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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的变化很快证明，清廷的担心并非杞忧。民国13年（1924）9月，直奉战争爆发，北洋政府陷于混乱状态，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推段祺瑞为民国政府临时执政，组成以黄郛为首的临时内阁。冯玉祥视民国政府与清廷达成的优待条件为眼中钉，采取断然措施，将清逊帝溥仪驱逐出宫。11月4日，黄郛内阁召开紧急会议，将优待清室条件加以修改并讨论通过。修改后的优待条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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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因大清皇帝欲贯彻五族共和之精神，不愿违反民国之各种制度仍存于今日，特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正如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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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大清宣统皇帝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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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自本条件修正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并特支出二百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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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宫禁，以后得自由选择住居，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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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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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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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对溥仪小朝廷犹如晴天一声霹雳，冯玉祥派警卫总司令鹿锺麟、警察总监张璧、社会名流李煜瀛等带军警入宫，提出修正优待条件五条，并令溥仪立即迁出故宫。总管内务府大臣绍英带病入朝，当面交涉，指着李煜瀛说：“你不是故相李鸿藻的公子吗？何忍出此？”李笑而不答。又指鹿锺麟道：“你不是故相陆传霖的一家吗？”鹿说：“你要知道，我们来执行国务院的命令，是为了民国，同时也是为了清室，如果不是我们，那就休想这样从容了。” 绍英无计可施，随同溥仪被驱出宫。[13]此举不仅结束了溥仪在紫禁城的皇帝生活，实际标志着皇室优待条件的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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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曾经得到孙中山的赞同和支持，但是却遭到段祺瑞以及清室遗老旧臣的反对。溥仪被驱次日，段祺瑞即致冯玉祥一电，亟表不满。其电文略曰：“顷闻皇宫锁闭，迫移万寿山等语。要知清宫逊政，非征服比。优待条件，全球共闻。虽有移住万寿山之条，后商未为不可。迫之，于优待不无刺谬，何以昭大信于天下乎？望即从长计议。”冯复电却说：“此次班师回京，自愧尚未做一事，只有驱逐溥仪，乃真可告天下后世而无愧。”[14]冯玉祥的复电，颇以此举的正当性自诩。然而确如段祺瑞所指，撕毁具有法律效力并为国际社会所承认的优待条件，是失信天下的举动。何况，民国政府当初同意给予逊清皇室一定优待，是以后者同意和平交出最高统治权为交换条件的。对于冯玉祥驱逐行动的正当性与否，言人人殊，姑且勿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此举产生的直接后果，除了给逊清小朝廷造成灭顶之灾外，还给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中国内政纷扰扩大侵略计划提供了可乘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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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被驱出宫，即回到后海甘水桥醇王府住下。11月24日，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的第一天，就下令解除了对他的监视。数日后，溥仪偕同郑孝胥、陈宝琛两人由醇王府逃往东交民巷日本使馆。翌年2月24日，溥仪又在日本人保护下乘车逃往天津日本租界。事后，日本公使芳泽通告中国外交部，伪称事前对此事毫无所闻。实际情况是：日本帝国主义早已看中溥仪是可以利用的政治工具，从溥仪逃入日本使馆一直到逃往天津，都是日本方面精心策划和布置的。从此，溥仪投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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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家族史 三 旧贵族的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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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鼎革之际，宗室贵族包括摄政王在内，共有亲王以下、奉恩将军以上有爵位者169人。[15]进入民国时代，少数王公贵族，特别是其中的皇室近支，凭借溥仪小朝廷的余威，以及庞大的祖遗家产，继续过着豪侈腐朽的生活。但是，他们的经济特权、政治特权已如流水落花，一去不返。自己又没有经营能力，只好坐吃山空，日销月蚀，逐渐淘空了家底，步入破落之途。民国初年对官庄、王庄的大规模丈放，促使贵族土地所有制迅速崩溃，加快了旧贵族的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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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官庄王庄的丈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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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庄的丈放始于清朝末年，其前提则是允许旗民交产。咸丰二年（1852），清廷为了解决“旗民生计维艰”问题，公布《旗民交产章程》，正式承认旗地可以卖给民人。但这一规定，施行范围只限于关内，还没有将东北地区的旗地包括在内，并且在咸丰九年（1859）一度取消旗民交产法令。此后，同治二年（1863）再次施行，光绪十五年（1889）开禁，几经反复，终于在三十一年（1905）将东北地区的旗地包括在内，彻底消除了旗民不准交产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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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为了开垦升科，增加财政收入，开始丈放东北各地的官荒、围场，就是内务府的牧地也大量放垦，征收地价银两。宣统元年（1909），锦州官庄基本丈放完毕，共丈放官庄土地13500余顷，应收地价银182万余两，已收148万余两。[16]从此，庄头全部裁革，土地所有权转归私人。锦州官庄的丈放是土地所有权的一次大转移，由原先的皇室私有转归庄头、壮丁、佃户所有。但皇室也从中得到了不少于150万两的地价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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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末年，主要依照勘丈锦属官庄地亩章程，对盛京官庄进行清丈。查丈过程中，围绕承领权问题，庄佃间展开激烈争夺，加之清丈机构屡屡变动，清丈工作迟迟未能结束。到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垮台，清丈工作随之搁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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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三年（1912）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退位，根据《优待皇室条件》和《待遇皇族条件》的规定：皇室、皇族私产一体保护。[17]这样，皇室虽然丧失了直接统治全国人民的政治权力，却仍然保持着役使官庄壮丁和佃户的经济权力。但辛亥革命的成功，使盗典、侵蚀皇室庄地的活动更加肆无忌惮，与此同时，抗租霸地斗争也愈演愈烈。怡僖亲王在奉天“催纳属丁，仍旧封差。各户丁皆称，此际无君无法，何有王差之说，坚决不纳”；有的佃户“将王产盗卖盗买”；有的“散布通告，私结团体，竟将各王公府户地亩，概行注销”。[18]总的情况是，“自共和成立，各庄佃对于王公地产，时生野心，抗租不交者有之，私自税契者有之”。[19]皇室庄地已难以维持。于是，有的贵族将各处有租之地，一律将租价变卖，[20]如郑亲王府、安郡王府都陆续拍卖了一部分庄田。民国3年（1914），镇国公毓岐（仪亲王永璇的曾孙）在申请出卖庄地的报告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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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上赏先祖仪亲王册地八千五百零八亩，坐落在奉天海城、复州两县界内熊岳、牛庄等处地方，历归本府大粮庄头康庆龄承种。现因生计艰迫，现状难支，又兼庄佃等屡抗租额，任意拖欠，欲将此项地亩概行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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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一些地方，王公出售庄地，也遇到庄佃的阻挠，有的还成立“保产会”，聚众宰猪，定盟结党霸产。[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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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王公单独变卖庄地受阻，便想成立清理田产处，结成业主团体，同时呈请民国政府保护清理变卖。民国2年（1913），内务府办事处便仿照从前丈放锦州官庄的成规丈放庄田。民国4年（1915）奉天设立清丈局，制定《丈放内务府庄地章程》，中心内容是：无论正额浮多，一并清查丈放，正额地价拨解皇室，浮多地价收归国有；丈放庄地，先尽庄头交价承领，如庄头无力价领，取具该庄头退地甘结，准原佃承领，惟庄头如有私典盗押于佃户者，应归佃户承领。地价分为三等，上则每亩大银元7元，中则5元，下则3元；所有放出庄地，当年一律升科，其各庄头向例应纳粮差各款，自丈放交价之日起，准即一律免除。[22]这样，丈放的庄田，“正额地价，拨解皇室”，即为领地人的私产。此外，皇室的果园、贡山等项土地，也是因为“半为官家借用，半为人民侵占”，[23]分别加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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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4年（1915），奉天清丈局还制定了《查丈王公庄地办法》。不久，改订为《丈放庄地章程二十一条》。基本原则与《丈放内务府庄地章程》同，惟所收庄地、基地价款，以二成拨归国有，以八成收归各王公名下存款账簿，专储备领。浮多地价尽数拨归国有。[24]与内务府庄地之不同，就在于王府庄地的正额地价不能全部归原主，而必须将其中的两成拨归国有。当时的东三省，实际上并非民国政府所能管辖，而是由享有“东三省巡阅使”头衔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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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清丈庄地一事，王公贵族们的态度并不一致。开始时，部分王公态度消极，如锺郡王、醇亲王、涛贝勒府等，均请求缓丈和免丈。此外如松公府、和亲王府、肃亲王府也拒不交丈。[25]当时有一叫锺豫的满洲官员致函醇亲王载沣，即代表了反对王公田产丈放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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