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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意缘》：小朵、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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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绒花计》：小朵、寿山、杏林、连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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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金龟》：汪桂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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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笼山》：俞菊生（病撤）、全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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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肠剑》：少福、梅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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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场）：金钱豹、俞振亭、全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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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单中所列俞振亭、金秀山、纪寿臣等都是当时红极一时的名伶。王府唱戏时鼓乐喧天、热闹非凡的景象不难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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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王府演戏均有一定场所。睿亲王府在“宝善堂”，一开隔扇即成戏台。有的王府则有戏楼，可容观众二三百人，座次安排也很讲究。恭王府中的戏楼宏敞高大，富丽堂皇，至今保存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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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光两朝的最高统治者——无论是慈安、慈禧两太后，还是载淳、载湉两皇帝，都是戏曲爱好者，特别是慈禧太后，曾有“古今第一大戏迷”之誉。“上有所好，下必从焉”，既有皇帝、太后表率于前，就有宗室王公紧步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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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亲王奕嗜酒，喜唱昆腔，即使身边近侍也都耳濡目染，精熟此道。每小饮微醺，便乘兴而唱。有时与侍者对唱取乐。有一次，奕召伶人演一台武戏。他心血来潮，忽命伶人到台下对打。戏台下俱铺锦石，一翻筋斗，难免腰骨受伤。伶人犹豫不决，奕督促甚急，并命取银为赏。一老艺人灵机一动在旁开玩笑说：“你们好好儿的打，打完了，王爷非但赏你们每人一个锞子，并且赏你们每人一帖膏药。”[6]奕闻言，大笑而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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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郡王载漪，光绪二十五年（1900）慈禧太后欲废黜光绪帝，册立其子溥儁为大阿哥（即皇储）。端王寻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办理外交。因各国公使反对废黜光绪帝，义和团运动时他乘机主张围攻使馆，坚决处死与他持不同意见的大臣徐用仪、许景澄、袁昶等人。《辛丑条约》签订时，被指为“祸首”，充军新疆，大阿哥溥儁被废。以后，端王辗转宁夏、甘肃、内蒙古等地。他对于京剧有特殊爱好，庚子之前，他曾在北京王府向当时最著名的京剧艺人之一的谭鑫培（叫天）学戏，并且请了名琴师梅大锁（梅兰芳的伯父）定期到王府教授胡琴。客居甘州时，当地税务局局长包文蔚、皮毛税务局局长黄吉甫、禁烟局局长胡某，都因为擅长唱戏，成了他的座上宾。胡某任期满后原应调省另任，但禁烟局局长是甘州数一数二的肥缺。胡某想连任一期，再大捞一把，托端王向甘肃督军求情。端王不愿失去这个戏友，慨然应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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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种为了满足唱戏的嗜好而假公济私的例子在王公中并不是个别的。光绪、宣统年间，肃亲王善耆历任民政部尚书、镶红旗汉军都统、军咨大臣等要职。他雅好戏剧，府中建有戏台，尤其喜欢僚属们陪着他演戏剧。任镶红旗汉军都统时，属下韩秀峰任副参领，韩一家都嗜好京剧，其兄是有名的武生，善耆久已闻名，遂约韩氏兄弟到府中研究戏剧，并提升韩秀峰为正参领。被提升后的谢礼，是他弟兄们亲自画的京剧脸谱一册，泥捏脸谱人头一匣，善耆赞叹不已。[8]在清末诸王公中，善耆应是精明强干的一位。但仍有一些人利用他的京剧嗜好干求利禄，或以求庇护。当时有宗室崇某，广交游，独不畏法，公然设赌局与工巡局（警察局前身）西北分局对门相望。贝勒毓朗（定亲王之后）接任工巡局监督后，力清积弊，饬捕崇某甚急。崇某乃夤缘肃王府，趁演剧时以走票见肃王，遂得赏识。某日忽跪地不起，王惊问，答以受追捕事。善耆大笑，对他说：“将军（毓朗）捕汝，我亦无能为力，但不致由我府中捕去，若尔行街道中，须自小心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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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提到的“走票”，是清季旗人演戏同乐的一种形式，主要流行于王公贵族家。因为戏园设在外城，内城旗人往返听戏路途较远，且为法令所不容，作为变通之计的“票房”、“票友”便应运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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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房”即旗人聚集演唱戏曲的场所。关于它的缘起，说法不一：一说道光年间为防止旗人入民间戏园，专门在内城开设演唱太平鼓一类曲艺的娱乐场所，对旗人免费发放入场票券，演出处称票房；又一说，雍正年间用兵西北，为鼓舞士气编写太平鼓词命旗人在军中传唱，并奖以“龙票”，演唱者称票友。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乾、嘉年间，一些闲得无事，喜欢弹唱的旗人相聚一处，编词练唱，借以消遣自娱。按清廷规定，旗人聚居演唱，必须呈报内务府，由内务府颁给执照。执照上印有两条金龙图案，叫作“龙票”。票面上书：“发给某某票房。”票房一称由此而来，凡参与票房活动的就称“票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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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房多设在富贵之家。夏仁虎《旧京琐记》卷十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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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好唱二簧，于是有票房之设、票友之称，自亲贵以至富贵家子弟之好游荡者往往入焉。有约谓之走票，清唱谓之坐唱，上妆谓之彩唱。既登台，则内外场之犒资皆由自备，往往因而破家。其技佳者约票，主人代备犒资而暗有馈遗，谓之吃票。至于登台卖艺，谓之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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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友走票开销很大，除买行头，请人教，还要请客捧场，昔日俗语叫：“耗财买脸”，“花钱买乐”。除家资富足的王公贵族外，很少有人能承受这种负担。所以北京人又将这种毫无酬赏却挥霍无度的活动叫作“玩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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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票房中，以肃亲王府票房最有名。善耆工老生，常请内行名伶到府中教戏，并在内廷演唱。票友多为贝勒、贝子等宗室亲贵。善耆嗜戏成癖，相传他曾与名伶杨小朵合演《翠屏山》。善耆扮石秀，杨扮巧云。当“巧云”峻词斥逐“石秀”时，“石秀”抗辩不屈，“巧云”不禁厉声呵道：“你今天就是王爷也得给我滚出去！”四座观剧者闻声相顾失色，杨小朵却谈笑自若，扮演石秀的善耆更乐不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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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三年（1910），各省谘议局代表为请求提前立宪聚集京师，摄政王载沣等权贵均避之不见。惟善耆在民政部大堂迎见各代表。对话气氛紧张之际，善耆忽然掷冠于桌，大声唱道：“先帝爷白帝城龙归天境”，众代表愕然。善耆却笑着说：诸君莫慌，咱们都是好朋友，你们也不说是代表，我也不说是王爷，横竖咱们乐一晌就得了。原先剑拔弩张的气氛随之释然。又一种解释说，戏词中所谓“先帝”实指光绪帝载湉，意思是说载湉如尚在世，立宪早已实行；可惜他死了，载沣却不愿实现，间接表示了他对立宪赞同的微意。[10]不管怎么说，善耆嗜剧，在宗室贵族中是出了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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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室贵族中，热衷学京剧、唱京剧的还有庆亲王府的溥锺、溥锐，醇亲王府的载洵、载涛等，不一而足。民国初年，以他们为核心，组成了一班不定期的自演自娱的京剧团，有人美其名曰“贵胄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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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戏装的载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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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八旗王公，还有人对八角鼓艺术产生浓厚兴趣。八角鼓与子弟书、岔曲、牌子曲都是八旗子弟中几乎同时繁兴起来的民间文艺，彼此涵濡，相得益彰。当时有所谓“全堂八角鼓”，实际是各种曲艺节目的集萃。分鼓、溜、彩三种：“鼓，唱也；溜，相声之类；彩，戏法。”[11]可见“全堂八角鼓”已突破早先八角鼓单表演击鼓弹弦的局限，兼容了多种艺术形式。全堂八角鼓一般由八旗子弟票友演出。票友大多技艺精湛，一专多能，即说、演、弹、唱、变、逗，样样精通，时人叫作“六场通透”。“演者多系贵胄皇族”，习为娱乐，[12]他们不仅欣赏别人演出，有的还亲自公开登台表演。道光十九年（1839），贝勒奕绮赴京城内各茶园登场度曲，九城哄传，各巷口报单高挂，书写今日某园准演绮贝勒八角鼓，且登场时任优伶辱骂，以博众茶客之欢。此事被官差访实，又不便明拿。不久因抄获宗室侍卫瑞珠开设茶馆，斗赌蟋蟀，案内究出贝勒奕绮曾登场度曲。审明革去贝勒，令宗人府堂官率领行杖之人至其府第，重责40板，令其闭门思过，逾年而卒。[13]奕绮以贵族身份公开登台演唱八角鼓，甘心与伶优为伍，足见八角鼓艺术蕴含的特殊魅力，这在当时无异于石破天惊的举动，为统治阶层所不容，除受到重惩外，还获得“素行卑鄙”的恶名。同、光年间，恭亲王之子贝勒载澂，在府第中成立赏心悦目票房，演唱全堂八角鼓，为“京城第一”。他们除自演自娱，还应外约，阵容齐整，而且茶水自备，不取车资。但是外人多不敢约，因为其中不良纨绔子弟甚多，“调戏妇女之事，数见不鲜云”。[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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