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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叶以后，社会腐败现象趋于严重，为官者贪赃枉法，宗室子弟习于骄纵的越来越多。嘉庆十年（1805），近支宗室绵传私自出京，挟妓饮酒，被县役殴打。颙琰以其行止“卑鄙无耻”，传令将绵传于圆明园奏事门外责打40板，传集近支宗室王公看视，以示警戒。绵传负刑后，被发遣盛京，圈禁6年，不准回京。[213]这种对不法子弟动用刑罚的事例，在当时已不是个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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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对少数横肆街市，动辄持刀挟棍，伤人毙命的凶恶之徒，通常惩治不贷。道光初年，盛京宗室忠安，带领同伙至民人邵兴邦家赌博，邵不允许。忠安便喝令同伙，顷刻间将邵打死。按清律，无故杀人，照例问拟绞候，忠安所行虽“法无可贷”，但作为宗室近支，不宜缚至市曹，于是道光帝命宗室官员将他带至其祖父坟院内，监视勒毙，以为宗室“凶横者戒”。[214]又有宗室铭举，两次捉刀勒赎，任意凌虐，并刃伤人及抢夺妇女致令堕胎身死，发遣盛京途中脱逃，以上数罪并罚，奉旨：将铭举带至伊故茔处所，饬令自缢，以昭炯戒。[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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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不法行为中，统治者最不能容忍的，自然是所谓“大逆不道”。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林清领导的天理教徒贸然攻打清朝的统治中枢——紫禁城。后来查明，卷入这起石破天惊大事变的人当中，居然有宗室贵族海康、庆遥、庆丰等人，这对皇族来说无疑是件很丢人的事。嘉庆帝在谕旨中感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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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朝自开国以来，宗室中贤材辈出，虽支分派别谱系蕃衍，其中贤愚不一，然从未有干名犯法如海康、庆遥之自外生成者。该两犯拜奸民为师，学习邪教，已属玷辱宗支，乃海康于十八年八月从逆犯刘得山告以九月十五日起事，将伊算入之言，其时刘得山之父逆犯刘兴礼，尚为伊身系宗室从旁阻止，不意该犯竟冀图得受伪职，共与谋逆。庆遥身系奉恩将军，经海康将滋事日期向告约会入伙，亦即遂甘心背叛……[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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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康等人积极参与天理教起义，据说是为了谋取“大官职”。这起案件表明，天潢贵胄的子孙们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日趋分化乃至对立。这也是清朝衰落的一个征兆。海康、庆遥原拟凌迟处死，但颙琰以“究属宗支，不忍处以极刑”的同样理由，改为绞立决，派奕颢将海康等带至伊祖父坟前监视勒毙，派永珠将该两犯在伊家坟园埋葬。庆丰因入教后即改悔，旋即到官自首习教，始将海康、庆遥破案，得以减刑，改发吉林。这种将罪犯在祖父坟前勒毙的做法，应是皇族惩处本族罪犯的一种极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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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者为制止宗室、觉罗违法乱纪，采取了各种措施，可谓殚精竭虑，但效果不佳。嘉、道以降，宗室、觉罗内的违法案件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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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保护宗室、觉罗的法律特权。清朝统治者虽然也在不断惩治皇族内形形色色的罪犯，但丝毫也不会触动皇族所拥有的法律特权。宗人府主持或参与审理皇族罪犯的工作，目的就在于保护这种特权。清制，宗室犯法，由宗人府会同刑部审理；觉罗犯法，由刑部会同宗人府审理。涉及户婚、田土的案件，宗室由宗人府会同户部审理；觉罗由户部会同宗人府审理。由于宗人府参与对皇族罪犯的审理，便可偏袒他们，使其逃避应有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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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人府则例》规定，亲王、郡王犯法，不能传问，只能行文该府门上讯问。[217]这样，亲王、郡王犯法可以不被审讯。宗室犯服制、谋杀等重大情节命案，应照刑律定拟，由皇帝钦定；寻常命案，应先行革去宗室顶戴，照平人一律问拟斩绞、分别实缓。[218]所以宗室的命案一般不能宽免或换刑折枷、圈禁，既然是依律定拟，量刑是比较严厉的。虽然如此规定，但曲从宽宥的案子也是有的。乾隆四十七年，奉恩将军宗室伊冲额殴死雇工人，宗人府会同刑部仅拟折圈禁80日。伊冲额打死人却免于死罪，在于他打死的是“雇工人”。按清律，雇工人法律地位不过类比卑幼。雇主殴死雇工人，按律拟徒3年，旗人换刑为枷号40日鞭100，伊冲额是宗室改为圈禁80日，连乾隆帝都认为“未免太轻，不足以示惩”，于是改拟圈禁1年。[219]宗室拥有的法律特权优于一般旗人，据此可知。当然，也不能据此断言宗室、觉罗草菅人命都能免死折圈。如果伊冲额殴死的是平人或尊长，一般是难以宽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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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觉罗涉讼免于刑讯。犯笞杖罪名用“养赡银”代替，即从笞10到笞50，折罚养赡银1个月至4个月；杖60至杖100，折罚养赡银6个月至1年（但“情罪可恶者”按其应得笞杖罪名实行责打不准折罚钱粮）。一般旗人犯徒、流、军遣罪，折枷号示众，比民人已属优待异常。是宗室、觉罗，则以折圈代替枷号，不示众，但要依罪行轻重加责数十板。如初次犯徒3年及2年半罪者，由宗人府圈禁1年，责打25板即可开释；初次犯流3000里及2500里罪者，折圈禁2年，责打30板；初次犯边远及极边烟瘴军罪者，折圈禁3年，责打40板。[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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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禁，在宗人府的“空室”（空房），即专门监禁宗室、觉罗罪犯的处所，清入关前，宗室贵族犯法，原有“囚禁高墙”之刑，实即软禁。据《清史稿》卷一四四《刑法志三》，称高墙拘禁之条至乾隆年间始废弛。事实上，圈禁空室即圈禁高墙的变种，只不过软禁的对象由少数皇帝近族扩大到皇族全体人员。[221]。被圈禁于空室，受到远比一般监狱优厚的待遇。空室长期不设禁卒，一般都不上锁，出入比较自由。每日支给饭食银两，以保证罪犯的生活。高贵一点儿的罪犯每日由家中送上佳肴美味，宗室大员甚至将家人带入空室，以供役使。连皇帝本人都承认：“宗人府空室有名无实。”光绪年间，宗人府诸务荒怠，空室管理形同虚设。御史贵贤奏内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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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专门囚禁宗室犯人的特殊监狱-高墙（《乾隆北京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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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室）从前监禁宗室，尚只踰垣宵遁，近更肆无忌惮，白昼游行街市，甚至持枪在内仓左右轰击飞鸟，居人侧目，无敢谁何。[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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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待遇优厚，管理松弛，习于安逸生活的宗室、觉罗仍觉难以忍受，乘间逃逸者接二连三。留在空室的也并非都是悔过自新之徒。某次官役前往空室密查，竟从宗室明伸、明海屋内抄出鸦片烟具两份。[223]《宗人府则例》原载有“宗室、觉罗有吸食鸦片者均拟绞监候”的律文，惩治不可谓不严，明伸、明海却在皇族“监狱”里找到了吸食鸦片的“世外桃源”，成为当时的一桩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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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清初不断将“罪宗”及其子弟削除宗籍的悲剧重演，统治者还专门制定了“宗室犯罪停止革去宗室”的律文。[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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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宗族制度的若干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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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皇帝是最高族长，并决定有关宗族的一切事宜。如规定有关政策、则例；亲自处理某些具体事务，包括钦定宗室近支子女的婚姻（即所谓“指婚制度”），为近支宗室按辈排字命名，钦定宗族重犯的量刑，乃至批准宗室出关申请。皇帝有关宗族的谕旨被当作全族的准则反复诵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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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拥有规范族人关系最严格的一套宗法制度。这些制度充分体现了族人在血缘亲疏、嫡庶、辈分、性别等方面的区别。在血缘亲疏方面，先以宗室、觉罗划为远近两大派；宗室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待遇均优于觉罗。接着又在宗室中划分近支和远支，待遇也有差别。在近支中，则是皇帝家庭的至高无上。皇族本来已居于社会金字塔的顶端，而在它的内部，举足轻重的仍是不容僭越躐等的秩序。嫡、庶之分，对族人身份地位的高低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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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族宗法制的特殊之处在于，政治地位在宗人关系中占主导地位。长辈王公要向小辈皇子行跪见请安之礼；闲散宗室即使为长辈，也要称本支王公为主子，受其驱使；高爵的幼弟与低爵的兄长有主属名分；皇后出宫，王公途遇仪驾，要恭敬让道，公主的丈夫、公婆，要为公主请安行礼。这种特征的宗人关系与长幼尊卑、男尊女卑的伦理关系存在一定程度的悖离。[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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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族制与旗制熔为一体。八旗是全体满洲人的社会组织，皇族同其他旗人一样被编入八旗。皇族的宗族组织实际被包容在八旗组织内，并且依八旗制度划分为左、右翼（详见附录一表7）。各旗宗室、觉罗，按佐领加以编组。清朝末年，八旗共有宗室佐领32个，觉罗佐领28个（详见附录一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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