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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罗学额设读书学生，镶黄旗61名，正黄旗36名，正白旗40名，正红旗40名，镶白旗15名，镶红旗64名，正蓝旗39名，镶蓝旗45名。左翼共155名，右翼共185名。[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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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入关时，绝大多数皇族成员“从龙入关”，以后又有些居住京师的宗室、觉罗因各种原因陆续迁回盛京。盛京遂成为仅次于北京的宗室觉罗的聚居地。对于这部分人口，同样有一个如何教育和培养的问题。乾隆二年（1737），清廷正式设立盛京宗室觉罗学，内设宗学、觉罗学各1所。学校设在盛京天佑门（小南门）外。凡20岁以下，10岁以上情愿入学读书者准其入学，分清、汉书肄业兼习骑射，不限以额数。管理体制、授课内容、考核方式、师生待遇均与京师大同小异。按规定，学生5年考试一次，届时盛京将军报宗人府，由皇帝钦定王公及盛京五部侍郎二三人主持考试。考试优异者，是宗室，准入京考选侍卫、笔帖式，与京学肄业学生一例录用；是觉罗，准以该省各项笔帖式录用。与京学的另一区别是，学习期满的宗室觉罗学生，当盛京将军每年秋冬举行围猎时，允许随围。因此，比京师皇族子弟有更多实地演练骑射技艺的机会。[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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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学读书优异者可以参加科考，分为两种：乡会试和翻译乡会试。中国古代，宗室子弟科考，创于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金制亦有宗子赴御试、赴会试例。明初未有其制，天启四年（1624）始别开宗科。清代宗室考试则始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诏宗室子弟有能力学属文者，准一体应试编号取中，然三十九年又停止。乾隆八年（1743），宗人府试宗学，拔其优异者玉鼎柱、达麟图、福喜等为进士，一体殿试。乾隆九年，定每届5年，简大臣合试宗学、左右翼学、习满汉文学生，钦定名次，取入一二等者准作进士，以会试中式注册，不由乡试。俟会试年，习翻译者与八旗翻译贡士同引见赐进士，用宗人府属额外主事。习汉文者与天下贡士同殿试赐进士甲第，用翰林部属等官。但乾隆十七年（1752）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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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宗室乡会试两次兴废的原因，亦如宗学觉罗学内汉教习的设而复撤，均基于对汉化趋势的担心，也就是嘉庆帝颙琰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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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向有会试之例，后经停止，敬惟皇考圣意，原因宗室当娴习骑射以存满洲旧俗，恐其专攻文艺沾染汉人习气，转致弓马生疏。[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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颙琰同时承认，这种做法未能奏效：“自停止考试以后，骑射亦未能精熟”，天潢支派却在不断繁衍，要求拓宽仕途。嘉庆六年（1801），清廷终于将宗室应乡会试作为定制。凡宗室人员在官学及在家肄业愿应乡试者，由宗人府考试马步箭合式，奏派王大臣复试，稽察宗学大臣汇考，录送宗人府册送顺天乡试。盛京宗室愿应乡试者，由奉天宗学考试马步箭，咨送盛京将军复试，会同府丞禄科，呈送宗人府。其会试则均咨礼部。应试举人资格以闲散宗室为主，先由该族族长等出具图结呈报。其他如王公子弟应戴一二三品顶戴、丁忧未经服满、曾经革职、曾经枷杖以上等罪者，均不准参加考试。试期：乡试八月，会试三月，始于初八日入场，点名在八旗及各省士子后。嘉庆九年（1804），定于三场毕后，十七日举宗室乡、会试，试场仍在北京贡院。试前由监试御史钤印坐号，试日由宗人府派章京数人在门认识，御史于龙门外点名，其余内外帘各官仍由文闱派出之员接办，另由宗人府奏请添派大臣一人入场弹压。考试题目由钦命，于初八日缄封交监临知贡举转送内帘，届期交出发给。试制义1篇，五言八韵诗1首，一日而毕。交卷后弥封不誊录，由本科原派主考总裁评阅拟定名次，不经房官荐卷。乡试9人中1名，嘉庆六年，参加乡试人数共63人，共7人中乡试。会试取定呈候御裁，约中三四名。监临知贡举拆名在贡院填榜，先期揭晓，皆别为一榜，送至宗人府衙门张挂。应得旗匾银及表裹缎匹照举人进士例给予。乡会试中试后，嘉庆十九年，令在正大光明殿复试，后在保和殿，试一文一诗，中式与复试卷均存储礼部，与新科举人贡士一并磨勘。殿试朝考则与满汉一体同场考试，同列甲第等第，只用京职，不用外官。[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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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乡、会试为清朝特定之科目，穷源溯始，本于金女真进士科。金世宗大定四年（1164），颁行女直（女真）大小字所译经书，与女真字学校，择良家子为生徒，诸路至3000人，命师教以古书作诗策，创设女真进士科。至元代蒙古、色目人，虽然与汉人分试、分榜，但所试者仍为汉文，而蒙古文不试。清朝翻译一科，应试者以八旗士子为限。有满洲翻译与蒙古翻译。满洲翻译以满文译汉文或以满文作论，蒙古翻译以蒙文译满文，而不译汉文。试法不同，中额亦分。清未入关前，于蒙古文字外创制满洲文字，天聪八年以此考试习清书（满文）与蒙古书者，顺治以后仿文闱例，又有童试、乡试、会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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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考试翻译始于乾隆九年（1744），中试者以会试注册，不经乡试。嘉庆六年（1801），令宗室一律准考翻译乡会试，同在贡院。应考者由宗人府先考验骑射。乡试造册送顺天府，会试送礼部。乡试另请钦命题，由顺天府领取。会试为满字四书文题一道，翻译题一道；四书题钦命，由宗人府府丞请领；翻译题考官出；均考试一场。试题送八旗主考官同阅，弥封红号用宗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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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统治者设翻译科，旨在造就精通本族语文的专门人才，乾、嘉以降，满文用途无多，满人能通满语满文者日见其少。以至翻译乡会试呈后继无人之势。嘉庆二十四年（1819），宗室参加翻译乡会试的仅有9人。颙琰谕称：“此皆由宗室等平时专习八股竟不以习学翻译为先务。”[60]在这以前，宗室翻译会试一次19人入试，曾命取中3名，又一次11人入试，曾命取中2名。此次会试，尽管只有9人，颙琰命仍以取中2名为额，意在鼓励宗室子弟留心满语，把翻译考试作为进身之阶。与汉人乡、会试取中机会相比，宗室翻译乡、会试条件之优显而易见，然而却不能扭转颓风。以至应试之人往往请人枪替，而通晓翻译者因此牟利反而不愿中试。发展到后来，翻译乡、会试取中之人“竟有不能清语者”，[61]简直滑天下之大稽。嘉庆二十四年闰四月，颙琰命嗣后考试翻译应照文闱例一律复试，以杜倖进。这一年报考宗室翻译乡试的原有8名，一旦谕命复试，8人中便有7人报病，退出考试。报考者仅剩1人。可见宗室应试者“素不好学，央人代倩”，希图舞弊侥幸。道光以后宗室应翻译试者甚少，咸丰十年（1860），只好归并八旗同题考试，合并取中，试卷弥封不分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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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据《玉牒》统计：宗室共有中举者228位，中进士者104位；中翻译举人者44位，中翻译进士者14位。合计宗室举人、进士为390位，约占皇族总人口的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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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虽不欲宗室奋功名于科举，但其中获举人、进士者本已无多，物以稀为贵，取中者自然易获青睐，与汉人进士比，有更多的发达机会。自嘉庆四年（1799）至光绪十二年（1886）近90年间，宗室中科举者约316人，其中入仕而得赐谥者6人，任大学士者5人，协办大学士1人，官一品者11人，官二品者18人。在清人2万余人进士中，宗室虽为数寥寥，但其得升高官的比例，与普通民人比相隔天渊。[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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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兴办宗室教育，实行科举考试，客观上助长了重文轻武风气的养成，热衷功名之辈不断增加。宗室女文篁因反对丈夫演练骑射，撰有《枕云夫子欲集习骑射之场，诗以代谏》，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诗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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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道相识宅，重开射雉场。虽然一艺熟，终虑百篇荒。分寸阴堪惜，清闲日正长。幸逢文盛世，何必羡穿杨。[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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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篁是乾、嘉时人，字湘华，克勤郡王之裔。宗室才女，有《佩兰轩绣余草》传世。她的丈夫原任侍卫，因骑射不佳，弃职别图，后有所悔悟，准备重新操演弧矢。文篁颇不以为然，在诗中希望丈夫珍惜光阴，努力读书，博取功名，不要因为习武而荒疏了学业。所以她在另外两首诗中进一步规劝丈夫：“休将折桂手，博取射雕名”，并以双亲期待、自己夙愿来感动丈夫。“国语骑射”是统治者对贵族子弟进行教育的重要内容，但收效甚微。学习骑射往往流于形式。文篁提出“幸逢文盛世，何必羡穿杨”，集中反映了贵族中重文轻武的习尚，而这种习尚的风靡，与宗室教育的普及与文化水平的提高，又是呼吸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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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宗室教育完全服务于科举考试，也产生了严重弊端。满洲旗人震钧《天咫偶闻》卷四评述八旗官学的情形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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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习之勤惰有赏罚，学生之优劣有进退，岁颁巨款以为俸薪、束修、奖赏、膏火、纸墨、书籍、饮食之费，于是官学遂为人才林薮，八旗子弟无虑皆入学矣。至近数科，每一榜出，官学人才居半。然费如许心力所造就者：举业耳，于学之实，固无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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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官学有多种形式，其中也包括专为皇族办的宗学和觉罗学。国家花费了大量财力，造就的却多是对科举功名趋之若鹜，而无真才实学的庸碌之徒。康熙三十八年，宗室文昭参加会试，第三场（后场）因用《庄子》中语言被放，他大为不满，对宗室教育与八股取士尖锐抨击。他指出考试八股，导致士人知识贫乏，头脑昏聩：“童时就家塾，所教悉以鄙。上口四子书，俗解袭糠秕。稍长肆举业，钞誊百篇已。灵府锢不开，顽肠何可砥。惟取弋科名，谁复究根柢。”[65]四子书即四书，孔子《论语》、曾子《大学》、子思《中庸》、孟子《孟子》的别名。他认为这种制度只能引导士子追逐名利，读些无用的东西。他还抨击考官有眼无珠，不能正确判断试卷优劣，以致贤才被弃，庸才获选。事实上对科考制度表示不满的非独文昭一人。这从《红楼梦》里面所反映的贾宝玉不爱谈“四书”，深厌八股文章，斥之为“铒名钓禄之阶”的态度中，就可以恍然如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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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八股，在内容上非四子六经之粹言不可阑入，格式上有严格规定。这种制度可以禁锢士人的思想，有利于专制统治，难怪要被统治者保持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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