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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8 溥侗题《国剧画报》书影（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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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单是用通俗白话写成的，这应该也是受到当时方兴未艾的白话运动的影响。传单作者显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扩大工厂的影响。传单中提到的中乐会长侗将军即京城内鼎鼎大名的溥侗。溥侗，字厚斋，号西园，别署红豆馆主。他是清道光帝旻宁之孙载治的第五子，光绪年间曾受封二等镇国将军（一说为辅国将军），故有“侗将军”之谓。他雅好戏曲，颇有造诣，因有“票界大王”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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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人府创办教养工厂，使一些皇族子弟学得一技之长，走上了自谋生计的道路。这对改变皇族子弟坐吃山空，无所事事的状况具有一定的示范和宣传意义。但是，它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众多贵族子孙日益破落贫困的趋势。最后，连教养工厂本身也落得虎头蛇尾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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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自救团体解体的原因大致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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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缺乏资金，当时兴办经济实体的资金渠道包括旗租、各旗和王府的捐助，不但没有保证，且逐年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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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工厂的生产性质不明确，收留工徒，包吃包住，管穿衣还管读书学习，仍带有养赡本族贫人的寓意。经济负担重，难以盈利，也就不可能长久维持。如正蓝旗第三族钟继佐领下学生普忠、普珉在给载涛贝勒（当时主管宗人府）的呈文中自述：修业期满领凭归家后，父亲病故，家境日见艰难，母亲在外佣工，所得佣资每月二圆左右，只自顾一身而已。自己年幼，技艺又未精通，实无谋生之路。并“恳求贝勒爷恩准，生等归回教养工厂重习二三年，得一技之长亦求生业”云。[6]可见教养工厂仍带有福利院、救济院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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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许多宗室子弟未改好逸恶劳旧习，或在厂不认真学习，或干脆不辞而别。宗人府教养工厂经常登出一些斥革工徒及不准毕业工徒回厂的启文，如：“长裕系正蓝旗第五族锡麟佐领下，因假久未到厂，现奉堂谕著即斥革”；“本厂毕业工徒正红旗第五族宗室玉亭、正红旗第五族宗室贵钟、正红旗第三族宗室玉铨呈请回厂，复经检察，工徒玉亭等工作懒惰，奉堂谕著不准回厂。”镶蓝旗宗室棨泰、铁钟两名，入第二工厂未久，前后藉假外出未归；又宗室毓达，入厂后屡犯过失，有违厂规，均被开除。在《宗人府堂》的档案中，还保留着一些工徒离厂前“顺手牵羊”的记录：镶蓝旗六族宗室斌福，请假久不回厂，携去单、夹裤褂各一套；正红旗头族宗室裕清从第一工厂毕业时曾将工厂衣裤携去，以后他申请再次入厂时，奉堂谕：“不准回厂。”更恶劣的如镶红旗工徒寿年、寿益、恩浚等人，还未入厂报到，就携领到的服装两套，被褥各一份扬长而去。[7]类似的例子难以毕举，说明宗室贵族子弟告别寄生生活，走上自食其力的道路，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往往需要付出长期而艰苦的努力。对许多人来说，养成劳动习惯，无异于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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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以后，北京城中宗室、觉罗子弟的就业范围迅速扩大，可以说“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据民国37年（1948）有关北京城内100户满族居民的调查：工人占从业人员总数的24%，手工业工人占14%，职员、技术人员占8%，警察占3%，其余各类人员占12%。[8]这份调查所反映的，是满人就业的一般情况，同样适应于普通宗室、觉罗子弟。民国初年，北京城内60余万满族人口中，宗室、觉罗以及他们的眷属约有7万之多。[9]他们自谋生计的过程，也就是平民化的过程，在生产劳动和各种社会交往中，与其他满族人很快浑然莫辨，陶融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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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家族史 [:1706178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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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家族史 二 小朝廷的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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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9 逊帝溥仪“谕旨”（宣统十一年，实际民国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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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虽然已被推翻，但凭借民国政府与清室签订的优待条件，溥仪在宫内仍然保持“皇帝尊号”。这个“小朝廷”对外虽不能再发号施令，可是在紫禁城内，清王朝时代的一切陈规旧制丝毫未变。满、蒙王公和旧臣遗老，依旧把高高在上的末代皇帝奉若神明。即使北洋政府的新贵们，也以得到“皇帝”的青睐为荣。当时，有位翰林把李白《咏上皇西巡南京歌》中的两句改为：“少帝清宫（原句为‘长安’）开紫极，双悬日月照乾坤”，却也反映了当时的状况。[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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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在宫内仍以“皇帝”的名义颁发“上谕”，对旧臣遗老不断进行封赠赐谥，纪年仍用“宣统”年号，甚至继续召用阉人。太监及宫内各项执事人役犯罪，仍由内务府慎刑司审判治罪。对此，社会舆论极为不满，民国政府参政院的一些官员也不断提出批评。民国政府与清廷进行交涉，要求清皇室遵守民国法律，奉民国正朔，经过反复协商，于民国3年（1914）12月26日制定“善后办法”七条。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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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皇室应尊重中华民国国家统治权，除优待条件特有规定外，凡一切行为与现行法令抵触者，概行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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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皇室对于政府文书及其他履行公权、私权之文书契约，通用民国纪年，不适用旧历及旧时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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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皇帝谕告及一切赏赐，但行于宗族家庭及其属下人等，其对于官民赠给，以物品为限，所有赐谥及其他荣典，概行废止。清皇室所属机关，对于民人不得用公文示告及一切行政处分。清皇室如为民事上或商事上法律行为，非依现行法令处理，不能认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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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于清皇室，照优待条件，保护宗庙陵寝及其原有私产等一切事宜，专以内务部为主管之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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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皇室确定内务府办事之职权，为主管皇室事务总机关，应负责任，其组织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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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护军专任内廷警察职务，管理护军长官负完全稽察保卫之责，其章程另定之。慎刑司应即裁撤。其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役及太监等犯罪，在违警范围以内者，由护军长官按警察法处分，其犯刑律者，应送司法官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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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皇室所用各项执事人等，同属民国国民，应一律服用民国制服，并准其自由剪发。但遇宫中典礼及其他礼节，进内当差人员所用服色，得从其宜。[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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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小朝廷虽被迫接受“善后办法”，但是并不认真执行。民国6年（1917），宪法会议即将召开之际，曾策划了一次请愿活动。内务府官员，以及旧臣遗老、京师总商会等保皇组织纷纷向众、参两院上书请愿，说优待条件“业已行之数年，中外翕然，毫无异议。当今日制定宪法之际，公民等拟请以宪法明文确实保证，俾垂久远”。同时，四处活动，拉拢各政治团体，制造声势。民国6年（1917）1月15日，内务府大臣世续及徐世昌（东海）在金鱼胡同那宅花园宴请各政团要人250余名，席间由徐世昌演说，强烈要求把优待条件列入宪法，冀图永久保障清皇室特权地位。世续等人还亲自给民国各要人名流去信，请求各党派从内部疏通协助，如致副总统冯国璋的信中说：“务望于民党议员中以私人名义分函前途，广为设法疏通。”但清室试图永久巩固特权的努力未能达到目的。4月24日召开的宪法会议认为，关于清皇帝优待条件及待遇蒙满回藏各条件，本属缔结条约性质，曾经临时参议院议决，当然永远发生效力，其加入宪法与否，效力均属相等，不必再议。[12]清室对这样的结果当然不满意，但是也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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