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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学与觉罗学是官办贵族学校，分别召收宗室和觉罗子弟。顺治九年（1652）十月，工科副理事官三都奏建宗学。其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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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帝王开国，首重训迪子孙，诚以富贵之极，恐不习学而荒，无以辅翼君德，俾传法后世，以成制治之盛也。我朝宗支繁衍，凡诸王、贝勒、贝子、公等，皆股肱亲臣，出则受命专征，入则参赞庶政，责任较往代更重。今年多少壮，宜仿前朝旧制，选官教授，及时劝学，使之肆力诗书，通达礼义，则宗室人才辈出，德器日成，后代圣子神孙世世收辅翼之实效矣。[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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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经宗人府等衙门议复，每旗各设宗学一所，每所学校用学行兼优满汉官各一员为师范，凡未封宗室子弟，年10岁以上者俱入宗学。[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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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创设宗学，主要是为了培养治国平天下的栋梁之材，用意是明显的。但是，在贵族子弟教育问题上，亦如对待八旗子弟普及教育问题，始终面临一个困难选择，以至举棋不定、朝令夕改。难题的症结不外乎他们无法解决这样一个矛盾：一方面，基于客观形势的需要，满洲子弟不能不急起直追，向比较先进的汉文化学习；另一方面，又时时担心“肆力诗书、通达礼义”的结果势必会导致满汉合流，使满洲子弟丧失精湛的骑射技艺和关外时代的淳朴风习。基于此，清廷在发展宗学教育的同时，又不能不处心积虑地加以限制。顺治十一年（1654）六月，福临上谕宗人府，表达了对宗室子弟“习汉书，入汉俗，渐忘我满洲旧制”现象的忧虑，并命永远停止宗室内教授汉字各书，专习满文。统治者不希望出现宗室子弟流于汉俗的局面，所以采取限制措施。但这恰好证明，重教育喜读书的风气开始在宗室子弟中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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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临曾天真地以为，宗室子弟“既习满书，即可将翻译各样汉书观玩”。[50]他在位期间，确曾积极组织翻译汉文书籍，但是汉文化博大精深，典籍浩如烟海，所译出的几部著作（翻译水平高低姑且勿论）犹如杯水车薪，根本无法满足满洲人提高本身文化素质的迫切需要。宗学既被禁止教授汉文、汉书，事实上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应有价值。康熙十二年（1673），玄烨命宗室王公子弟各就本府读书，等于将宗学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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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二年（1724），胤禛命恢复宗学，并创立了比较正规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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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宗室按左右翼（左翼为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四旗，居京城的东半边；右翼为正黄、正红、镶红、镶蓝四旗，居京城的西半边），每翼各立一满学，一汉学。左翼宗学初设于东四牌楼灯市口东史家胡同西口，右翼宗学设于西单牌楼北口石虎胡同。后来，左翼宗学迁金鱼胡同，右翼宗学迁帘子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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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贝勒、贝子、公、将军以及宗室闲散的18岁以下子弟，除情愿在家读书者外，准入宗学，或清书，或汉书，随其志愿分别教授。19岁以上，已曾在家读书之子弟，有愿读书者，亦准入宗学。宗学除教授满、汉书外，学内修一箭道，使学生在读书之余学习骑射。读书子弟，月给银3两，米3斗，川连纸1刀，笔3支，墨1笏。自十一月初一至正月底，各给炭180斤。自五月初一至七月底，每日发冰1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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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所宗学，以王公1人总其事。设总管2人，给七品官食俸；副管8人，给八品官食俸，选宗室中位尊年长者担任。令其轮流值日。清书教习2人，选罢闲旗员及进士、举人、贡生、生员善翻译者充补；骑射教习2人，选罢闲旗员及护军校、护军善射者充补；汉书教习，每学生10人，设教习1人，令礼部考取举人、贡生中充补。满、汉教习每月给银2两，米2斛，每年给棉衣、纱衣一次，3年内皮衣两次。骑射教习，每月给银1两。雍正十一年（1733）后，每所宗学又各增添两名翰林官，董率课程；分日入学，讲解经义，指授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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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学生徒，每月考试经义、翻译、射艺各一次，分别等第，申报注册。春秋两季，由宗人府奏请，试以翻译及经义、时务策各一道，经钦命学士等官阅卷，成绩分六等，考列一、二等者有奖，三、四等留学肄业，五等教戒仍许留学，六等黜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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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学学员额数，初定左翼70名，右翼60名。以后增至每翼100名。[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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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学之设，虽然名义上是为了造就本族人才，但内里还寓有更深一层用意，即“教化”子弟，使他们“安分守法”。清朝皇室内部争斗由来已久，顺治年间宗学的规矩之一是：有放纵不循礼法者，学师具报宗人府，小则训责，大则奏闻。康熙前期令宗室子弟各就本府读书，并令他们“延文学优赡之士”“专精学习”。结果，放松了对宗室成员的控制。但到末年，玄烨的诸皇子为了争夺继承权，各在本府延揽名士奇才，结为势力集团，争斗极为激烈。胤禛是当事者之一，深知问题的严重程度，所以他在“初登大宝”后，一方面诛除异己，一方面要关注本宗子弟的教化，以期防患于未然。这从胤禛给宗学总管、副总管等人的谕旨中可以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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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惟睦族敦宗，务先教化，特立义学，……有不遵教训者，小则尔等自行惩劝；大则揭报宗人府，会同奏闻。……从来立教之术，莫要于奖善惩恶。善不奖，不能使之劝。恶不惩，不能使之改。尔等既膺简任，务期勤慎黽勉，恪供厥职，以副朕笃厚宗亲，殷勤教育之至意。[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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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你们要帮我管理好这些宗室子弟，要勤奋谨慎地为此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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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年间曾一度禁宗学教授汉书，以防“汉化”，后来的发展却证明，这番努力犹如水泼沙地。雍正年间的宗学已是每翼各立一满学、一汉学，且形成清书教习只设2人，汉书教习每10名学生即设1人的悬殊比例。乾隆三年（1738），设总稽宗学官，又定两翼各增汉教习2人。但到七年，弘历便又下了一道谕旨，内称“我朝崇尚本务，原以弓马清文为重，而宗室谊属天潢，尤为切近；向来宗室子弟俱讲究清文、精通骑射，诚恐学习汉文，不免流于汉人浮靡之习，是以世祖章皇帝谕停其习汉字诸书，所以敦本实而黜浮华也”。他还提出，此后宗室子弟或有不能学习汉文者，应听其专精武艺。与其徒务章句虚文，转致荒废本业，不如娴习武艺之崇实黜浮，储为国家有用之器。这中间，对宗室子弟能否应乡、会试的问题，也在八年和十七年出尔反尔，既准又停。二十一年便裁撤汉教习9人，改为翻译教习，且每翼各增骑射教习1人。弘历在宗学问题上的反复，实际是满洲统治者面对“国语骑射”传统不断衰落所做的又一次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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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乾隆三十七年弘历召见宗室公（爵）宁盛额时，却发现他竟不能清语。弘历因此命令宗人府加强宗学学生对满语的学习和考试稽察，不许仍似从前塞责。[53]这就暴露出以往满语教学完全是虚应故事的真实情况，也说明满人濡染汉文化是不依统治者主观意愿为转移的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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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就宗学内的学风来看，也是一派文风蔚起，彬彬弦诵的景象。汉人教习多是博学儒雅之士，倍受宗室子弟推崇。宗室敦诚在怀念他的几位师长如孙灏、李情、徐培等人的诗篇中，就有“鹿洞亲依徽国席，龙门曾御李君车；自为桃李公门后，不向春风更著花”、“依稀尚记南州客，于鹄曾经受业来”、“三年膏火西黉夜，一帐凄凉东馆风”等句。孙灏，字载黄，号虚船，一作虚川，钱塘人，雍正八年进士，曾入值上书房，为皇子师傅。他是一位颇有正义感的诗人。所作《扑满行》完全是对当时黩货贪财的官场恶习进行嘲骂。后来以直言讽谏皇戚的仗势凌人、皇帝的巡游无度，惹恼了弘历，乾隆二十三年竟受到申斥。弘历说他的奏疏与“本朝家法及我满洲风俗人心”抵触，“其心为何如心乎？”因而落职降调，可见其为人一斑。敦诚作怀人诗，对他表示了很深的感情。当时宗学中还有一位黄克显先生（字去非，号敬亭），江西瑞州上高人，由拔贡考取教习，入宗学。黄克显是宋朝大诗人黄山谷的后裔，是一位爱好文学，喜欢作诗而不满意于流俗文字的人。他勉励人“日渐月摩，力扫旧习而更张之”，主张“沉潜乎六艺，含英咀华”。这样一些师长，对宗室子弟产生很大影响，应在情理之中。乾隆十年，稽查右翼宗学的右通政熊学鹏因学内稽查皆系汉官，于满文翻译功课都不通晓，曾建议再派满洲文臣一人协理，获准实行。尽管如此，宗学学生们却是如敦诚所写：“同学尽同姓，五陵马与裘；文章溯唐汉，诗赋追曹刘；或为李昌谷（李贺），锦囊才无侔；或为李供奉（李白），奏赋侍冕旒；谁谓吾宗内，曾不古人优？”可知当时宗学内风气已是极重汉文学。至于敦诚本人，更是“嗟余愧后学，操觚耽吟讴；雕虫矜小技，抚卷恣冥搜”。把课余的全部精力都放在学习作诗上。[54]后来，他确实成为一名颇有名气的宗室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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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四年（1799），尽管姗姗来迟，清廷总算恢复了宗学的汉教习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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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罗学的创设，始于雍正七年（1729）。此前宗人府设立宗学，只令教习宗室，未及觉罗。觉罗人众，若一概归并宗学，教者势难遍及，于是有觉罗学之设。胤禛即位初，旨在削弱下五旗王公对宗室、觉罗的控制，命将所有宗室、觉罗从各王公属下撤出，作为公中佐领，实际上也就是将他们改作皇帝的属人。当时觉罗佐领共32个，按平均分配原则重新调整后，定为八旗，每旗觉罗佐领4个。以此为背景，规定每旗各择官房1所，设“觉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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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觉罗各学舍，镶黄旗觉罗学，坐落安定门大街香儿胡同；正黄旗觉罗学，坐落西直门内北卫胡同；正白旗觉罗学，坐落朝阳门内南小街新鲜胡同；镶白旗觉罗学，坐落东四牌楼大街路东十条胡同；正红旗觉罗学，坐落阜成门朝天宫内中廊下；镶红旗觉罗学，坐落宣武门内象房桥西承恩寺街；正蓝旗觉罗学，坐落王府大街路西阮府胡同；镶蓝旗觉罗学，坐落阜成门南玉带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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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规定，八旗觉罗子弟，自8岁以上，18岁以下，俱入学，分读满汉书，有愿在家读书者听之。18岁以上未曾读书者，必须于每月初一、十五日传集旗公署，宣讲《圣谕广训》。八旗觉罗各学，由每旗派出1名王公为总管，觉罗2人为教长。于笔帖式内拣选能翻译者1人教授清书，礼部教习1人教授汉书，兵部拣选善射1人教授骑射。由宗人府对教授情况不时稽察。春秋两季，由王公亲自监考，登记档案。觉罗内有取进文生员、翻译生员的，将满汉教习交部议叙，至一切支给公费等项，俱照宗学之例行。惟在学之觉罗子弟每月各给公费银二两，略低于宗学学生待遇。[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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