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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爱新觉罗家族史上看，弟继兄位，只能从遥远的部落时代找到某些先例。但是自开国以来，这种古老的传统早已绝迹。当时有位叫吴可读的御史，曾以“尸谏”的极端形式为同治帝争嗣，也没有改变慈禧太后的主见。她对着跪请“立嗣”的王公大臣们说：“我们姐俩（两太后）已商议好了，挑个年岁大点儿的，我们姐儿俩也不愿意。”[12]于是众人明白，无论是“尸谏”，还是痛哭昏迷，全都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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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奕事奉慈禧太后更加兢兢业业，态度也更加诚惶诚恐。一方面是太后屡赐恩荣，另一方面是奕屡次辞谢。光绪帝即位，他就辞掉一切官职。“亲王世袭罔替”的恩典是力辞不准才接受的。以后几年里，他的惟一差使就是照料小皇帝读书。然而，慈禧太后希望利用他来削弱奕的权力。光绪十年（1884）罢去奕军机大臣后，慈禧太后命，今后遇有重大事件，先与醇亲王商办。[13]这意味着给了他前所未有的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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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正值法国入侵越南，与清朝军队交战。继而议和罢兵，奕议建海军。十一年九月，成立海军衙门，奕受命总理该衙门事务，节制沿海水师，以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总督李鸿章、都统善庆、侍郎曾纪泽为佐。十二年五月，奕巡阅北洋水师。奕积极支持李鸿章改进并扩建海军的方案。对方兴未艾的洋务运动也倾注了很大热情。但是，奕亦如清末其他宗室王公，对慈禧太后的乖谬举止不敢有所异议。奕对太后的一意孤行已颇为顺从，奕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皇太后挪用海军经费为自己大修颐和园，得到他的赞许。光绪十二年巡阅北洋水师时，他让太后亲信太监一路伴随左右。奕被剥夺权力后，慈禧太后随心所欲地卖官鬻爵，奕对她仍一再表示效忠。按例，男子结婚便算成年。光绪帝如果结了婚，太后理应归政。这当然非慈禧所愿。于是就在光绪帝婚前，由奕带头向太后叩请继续“训政”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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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对皇太后诚惶诚恐的心理，不仅表现在他的一切言行中，连家中的陈设也带有痕迹。他命名自己住的正房为“思谦堂”，书斋为“退省斋”。书斋条几上摆着的“欹器”，刻有“满招损，谦受益”的铭言。用以策励自己和子孙戒盈戒骄。他自撰的治家格言有这样一段话：“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大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14]其实他最担心的，还是在政治上招灾惹祸。正是由于他熟谙“明哲保身”的技巧，得以在慈禧太后的阴影下位极人臣，在风涛凶险的政坛中一帆风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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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六年（1890），奕病逝，丧葬准用皇帝礼。赐谥曰“贤”。奕生七子，载湉（光绪帝）是第二子。载，初封不入八分辅国公，进镇国公；载沣，袭醇亲王；载洵，出为瑞郡王奕后；载涛，出为锺郡王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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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奕已去世4年。慈禧太后又起用奕，不到4年，奕亦病故。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戊戌变法”年（1898）。年轻的光绪帝身当国势垂危之秋，毅然支持变法维新，推进立宪政治。帝后矛盾空前激化。慈禧太后囚系光绪帝于中南海瀛台。两年后立端王载漪第二子溥儁为大阿哥（即皇长子），继为咸丰帝奕之后，准备废黜光绪帝，让他继承帝位。这样，便把端王父子推到了历史的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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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光绪帝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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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漪系惇亲王奕次子，过继与瑞郡王奕，降袭贝勒。光绪二十年（1894），进封端郡王。按清朝旧制，应沿用“瑞”字旧号，但传旨过程中误将“瑞”写成了“端”，只好将错就错。[15]光绪二十五年（1899），载漪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办理外交。一时成为宗室王公中的核心人物。他一意排除异己，庆王奕劻也在排斥之列。可是他的才识远不及奕、奕，办理外交，尤其懵懂。因各国公使反对废黜光绪帝，义和团运动中他乘机主张围攻使馆，坚持处死与他持不同意见的汉大臣徐用仪、许景澄、袁昶等人。《辛丑条约》签订时，各国公使认为以“扶清灭洋”为口号，杀公使、焚教堂，加害天主教徒的义和团是端王、庄王、澜公、刚毅等支持的，因此提出必须把组织义和团的罪魁祸首置之死地。但是慈禧太后与端王之间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太后方面是企图借助端王的势力巩固自己垂帘听政的统治地位，端王则企图利用太后的宠信树立大阿哥，进而控制皇帝统治的宝座。何况载漪的正福晋是太后侄女。于是太后下了一道“系属皇亲，碍难加刑，发往新疆，永远监禁”的手谕，以搪塞各国公使。复借口当时义和团的最高领导机构“义和团公所”设在庄王府，为端王开脱。[16]最后，在外国公使默认后，将庄王、刚毅赐死，端王、澜公等发往新疆边远地区。光绪二十七年谕：“载漪纵义和拳，获罪祖宗，其子溥儁不宜膺储位，废‘大阿哥’名号。”[17]当时，端王府已被八国联军烧毁，端王及废黜出宫的大阿哥等无处安身，慈禧太后遂又下诏让端王一系“认祖归宗”，仍归惇亲王府本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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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义和团总坛所在地庄亲王府（《乾隆北京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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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端王之后，长期活跃于政坛的王公首推庆亲王奕劻。奕劻并不是第一代庆亲王，他的王爵要追溯到乾隆帝第十七子永璘。按照清朝封爵制度，除清初八大铁帽子王永远世袭爵位外，其他诸王均须“世降一等”。永璘第三子绵慜，降袭郡王。绵慜无子，嘉庆帝特命以仪顺郡王绵志子奕为后，并再袭郡王一次。道光二十二年（1842），奕被劾服中纳妾，并贿赂宗人府官员以求减罪，夺爵。以永璘第五子不入八分镇国公绵悌奉永璘祀，旋又坐事，降镇国将军。道光二十九年（1849），绵悌卒，无嗣，由永璘第六子绵性之子、13岁的奕劻为嗣，袭辅国将军。至此，庆王一系已由第一等的亲王爵降至第十等辅国将军。奕劻幼时家境并不富裕。夏仁虎《旧京琐记》说他“能读书，授蒙童于西山间”。上海《秦晤士报》的《庆亲王外传》也记载：奕劻“早年甚贫乏，以其为中国绘画山水之能手，兼擅长书法，尝为人教读，且资书画以糊口，藉以略增其所入”。奕劻的这段经历，明显有别于奕、奕等近支王公。在民间的历练，增广了眼界，磨砺了能力。而他在官场上的圆滑世故，乃至八面玲珑，或者也基于此段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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