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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公子弟从七八岁起入学，直到结婚以后，家塾生活才算告一段落。王公子弟自幼受到“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一套道理的灌输。临入学前还要接受长辈有关尊重老师，用心读书的说教。入学之日要举行庄重的拜师礼。这种传统一直保持到清末。近人溥杰在《回忆醇亲王府的生活》一文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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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开学那天，我们都换上上下全新的衣帽鞋袜，诚惶诚恐地跟在我父亲（醇亲王载沣）身后，来到了充满神秘气息的小书房。只见有一位道貌岸然的老头，头戴瓜皮小帽，身穿蓝袍青褂，迎到门口。我父亲和他互揖一下，就你谦我让地一同进入屋中，分宾主坐在中央砖炕上面。我们随着进来，站在我父亲的身旁。这时，我父亲便恭恭敬敬地向我的老师赵世骏说了一番希望对学生严加督教的话，我的老师也惶恐而谦逊地说了一套才疏学浅、当尽力而为的答词。接着就开始了拜师之礼：由小太监把一块折叠式的蓝布棉方垫放在老师的面前，我和我妹妹便依次各磕了三个头，老师也带着拘促而又高兴的神情，退避到拜垫的右后方趴地还了三个头。然后我们就在老师的率领之下，到孔圣人的神位前“先师后徒”地依次磕了三个头。我们回到原位，站在炕桌前面斜对老师。老师摘下近视眼镜，把眼睛眯成两道细缝，打开砚盖用毛笔蘸上朱墨，在《三字经》上点圈了四句，教我们念了“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几句书。到此，就算是完成了全套的开学典礼。[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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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杰的回忆，为后人了解清代王府家塾开学时的仪节，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此外，王公子弟每天清早入学，先向孔子牌位作一个上过鼻，下过膝的长揖，再对侍立孔圣牌位一侧的老师作个同样的长揖。老师对学生则还一个“上及唇，下到胸”的短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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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阶段先识方块字（即单字，在两寸见方黄色硬纸上由老师用毛笔写好的字）。半年后改读徐氏三种（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论语、大学、中庸等。在这中间，老师还将中国古代史从三皇五帝起作了简短易懂的句子教给学生，边读边记。年龄稍长，满语、满文也是授课的内容，如书写满文译本四书五经，以及公文奏对用语。这部分教学内容，自然是由满洲文士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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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王公子弟无不勤肄骑射，延请满洲师傅教授。清中叶以降，骑射课程形同虚设。从此，王公子弟整天正襟危坐，就在家塾这个刻板的小天地里，过着“子曰”、“学而”的读书生活。他们被禁止走出大门，去了解观察另外一个天地。只是每年岁末，家塾照例“放年学”，使他们可以享受一段比较轻松愉快的日子。睿亲王府的学房是在腊月二十四日放年学。这天中午，按时给先生开饭，与往日所不同的是除增添四碟冷荤，以备佐酒之用外，还有一碗清蒸黄羊肉，以表芹敬之意。饭后宣告解馆，就学子弟如释重负，无异小鸟出笼。正月十九日以后，学房开馆，子弟又开始新一年受着严厉束缚的读书生活。[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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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宗学与觉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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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学与觉罗学是官办贵族学校，分别召收宗室和觉罗子弟。顺治九年（1652）十月，工科副理事官三都奏建宗学。其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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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帝王开国，首重训迪子孙，诚以富贵之极，恐不习学而荒，无以辅翼君德，俾传法后世，以成制治之盛也。我朝宗支繁衍，凡诸王、贝勒、贝子、公等，皆股肱亲臣，出则受命专征，入则参赞庶政，责任较往代更重。今年多少壮，宜仿前朝旧制，选官教授，及时劝学，使之肆力诗书，通达礼义，则宗室人才辈出，德器日成，后代圣子神孙世世收辅翼之实效矣。[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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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经宗人府等衙门议复，每旗各设宗学一所，每所学校用学行兼优满汉官各一员为师范，凡未封宗室子弟，年10岁以上者俱入宗学。[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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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创设宗学，主要是为了培养治国平天下的栋梁之材，用意是明显的。但是，在贵族子弟教育问题上，亦如对待八旗子弟普及教育问题，始终面临一个困难选择，以至举棋不定、朝令夕改。难题的症结不外乎他们无法解决这样一个矛盾：一方面，基于客观形势的需要，满洲子弟不能不急起直追，向比较先进的汉文化学习；另一方面，又时时担心“肆力诗书、通达礼义”的结果势必会导致满汉合流，使满洲子弟丧失精湛的骑射技艺和关外时代的淳朴风习。基于此，清廷在发展宗学教育的同时，又不能不处心积虑地加以限制。顺治十一年（1654）六月，福临上谕宗人府，表达了对宗室子弟“习汉书，入汉俗，渐忘我满洲旧制”现象的忧虑，并命永远停止宗室内教授汉字各书，专习满文。统治者不希望出现宗室子弟流于汉俗的局面，所以采取限制措施。但这恰好证明，重教育喜读书的风气开始在宗室子弟中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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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临曾天真地以为，宗室子弟“既习满书，即可将翻译各样汉书观玩”。[50]他在位期间，确曾积极组织翻译汉文书籍，但是汉文化博大精深，典籍浩如烟海，所译出的几部著作（翻译水平高低姑且勿论）犹如杯水车薪，根本无法满足满洲人提高本身文化素质的迫切需要。宗学既被禁止教授汉文、汉书，事实上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应有价值。康熙十二年（1673），玄烨命宗室王公子弟各就本府读书，等于将宗学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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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二年（1724），胤禛命恢复宗学，并创立了比较正规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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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宗室按左右翼（左翼为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四旗，居京城的东半边；右翼为正黄、正红、镶红、镶蓝四旗，居京城的西半边），每翼各立一满学，一汉学。左翼宗学初设于东四牌楼灯市口东史家胡同西口，右翼宗学设于西单牌楼北口石虎胡同。后来，左翼宗学迁金鱼胡同，右翼宗学迁帘子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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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贝勒、贝子、公、将军以及宗室闲散的18岁以下子弟，除情愿在家读书者外，准入宗学，或清书，或汉书，随其志愿分别教授。19岁以上，已曾在家读书之子弟，有愿读书者，亦准入宗学。宗学除教授满、汉书外，学内修一箭道，使学生在读书之余学习骑射。读书子弟，月给银3两，米3斗，川连纸1刀，笔3支，墨1笏。自十一月初一至正月底，各给炭180斤。自五月初一至七月底，每日发冰1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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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所宗学，以王公1人总其事。设总管2人，给七品官食俸；副管8人，给八品官食俸，选宗室中位尊年长者担任。令其轮流值日。清书教习2人，选罢闲旗员及进士、举人、贡生、生员善翻译者充补；骑射教习2人，选罢闲旗员及护军校、护军善射者充补；汉书教习，每学生10人，设教习1人，令礼部考取举人、贡生中充补。满、汉教习每月给银2两，米2斛，每年给棉衣、纱衣一次，3年内皮衣两次。骑射教习，每月给银1两。雍正十一年（1733）后，每所宗学又各增添两名翰林官，董率课程；分日入学，讲解经义，指授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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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学生徒，每月考试经义、翻译、射艺各一次，分别等第，申报注册。春秋两季，由宗人府奏请，试以翻译及经义、时务策各一道，经钦命学士等官阅卷，成绩分六等，考列一、二等者有奖，三、四等留学肄业，五等教戒仍许留学，六等黜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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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学学员额数，初定左翼70名，右翼60名。以后增至每翼100名。[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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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学之设，虽然名义上是为了造就本族人才，但内里还寓有更深一层用意，即“教化”子弟，使他们“安分守法”。清朝皇室内部争斗由来已久，顺治年间宗学的规矩之一是：有放纵不循礼法者，学师具报宗人府，小则训责，大则奏闻。康熙前期令宗室子弟各就本府读书，并令他们“延文学优赡之士”“专精学习”。结果，放松了对宗室成员的控制。但到末年，玄烨的诸皇子为了争夺继承权，各在本府延揽名士奇才，结为势力集团，争斗极为激烈。胤禛是当事者之一，深知问题的严重程度，所以他在“初登大宝”后，一方面诛除异己，一方面要关注本宗子弟的教化，以期防患于未然。这从胤禛给宗学总管、副总管等人的谕旨中可以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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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惟睦族敦宗，务先教化，特立义学，……有不遵教训者，小则尔等自行惩劝；大则揭报宗人府，会同奏闻。……从来立教之术，莫要于奖善惩恶。善不奖，不能使之劝。恶不惩，不能使之改。尔等既膺简任，务期勤慎黽勉，恪供厥职，以副朕笃厚宗亲，殷勤教育之至意。[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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