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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一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同时病危。太后在病榻前授意，立第二代醇亲王载沣的长子3岁的溥仪为嗣皇帝，承继同治（载淳），兼祧光绪（载湉），由载沣当监国摄政王。[18]据说，她之所以选定光绪亲兄弟为摄政王，主要是为了对野心勃勃的袁世凯预作防范。戊戌变法中，光绪帝代表的维新派为袁世凯所出卖，光绪帝因此被囚禁直到病死。醇王府一系对袁无不恨之入骨。选载沣为摄政王，对袁世凯的权势将是有力的钳制。[19]慈禧太后临终前的这个决定，确实反映了她刻意保全爱新觉罗皇位的一片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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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沣8岁时袭醇亲王爵，26岁就任摄政王，可以说是清末贵极一时的人物。在清朝统治的最后3个年头（宣统元年至三年，1909—1911），他是国家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代皇帝“主持国政”，有权裁定“军国大事”和“行政”、“黜陟赏罚”诸事。但同时又规定，“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懿旨，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20]这里说的皇太后，就是光绪皇帝的皇后隆裕。这是慈禧太后临终前为她侄媳妇留下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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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沣身膺重任，实际上并不具备执政的才识和经验。辛丑条约签订时，曾被任命为“头等专使大臣”，以皇弟的显贵身份赴德国“谢罪”。除此之外，未担任过什么重要官职。直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五月，慈禧太后才有意识地把他调到军机处，“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翌年正月正式任命为军机大臣。[21]载沣在军机处时间太短，何况还有奕劻等资深王公位在其上，在处理政务方面没有什么作为。载沣一下子被超拔为摄政王，实在是勉为其难。据深知其底蕴的胞弟载涛评价：载沣“遇事优柔寡断”，“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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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沣摄政后的第一件事是经过皇族集团的共同商议，除去心腹之患袁世凯。他下令罢去袁世凯的一切职务，硬说他有“足疾”，行动不便，勒令回老家养病。据说原来是要将他处死的，但由于袁背靠外国使团，且拥有强大的私人党羽，载沣投鼠忌器，未敢将他处死。当时亦入军机的重臣张之洞也主张不要杀袁，说“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戳大臣”。[23]袁世凯被罢官离职，实际上仍控制着北洋军队。载沣将他打发回老家，只起到“纵虎归山，养痈成患”的作用。载沣处事优柔寡断，缺乏政治手腕，据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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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 摄政王府（北京市东城区什刹海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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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黜袁世凯，也是清朝皇室在军事上排斥汉人势力的开端，从而加剧了皇族与汉大臣的矛盾。载沣为加强皇室对军、政大权的控制，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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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政之后，首先任命其弟贝勒载涛、贝勒毓朗（定亲王裔）、铁良（满洲）为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企图建立由自己亲率的禁卫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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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元年（1909）正月，下谕成立筹办海军事务处，命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铁良、萨镇冰妥慎筹划，命庆亲王奕劻总核稽察。5人中满洲4人，皇室又占了3人。萨镇冰是留学英国归来的海军专家，也是惟一的汉人。宣统二年十一月成立海军部，由载洵（载沣弟）担任海军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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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元年（1909）五月，借溥仪名义下了一道上谕，宣布由皇帝亲自担任大元帅；皇帝亲政前，由摄政王代为行使最高统帅权。载沣把军队的最高指挥权抓到自己手里。接着，将军谘处从陆军部分离出来，后改军谘府，以贝勒毓朗、载涛为军谘管理大臣。军谘府相当总参谋部的性质，军谘管理大臣相当总参谋长的职务。载沣通过载涛决策最高军事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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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以载沣兄弟3人为核心的皇族亲贵掌握了全国的海陆军权、禁卫军权，集中了全部军事权力，为后来的“皇族内阁”奠定了实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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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沣摄政后大抓兵权，是他当“谢罪使”时从德皇威廉·亨利讨教的一条经验：军队一定要放在皇室手里，皇族子弟要当军官。他做得更彻底，不但抓到皇室手里，而且还必须抓在自己家里。[24]但是，载沣的做法也加深了皇室亲贵与汉人军事将领和地方督抚的矛盾。表面上看军权在握，实际却陷于更加孤立、虚弱的境地。载洵、载涛两贝勒“皆乳臭少年，浮薄〔躁〕骄佚，素不解兵事”，“日以酒妓车马娱荡其心”。[25]均难胜其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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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沣为了掩饰皇族集权，宣统元年（1909）三月，重申预备立宪，命令各省“切实筹办宪政”，务必在当年成立谘议局。这种姿态，使一部分立宪派分子，对载沣产生了很大幻想。各省成立谘议局的同时，在中央筹建资政院。资政院是清廷模仿西方议会模式，却又经过精心改塑的中央议事部门，是代议制度在中国最早的试验。[26]资政院参议员规定有三种产生办法，即钦选、会推、保荐三种。钦选的目的同样是为了便于满洲亲贵大僚对会议的控制。钦选各类议员的名额：宗室王公世爵16人，满汉世爵12人，外藩王公世爵14人，宗室觉罗6人，各部院衙门官32人，硕学通儒10人，纳税多额者10人。共计100人。[27]各省谘议局议员互选的资政院议员亦以100人为定额。但由于资政院正副总裁，秘书厅秘书长等5人不是“特旨简充”，便是“请旨简放”的，所以，钦选议员在资政院中稳占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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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资政院的宗室亲贵多是庸碌无能之辈。《民立报》曝光说：“资政院自开幕以来，鬼怪百出，内中所举之职员，莫非出之运动。其中有所谓庄亲王、睿亲王者，皆自〔日〕吸鸦片烟二三两，其言呐呐，其行踽踽。……至于世爵大臣，则半皆纨绔，一事不知”云云。[28]资政院总裁贝子溥伦，则为道光帝长子隐郡王奕纬的长孙，皇族近支，同样是一无能昏聩之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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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政院开设后，一切议决案需有一负责部门处理，责任内阁遂应运而生。宣统三年（1911）四月，摄政王载沣任命亲王奕劻为第一届内阁总理大臣，负责组织责任内阁，并将原来的军机处和旧内阁裁撤。待内阁人选宣布，舆论大哗。新内阁阁员的名单是：总理奕劻（庆亲王）、协理那桐、徐世昌（满、汉各一）、外务部大臣梁敦彦（汉人）、民政部大臣善耆（肃亲王）、度支部大臣载泽（镇国公）、学务部大臣唐景崧（汉人）、陆军部大臣荫昌（满人）、海军部大臣载洵（贝勒）、司法部大臣绍昌（满人）、农商工部大臣溥伦（贝子）、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汉人）、理藩部大臣寿耆（宗室）。新内阁13人中，汉人4，满人9，而9个满人中，宗室王公5人，宗室1人。于是被舆论抨击为“皇族内阁”。这样多的皇室成员位居要津、专权擅权的局面，即使在过去清王朝200多年的历史上，也是未曾有过的。“近支排宗室，宗室排满，满排汉”之谚不胫而走。[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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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皇室借立宪之名，不但没有对统治权放松任何控制，反而进一步加强了宗室亲贵的专权，激起了公愤。各省谘议局竞相上书，弹劾及于内阁，皇族首当其冲。清室对舆论汹汹却不屑一顾。载沣下谕旨称：“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权”，“朝廷用人，审时度势，一秉大公，尔臣民等均当懔遵钦定宪法大纲，不得率行干请，以符君主立宪之本旨!”[30]立宪派原想在内阁中分一杯羹，此旨一下，希望完全落空，与清廷的矛盾更加激化，清廷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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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家族史 [:1706178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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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家族史 二 时穷节乃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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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季国难当头，统治集团日益衰朽。与此同时，皇族内部的政治分化也在加深。一些富于民族感的皇室成员，在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中积极捍卫国家利益，与国人共御外侮；一些有识之士主张废除满汉畛域，实行变法维新。虽然，他们也有着那个时代所赋予的种种局限，但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因此，对于这一时期的皇族成员，是不应以轻蔑的口吻而一言以蔽之的。下面所要援举的，就是他们中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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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八年（1898），康有为等人曾发起以变法图强为宗旨的维新运动，史称“戊戌变法”运动。此前，就有八旗举人德懋、德善、文元、同书、文成等人参加了有名的“公车上书”，剀陈民族大义，反对对日和约，主张继续抗战，要求“破除旧制，更新大政”，进行全面改革。同时，康有为在北京和上海组织“强学会”。不久，宗室寿富和康有为在北京组织“知耻学会”。在当时鼓吹变法维新的宗室中，以寿富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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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富，字伯茀，亦称伯福，镶蓝旗宗室第五族人，系郑亲王济尔哈朗第九世孙。曾受业于张佩纶、张之洞门下，博览群书，为文操笔立就，兼精西算。[31]论天下大势，认为应力泯满汉畛域为先。戊子（1888）科中宗室举人。甲午战争爆发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寿富慨然以变法为己任。光绪二十一年（1895），北京强学书局创立，他积极参与其事，与梁启超相交往。时新思想方兴，变法之议甫起，享受世禄的八旗子弟，担心既得利益受到损害，对变法维新主张多有疑虑、抵触。寿富专门撰写《与八旗诸君子陈说时局大势启》一文。文章痛陈列强欲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谓中国“北枕俄，南接英法属地，皆以兼并为国者也。东邻日本，远交近攻，思我以自肥者也”。警告旗人：“忽当前之大势，燃眉不知急，剥肤不知痛，酣然以嬉，涣然以处。危哉痛哉，其坐以待毙也！”他还提醒旗人要周知列国大势，否则形同聋瞽，必召其侮。文章刊载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四月二十一日《时务报》。寿富的议论痛快淋漓，对于八旗子弟乃至整个社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旗人有识者多推崇它，同时也受到众多旗人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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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三年（1897）冬，爆发了胶州湾事件，列强瓜分中国迫不及待，有志之士目睹时艰，决意奋起。当时各地学会纷起，要求变法，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寿富与康有为等人相联络，在京师组织“知耻学会”，并亲撰《知耻学会总章》、《学会诫言》、《学会藏书大旨》。[32]寿富认为，摆脱亡国悲剧的出路在于发愤为学，首先要以败为耻，时时铭刻在心。他在《学会藏书大旨》中以法国为例说：法自败于德，人模蜡像为败亡之状，每岁国人观之，故其人士，言及绥丹之败，无不切齿者，由悉其状也。中国之败，亦屡矣，士大夫有不举其事者，举国不耻，不亦宜哉？!因此他将以往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以及各战役纪事列为学会会员的必读物，并说：“吾愿与天下有耻之士一读之，然后知痛哭流涕者，非丧心病狂矣。”他还抨击一部分朝野人士，面对列强侵逼，惟知空讲“攘夷”，盲目排外，却昧于自强之道的迂腐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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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耻言主和，而不讲海防，好言攘夷，而不知外事，挥斥西学，不遗余力，及身当其局，则手足无措，往往败事。夫岂中国士大夫之好亡，而不乐自强哉？盖习于所见所闻，而囿于不见不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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