骑射技艺有名无实，只有从东北边远地区寻找谙达。问题是，这些谙达即使骑射精熟，但质朴有余文明不足，与博览群书，响慕风雅的皇家贵胄子弟又能有多少共同语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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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府家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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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近支王公子弟，除少数在宫中上书房伴读皇子外，都在府第中接受家塾教育。王公贵胄请汉人名士教习子弟，始于入关以前。礼亲王昭梿在《啸亭杂录》卷六《红兰主人》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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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德癸未（1643）时，饶余王曾率兵伐明，南略地至海州而返，其邸中多文学之士，盖即当时所延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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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余郡王即努尔哈赤子阿巴泰，不但尚武而且右文，在戎马倥偬的年代还网罗汉人文士进府教授子弟。安亲王岳乐承其家教，平素喜欢结纳汉人文士，对子女教育也很重视。他在湖广、江西一带作战时，还不忘搜集日后可供子女学习和观摹的书画典籍，并且留心为子女物色有学识的教师。其子岳端的启蒙教师陶之典就是在“三藩之乱”的后期由安亲王从长沙军中以车载入京师的。陶之典是湖南宁乡人，诗文书画都很有功底。其父陶汝鼎的诗、文、书法在明代颇负盛名，有“楚陶三绝”之誉。安亲王府网罗名士入府，使诸子女自幼受到汉文化的熏陶，并成长为才华横溢的风雅子弟。岳乐子玛尔浑，自称古香主人，著有《敦和堂集》。他画的钟馗，一直被大学问家孙星衍收集。其弟吴尔占，号雪斋，也能诗善画。岳乐女六郡主，远嫁蒙古，30岁即抑郁而亡于草原，据说也是诗画兼工。她曾画一幅梅花，半株生机盎然，半株几近枯萎，为悲叹自己命运不济而作，引起时人的同情。另外如岳乐子岳端、堂侄博尔都，以及岳端侄孙文昭等，都是康熙年间著名的宗室文人。后人称“康熙间宗室文风以安邸为最盛”，[44]应是有感而发的。而这种风气的养成，与阿巴泰、岳乐两代人延揽汉名士授教子女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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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十二年（1673）题准，王以下、入八分公以上、子弟年满10岁者，于本府讲读经史诸书。二十四年又议准：宗室子弟，令延文学优赡者，在各府第精专学习。[45]在清廷的倡导下，王公府第开塾教学之风很快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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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家塾与民间私塾有种种不同。私塾的先生多为落第秀才，所谓“冬烘先生”是也。家塾的先生则多为名儒学者，或会试不第的举人，应该说都有真才实学。私塾一般设在先生家里，家塾则设在王公府第。换言之，私塾是学生去上学，家塾是先生来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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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公府第家塾均有固定场所，如清季醇亲王府，设家塾于任真堂（小书房），庆亲王府，设在契兰斋（东书房）。在任真堂服役的人员就有6名：1名小太监、2名五十多岁的老书童和3名专门侍候老师的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洒扫书房内外，给“孔圣人”上供；到大门口迎接老师，并搀扶到书房；上课时沏茶、打手巾把、迎送就学子弟往来厕所；给老师准备午饭和下午散课后的点心；最后把老师搀扶到大门口上了马车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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