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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醇亲王园寝（北京市海淀区北安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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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下层宗室、觉罗各族支中保留一块公有的祭田，并将其收益用于维护祖坟和祭祀，也是习见的现象。如镶蓝旗宗室明善泰一族，其祖上自乾隆十七年分家时，将土地分为6份，另外留出祭田地3顷70亩，这两项地每年共收租钱100吊，收存以备修理坟茔。每年3次祭祀，除取自祭田收入外，6个家支还要各拿出7吊200文。[194]又如正蓝旗宗室福伦等之六世祖镇国公托克托慧，在朝阳门外十里堡采立坟茔时，在己身名下圈地一块，坐落在滦州李福庄地方，每年应交租银96两，以作后辈公中祭田；后至其子镇国公阳复时，又在西山崇各庄采立坟茔一座，并将祭田96两租银作为两处祭祀之用。[195]再如镶蓝旗近支宗室载钦等人，原有祖遗老圈地一项，每年取租银80两，除各祭祀上坟等项应用外，余剩钱按10房公分。[196]上引数例说明，在宗室、觉罗中，祭祀祖先，修理坟茔是一件很受重视的事，他们把收入的一部分用于这项公共开支。但是到了晚清，许多中下层宗室生计凋零，祭田或典或卖。祭祀祖先的活动随之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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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法律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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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宗人府则例》载有一系列专门适用于宗室、觉罗的职制、律例，可以说是以国家立法形式出现的皇族族规。主要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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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限制宗人行动自由。清朝统治者总结历史教训，对宗室实行“不锡土，而其封号但予嘉名，不加郡国”的政策[197]。以防出现诸藩割据一方，尾大不掉的局面。诸皇子分府后，当然无郡国可就，只是在京师建邸而居。清廷并不以此为满足，还制定了一系列“毋许”的条例限制王公贵族的行动自由。如“王公毋许游观禁地”，“王公家中毋许容留匪人”，“王公毋许与外人交接请托”，“王公宗室训课子弟应延请正人”，“王公毋许与内廷太监往来”，“王公毋许滥收太监”，“王公毋许遣太监出口”，“王公毋许僭用越分之物”，“藩封府第不应有外旗谙达”，“诸王毋许与朝臣交往”，“王等毋许接收嘱托名条”等，难以毕举。这许多个“毋许”，将王公置于动辄获咎的尴尬境地。嘉庆十三年（1808）庆郡王永璘前往东陵致祭，途经桃花寺，因一时口渴，进至庙内寻茶，并在佛前叩头，随由角门进至行宫，欲瞻仰乾隆帝“御笔”。不想殿门紧闭，随即退回仍由殿门走出。就是这样一件小事，却惹得嘉庆帝大动肝火，并严辞训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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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璘素耽游玩，举朝皆知，既至桃花寺，朕料其必私进行宫游玩，今日询之果然。试思伊学问浅薄，平日于作诗写字并不留心，又岂真欲瞻仰御笔，实属遁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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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以前，果郡王永就因为私至昆明湖游玩获咎，嘉庆帝认为永璘所为与其如出一辙，遂下令交仪亲王、成亲王议处具奏，并下令通谕王公等，此后凡遇派往祭陵均不准擅入行宫，致干咎戾。[198]清朝入关初，宗室王公等使令管事、护卫、官员、太监与外官说事者习以为常，雍正帝胤禛在位，严厉申禁，此风渐息。清帝担心王公交结外官，营私舞弊，并形成盘根错节的政治势力，故防范最严。乾隆四十一年（1776），贝子弘旿为庄头事，遣护军校成泰前往通永道衙门嘱托官员。乾隆帝闻知，下令革去贝子、都统，仍听军机大臣会同宗人府议罪。在这以前，绵德与礼部郎中秦雄褒因彼此授受书字等物，已被革去王爵。[199]乾隆帝试图用这两起案件警告宗室王公：若与大臣官员等授受书信、嘱托公事，必受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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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公与内监私下往来，刺探宫中消息也在严禁之列。乾隆四年，太监李蟠放假四五日，往旧主弘皙处，将宫中之事信口传说。事发后，李蟠被严刑夹讯。嘉庆十六年谕，王公各家之太监，已交入宫内当差，不准仍回本王公家探望。若有明知故犯者，除太监锁拿惩办外，王公一并加重治罪。[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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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王公溺于逸乐，耽于丝竹、演戏、观鱼诸游戏，或在城外关厢放鹞致扰居民，也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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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宗室贵族行动加以限制，除了基于政治考虑外，也有防止其滋意不法、骚扰官员或民间百姓的目的，不能说没有一点积极意义。但其对宗室贵族本身产生的消极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他们完全被束缚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只满足于锦衣玉食，筵舞笙歌，不能过问政治，也不敢过问政治，即使有少数跻身显位的，也是“欲言而囁嚅，欲进而趑趄”，暮气日深，很难有所作为。甚至专注于诗书墨翰者，也由于视野难以扩大，影响到艺术潜能的充分发挥。宗室文昭曾在《古瓻集自序》中大发牢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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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益肆力为诗，而诗往往不工。然以余闻古之能诗而工者，盖未有不出游，李杜韩苏诸公其大较矣！余才不逮古人而志窃响往；重以典令宗室非奉命不得出京邑，故间有所游不过郊垌……夫所谓高山大谷浦云江树之属，举足助夫流连咏叹者，而顾未尝一寓于目，诗之不工，抑又何尤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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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昭阐述生活与创作的关系，对统治者的限制极为不满，面对盛唐诗文的璀璨光辉，只有抱怨生不逢时了。问题是这种人为的限制涉及贵族生活的各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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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有些禁令是专门针对宗室王公的，还有些则是以普通宗室、觉罗为主要对象。如规定宗室妇女无论指称何事俱不准告假出京；如宗室告假出京，责令该族长据实呈报，出具图片报府，方准出京，并令取具该宗室不敢在该州县控告甘结一并呈报存案。[201]宗室出京，或为收取地租，或查看地亩，或为采立坟茔，每一次都要履行繁琐的申报候批手续，颇多不便。更有甚者，宗室告假出关均须由族长出具图结报宗人府，由府具奏请旨“赏假”，奉旨后由府行文兵部发给路引，并行知该将军后才准行。[202]宗室一人出关，要经过皇帝亲自批准，自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何况假期还有限制。按规定，宗室回京后必须立即到宗人府注册销假；至少10年以后方准再行告假。道光十九、二十年间，正白旗宗室佛英额，正蓝旗宗室折桂、镶红旗宗室纯诚先后告假3个月，前往盛京、辽阳等处祭扫坟茔。假期满后，3人均未回京。二三年中，宗人府屡次咨行盛京将军，严饬3人速返京城，仍没有结果。后来查实，3人逗留不返都有原因：佛英额送母亲灵柩归葬盛京长岭子后，因病展限，痊愈后正欲起身，不意庄头等拖欠差银，全家躲避，具控未完，因无路费以致误限；折桂赴辽阳界祭扫坟茔途中得了痰症，久病未愈；纯诚前往盛京南万柳塘地方祭扫坟茔后，赴牛庄界查办家人地亩，因病展限。这当然只是3人的一面之辞，当他们从喧嚣的都市回归祖宗“衍祥”的故地后，亲自领略大自然慷慨的赐予，体察当地的民风旧俗，难免会有一种鸟雀出笼之感，以致流连忘返，本不足为奇。所以，尽管他们振振有辞为自己辩解，宗人府仍奏准皇帝，由盛京将军派员将佛英额、折桂解送宗人府查收，交族长领回严加管束。纯诚情愿只身移居盛京，才免去了这番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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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与那些私自出京的宗室、觉罗比起来，对逾限者的处罚还是比较宽大的。私自出京及出关或远赴外省，属明目张胆的“蔑法”行为，自然要严惩不贷。除本人押解回京，照违制律杖一百折责发落外，未能自行呈出的族长，学长、佐领，均交部议处。[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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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保证宗人血统纯正。有清一代，禁止旗民通婚，宗室、觉罗为旗人中之骄子，对其婚姻的选择，统治者更不会听之任之。《宗人府则例》规定，宗室、觉罗不得与民人结亲，违者照违制律治罪。[204]乾隆五十七年（1792），正白旗觉罗清兴保继娶民女高氏为妻，经刑部与宗人府讯明，清兴保与高氏业已成婚三载，且怀身孕，两人均不愿离异。遂议定：宗室、觉罗虽向不准与民人结亲，在未婚者自不应听其配合，若已成婚者，则女子有从一而终之意。清兴保婚娶违律，应照违制律仗一百，系觉罗折罚养赡银一年；高氏应免其离异，但未便与照例结亲之妇一律入册，应将高氏不准作为清兴保继妻，所生子亦应作为庶出，以示区别。[205]高氏未被判离异，只是统治者要维护“从一而终”的传统伦理，但是她被剥夺了妻子名分，不准载入宗谱，成了名副其实的“黑人”，所生子也被打入另册。此案的处理，集中反映出爱新觉罗皇族的排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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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统治者对突破身份限制的婚姻也严加防范。宗室、觉罗血统高贵，法律严禁与包衣奴仆结亲。然而清朝中叶以后，包衣人的社会地位有了提高，两者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于是有宗室、觉罗贸然迈出了没有先例的一步。咸丰元年（1851），宗室乾元续娶包衣之女为妻，内务府曾行文下五旗，严禁在案。此后却仍有置若罔闻者。同治七年（1868），镶蓝旗觉罗瑞贵不但将正红旗包衣玉山佐领下李忠义之女明媒正娶，还依例向宗人府请领红事恩赏。宗人府除将请领恩赏原文驳回外，规定日后李忠义之女生有子女，入档时作为庶出。宗人府还奏准，此后如有宗室、觉罗之女嫁与包衣为妻，将该宗室、觉罗照违制律治罪；包衣之女嫁与宗室、觉罗为妻，将该包衣照违制律治罪。[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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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觉罗的私生子女，虽未被黜夺族籍，照例也要载入另册。律例规定：凡宗室、觉罗私生子女，由族查出呈报到宗人府，或因案发觉，除将该宗室、觉罗照例科罪外，其所生子女，宗人府另档存记；宗室之子给以红带，觉罗之子给以紫带，交旗编入佐领安置。[207]统治者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尊本系而重天潢”。而私生子女不仅比他们的生父身份各降一等，且被交旗安置，也就是像普通旗人一样生活，不再享受宗室觉罗应有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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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维护尊长对卑幼的权威。“以孝治天下”是历代统治者实施的传统政策，清朝也不例外。雍正帝的话言简意赅：讲孝道，是为“移孝作忠”。[208]要达到这个目的，自然实行鼓励孝道的政策，同时对所谓“忤逆”的不孝子孙加以惩治。法律赋予宗室、觉罗将不孝子孙呈送宗人府惩办的权力。嘉庆十七年（1812）谕：嗣后宗室、觉罗，经父母、祖父母呈送子孙违犯者，核其情节之轻重、次数之多寡，以分别其圈禁之年限，或3年，或6年，或永远圈禁；至于原判永远圈禁，释放后仍不知悔改再犯者，改发盛京永远监禁。[209]以后，因在京圈禁不足示惩，又改为发遣盛京交将军严加管束。不过，对某些初犯者，也给予了解脱的机会：若仅一时语言偶犯情节较轻者，仍由府酌量惩责，交该族长领回管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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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惩治不法。部分宗室、觉罗不知自律，在社会上横行不法，或甘于堕落，不仅败坏社会风气，引起百姓不满，且有玷皇族颜面，故统治者对于这类不争气的族人，也是要分别情节轻重，加以惩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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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十一年（1756），宗室子弟长智戮伤民人宋天祥身死，将军清保上奏朝廷，乾隆帝认为长智的卑污行径“有玷宗室之人”，应较常人加倍治罪。[210]嘉庆十三年（1808），正蓝旗宗室敏学，带领家人，不戴顶带，到大街剃头，醉酒后与卖白薯民人殴斗，殴伤街上士兵。嘉庆帝命交宗人府会同刑部“秉公审讯，毋得稍有瞻徇”，并将总族长、族长、学长一概查明，严加议处。[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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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优待天潢子孙，定例殴伤宗室、觉罗较殴伤平人加倍治罪。但有些宗室、觉罗子弟，为了寻衅闹事时不引起官方注意，每不系黄带、红带上街。对于这类被殴伤的子弟，宗人府则定有“不知自爱者应以凡论”的专条。觉罗寅住未系带上街斗殴受伤，乾隆帝命将他照例治罪，而殴伤他的家奴德清则照殴平人例治罪。乾隆帝这样处理，当然不是对这个家奴有什么怜悯，而是为了使宗室、觉罗“亦知警惕，不为卑鄙”[212]。乾隆四十三年（1778），对殴伤宗室、觉罗较殴伤平人加倍治罪旧律附加了更严格的条件，即不但不系腰带被殴伤的宗室、觉罗“以凡论”，对于那些轻入茶坊酒肆，滋事招侮，与人殴斗先行动手的宗室、觉罗，不论曾否腰系黄、红带子，均照寻常斗殴案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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