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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 孔祥吉：《什刹后海醇王府》，载《近代京华史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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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 昆冈等：《清会典事例》卷6,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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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叶志如等：《光绪朝的三海工程与北洋海军》，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下），中华书局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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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醇王府资料》第3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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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八旗通志》（初集）卷34，第624—6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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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清史稿》卷161，第47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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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世铎等：《宗人府则例》卷6，第28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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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溥杰：《回忆醇亲王府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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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恭亲王府：《日记钱摺底》，咸丰九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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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家族史 第七章 告别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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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定都北京后，宗室贵族在全国范围内是一个最为突出的特权阶层，过着养尊处优的寄生生活。特别是康、乾“盛世”以来，全国农业、手工业迅速发展，商品经济增长，城市繁荣兴盛，在这种条件下，宗室贵族得以攫取更多的财富，追求更多的享受，浮华之风，颓废之气，迅速滋蔓。爱新觉罗氏的统治者，迅速走上了腐化堕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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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家族史 一 “玩家”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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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贵族生活环境优越，既可入仕当差，又可赋闲家居，余暇消遣，原无一定范围，习尚娱乐，各有不同，总体来看，不妨以“好玩”两字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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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弟消闲特好玩，出奇制胜效梨园。鼓镟铙钹多齐整，箱行彩切俱新鲜。虽分生旦净末丑，尽是兵民旗汉宫。歌舞升平鸣盛世，万民同乐庆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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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子弟书《票把上台》中开场的几句台词，足见八旗子弟对梨园戏剧的痴迷。旗人对戏剧的偏好由来已久，不但乐于观戏，且热衷于“串戏”，约朋邀友，买行头，请教习，尽管费用不赀，仍有人乐此不疲。宗室贵族更是这方面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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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贵族中这种风气的扬起似乎可以追溯到入关前。崇德元年（1636）九月，睿亲王多尔衮统帅大军攻明，诸王公大臣随皇太极齐集欢送，惟独豫亲王多铎假托“避痘”为词，不去送行，却私携妓女，弦管欢歌，披优人之衣，学傅粉之态，以为戏乐。为此，多铎受到罚银1万两的处分。[1]多铎不仅喜欢看戏还亲自演戏，不惜耽误正事。所以说他是宗室贵族中第一位戏迷当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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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年间，清朝步入“太平盛世”，宗室贵族嗜好戏剧的越来越多。康熙帝很喜欢观戏，清廷中因有南府之设，专司唱曲演戏。乾隆年间，各种戏剧竞先争艳，梨园兴盛。乾隆帝数次南巡，对当地所备戏剧颇为欣赏，随即扩充南府机构，所演剧种主要是昆山腔（昆曲）和弋阳腔（高腔）。在内廷剧事如火如荼的形势下，各地戏班竞相入京献艺。乾隆五十五年（1790），为庆贺弘历80寿辰，以演唱二簧调为主，兼善昆曲、梆子、啰啰等腔的三庆徽班由扬州奉调入京，以精湛技艺享誉京华。嘉庆中叶，京师剧坛形成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争芳斗艳的局面。徽班进京，被视为京剧诞生的前奏，乾隆诸帝和满洲亲贵雅好戏剧，加以推扬，又为京剧的脱颖而出提供了有利条件。四大徽班入京后，不断融合其他一些剧种的艺术，到咸丰年间便初步形成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剧种——皮簧戏，也就是京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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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亲王弘昼，雍正帝第五子，雍正十一年封亲王，乾隆间参与议政。乾隆帝对这位兄弟一向很关照，将雍正帝所遗府第旧资全部赐给他，弘昼因此家资富饶。但自幼骄奢成性。最嗜弋腔曲文，将琵琶、荆诸旧曲皆翻为弋调演之，“客皆掩耳厌闻，而王乐此不疲”。[2]这至少说明，弘昼是位不愿循规蹈矩、且经常自唱自娱的戏迷。礼亲王昭梿也是戏剧爱好者，并且因“素狎优伶”，受到言官的纠举。清代戏子（优伶）社会地位低下，唱戏被认为是最下贱的职业。国家把“娼（妓女家）”、“优（唱戏家）、“吏（县衙书吏家）”、“卒（县衙差人家）”列为四种贱民，即使贫寒的农户、工匠名义上也算“清白之家”，社会地位比上述四种人高。三代人中只要有一个人从事了这四种行业，子弟就不能参加国家初级考试，更无资格步入仕途。原因是家世“不清白”。昭梿不仅与伶优交相往还，还很器重其中一些人的品行。他说：“若辈迎欢卖笑，虽其常态，然亦有深知大义者。”“深知大义者”指陶珏卿，名双喜，江都人。昭梿说他相貌俊美，但性格豪爽，才思也很敏捷。写有回忆他的一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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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珏卿）侍母最孝，凡所得缠头，任母荡费，惟恐不得其欢。余每放言妄论，伊必阻止曰：“此招祸之媒也。”卒应其言。伊于奉母外，其所蓄赀财，多周济贫窘，曰：“同为世人，何忍见其流离也！”后余以暴戾致愆，乃株连及珏卿。入狱数旬，日夜长号思母，闻者哀之，因以瘐死。亦若辈之翘楚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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