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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奕已去世4年。慈禧太后又起用奕，不到4年，奕亦病故。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戊戌变法”年（1898）。年轻的光绪帝身当国势垂危之秋，毅然支持变法维新，推进立宪政治。帝后矛盾空前激化。慈禧太后囚系光绪帝于中南海瀛台。两年后立端王载漪第二子溥儁为大阿哥（即皇长子），继为咸丰帝奕之后，准备废黜光绪帝，让他继承帝位。这样，便把端王父子推到了历史的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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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光绪帝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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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漪系惇亲王奕次子，过继与瑞郡王奕，降袭贝勒。光绪二十年（1894），进封端郡王。按清朝旧制，应沿用“瑞”字旧号，但传旨过程中误将“瑞”写成了“端”，只好将错就错。[15]光绪二十五年（1899），载漪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办理外交。一时成为宗室王公中的核心人物。他一意排除异己，庆王奕劻也在排斥之列。可是他的才识远不及奕、奕，办理外交，尤其懵懂。因各国公使反对废黜光绪帝，义和团运动中他乘机主张围攻使馆，坚持处死与他持不同意见的汉大臣徐用仪、许景澄、袁昶等人。《辛丑条约》签订时，各国公使认为以“扶清灭洋”为口号，杀公使、焚教堂，加害天主教徒的义和团是端王、庄王、澜公、刚毅等支持的，因此提出必须把组织义和团的罪魁祸首置之死地。但是慈禧太后与端王之间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太后方面是企图借助端王的势力巩固自己垂帘听政的统治地位，端王则企图利用太后的宠信树立大阿哥，进而控制皇帝统治的宝座。何况载漪的正福晋是太后侄女。于是太后下了一道“系属皇亲，碍难加刑，发往新疆，永远监禁”的手谕，以搪塞各国公使。复借口当时义和团的最高领导机构“义和团公所”设在庄王府，为端王开脱。[16]最后，在外国公使默认后，将庄王、刚毅赐死，端王、澜公等发往新疆边远地区。光绪二十七年谕：“载漪纵义和拳，获罪祖宗，其子溥儁不宜膺储位，废‘大阿哥’名号。”[17]当时，端王府已被八国联军烧毁，端王及废黜出宫的大阿哥等无处安身，慈禧太后遂又下诏让端王一系“认祖归宗”，仍归惇亲王府本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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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义和团总坛所在地庄亲王府（《乾隆北京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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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端王之后，长期活跃于政坛的王公首推庆亲王奕劻。奕劻并不是第一代庆亲王，他的王爵要追溯到乾隆帝第十七子永璘。按照清朝封爵制度，除清初八大铁帽子王永远世袭爵位外，其他诸王均须“世降一等”。永璘第三子绵慜，降袭郡王。绵慜无子，嘉庆帝特命以仪顺郡王绵志子奕为后，并再袭郡王一次。道光二十二年（1842），奕被劾服中纳妾，并贿赂宗人府官员以求减罪，夺爵。以永璘第五子不入八分镇国公绵悌奉永璘祀，旋又坐事，降镇国将军。道光二十九年（1849），绵悌卒，无嗣，由永璘第六子绵性之子、13岁的奕劻为嗣，袭辅国将军。至此，庆王一系已由第一等的亲王爵降至第十等辅国将军。奕劻幼时家境并不富裕。夏仁虎《旧京琐记》说他“能读书，授蒙童于西山间”。上海《秦晤士报》的《庆亲王外传》也记载：奕劻“早年甚贫乏，以其为中国绘画山水之能手，兼擅长书法，尝为人教读，且资书画以糊口，藉以略增其所入”。奕劻的这段经历，明显有别于奕、奕等近支王公。在民间的历练，增广了眼界，磨砺了能力。而他在官场上的圆滑世故，乃至八面玲珑，或者也基于此段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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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奕劻信函（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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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奕劻信函（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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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事变以后，满洲大臣荣禄一直是军机领班。光绪二十九年，荣禄病逝，庆亲王奕劻当上了军机领班。仍总理外务部（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后身）。在晚清诸王中，奕劻以办理外交和卖官鬻爵而出名。奕劻善于逢迎慈禧太后，在太后的赏识下，一再加官进爵，从一个远支宗室的最低爵位辅国将军，逐步进到亲王，官职做到总理外务部。他得到这个左右逢源的差使，身价更加不同，无论在太后眼里和洋人眼里，都有了特殊地位。辛丑议和是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事件。这中间，他既为西太后尽了力，使她躲开了祸首的名义，又让八国联军在条约上得到了满足。时人议论王公们的政治背景，说某王公有德国后台，某王公有日本后台，都不过各有一国后台而已，惟独说到庆王，都认为他的后台有八国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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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庆王权势如日中天，慈禧太后对他的提防也在增加。她所担心的，不是贪污纳贿，而是庆王与直隶总督袁世凯的特殊关系。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对袁世凯是十分重视的，几年间将他由直隶按察使提到直隶总督、外务部尚书。但她对这个统率着北洋新军且善于投机的汉人大臣并不放心。当她听说袁世凯向贪财如命的庆王不断行贿时，不能不警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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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一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同时病危。太后在病榻前授意，立第二代醇亲王载沣的长子3岁的溥仪为嗣皇帝，承继同治（载淳），兼祧光绪（载湉），由载沣当监国摄政王。[18]据说，她之所以选定光绪亲兄弟为摄政王，主要是为了对野心勃勃的袁世凯预作防范。戊戌变法中，光绪帝代表的维新派为袁世凯所出卖，光绪帝因此被囚禁直到病死。醇王府一系对袁无不恨之入骨。选载沣为摄政王，对袁世凯的权势将是有力的钳制。[19]慈禧太后临终前的这个决定，确实反映了她刻意保全爱新觉罗皇位的一片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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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沣8岁时袭醇亲王爵，26岁就任摄政王，可以说是清末贵极一时的人物。在清朝统治的最后3个年头（宣统元年至三年，1909—1911），他是国家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代皇帝“主持国政”，有权裁定“军国大事”和“行政”、“黜陟赏罚”诸事。但同时又规定，“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懿旨，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20]这里说的皇太后，就是光绪皇帝的皇后隆裕。这是慈禧太后临终前为她侄媳妇留下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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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沣身膺重任，实际上并不具备执政的才识和经验。辛丑条约签订时，曾被任命为“头等专使大臣”，以皇弟的显贵身份赴德国“谢罪”。除此之外，未担任过什么重要官职。直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五月，慈禧太后才有意识地把他调到军机处，“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翌年正月正式任命为军机大臣。[21]载沣在军机处时间太短，何况还有奕劻等资深王公位在其上，在处理政务方面没有什么作为。载沣一下子被超拔为摄政王，实在是勉为其难。据深知其底蕴的胞弟载涛评价：载沣“遇事优柔寡断”，“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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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沣摄政后的第一件事是经过皇族集团的共同商议，除去心腹之患袁世凯。他下令罢去袁世凯的一切职务，硬说他有“足疾”，行动不便，勒令回老家养病。据说原来是要将他处死的，但由于袁背靠外国使团，且拥有强大的私人党羽，载沣投鼠忌器，未敢将他处死。当时亦入军机的重臣张之洞也主张不要杀袁，说“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戳大臣”。[23]袁世凯被罢官离职，实际上仍控制着北洋军队。载沣将他打发回老家，只起到“纵虎归山，养痈成患”的作用。载沣处事优柔寡断，缺乏政治手腕，据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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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 摄政王府（北京市东城区什刹海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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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黜袁世凯，也是清朝皇室在军事上排斥汉人势力的开端，从而加剧了皇族与汉大臣的矛盾。载沣为加强皇室对军、政大权的控制，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