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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83875 睿亲王府——清季睿亲王魁斌系多尔衮十一世孙,曾任宗人府右宗正。睿王府的主要收入是俸禄和地租。亲王每年俸银额定1万两,俸米2137石5斗(原额5000石)。咸丰以降,国库空虚,实领俸银5000两,米1496石2斗余。[30]魁斌任右宗正,每月津贴200两,一年1200两。[31]在东北及河北有土地3000多顷,每年地租2万元左右。城内王府有房500多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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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83877 辛亥革命后,收入逐年渐少,开支却大大增加了。这是因为:清朝有关宗室贵族的一系列严格限制均被废除后,王公子弟可以任意外出游荡挥霍。民国4年魁斌去世,其爵由长子中铨“承袭”,但仅是虚衔,已无俸银俸米可食。中铨与弟中铭时值20多岁,玩心正盛,挥霍无度,为了和富人比阔,在府内大修房舍、花园,每个房间安装一部电话,吃了中餐添西餐,服装专门到杭州定做,每式3套,样式翻新;家中汽车2辆、马车8辆,出门进门,成群仆役前呼后拥;凡是外国进口的珍奇物品无不享用。兄弟两人无聊之极,经常邀集一群豪门子弟在前门外吃喝嫖赌。民国8年(1919),两人卖掉西郊别墅(原燕京大学旧址),得银洋2万余元,携几十名妓女赴天津玩乐,两天时间,银洋挥霍一空。[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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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83879 庞大的开销,主要靠典卖祖业维持。民国10年(1921),府中珍贵物品所剩无几。于是将府中500多间房典出。复借债10万元(3分取息),用于挥霍。这年中铭亡故,中铨不知管家,奢靡如故。钱花光后,先卖王府附近家人所居小房20余处,既而变卖8处坟茔的树木、碑楼享殿砖石。内囊已经掏尽,外出依旧豪华排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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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83881 由奢而穷,越穷越奢,确应了盛昱关于满洲贵族“穷奢”的评语。民国13年(1924),王府实在无力偿付债利,债权人在京师审判厅状告王府。第二年,剩余100多间房以及所有动产均被查封。管事家人看到“冰山已倒”,纷纷辞职它走。中铨只好携家借住岳父家。临走时,因汽油债欠了很多,把汽车送给了司机;草料债积欠难偿,马车给了车夫。搬出的家产尚有六七十车。40多箱衣物因无处寄存,暂时寄存当铺,两年后因无人间津,全部变为“死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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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83883 房子卖光后,中铨只好打祖坟的主意。先是将看坟人十几顷养身地按每亩8元的价格变卖。所得银洋随手花光。民国20年(1931),中铨在倾家荡产之余,决定变卖坟地,目的是在移灵时收敛祖先的殉葬珍品。因与县衙分赃不均,被定为“盗墓案”,轰动一时。[33]中铨被判刑7年,后改5年。民国28年(1939),末代睿亲王在贫困潦倒中病故于北京西城北河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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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83885 中铨死后,留下侄子3人(中铭之子)。兄金寄水,以给图书馆抄写维生,后到报馆当编辑、记者,收入很少,主要靠妹妹做缝纫工贴补家用。若干年后,金寄水和两个弟弟已落到在街头摆小摊、做小贩的地步。[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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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83887 庆亲王府——庆亲王奕劻是晚清政坛中的显赫人物,前后从政60年之久,贪赃枉法,无所忌惮,积蓄家产在王公中是比较多的。地产约有1000顷之多,散在华北、东北、内蒙古、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处,每年有很大一笔地租收入。奕劻奉特旨“赏食双俸”,俸银、俸米是其他亲王的两倍。但更大的一笔收入还是来自官员的苞苴。故父子“起居、饮食、车马、衣服异常挥霍,尚能储蓄巨款”。[35]奕劻又利用贪污巨款,对庆王府大加修缮,华屋精榭,巧夺天工。入民国后,奕劻退出政坛,仍是首屈一指的富豪。所有家产现款,分别存入北京东交民巷内的各外国银行。所获利息,足敷家用。[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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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83889 清帝逊位后,奕劻携眷避居天津租界,过起豪华的“寓公”生活。民国6年(1917)正月,奕劻病故,时年80岁。溥仪认为他生前“贪赃误国,得罪列祖列宗”,“大清国二百余年之天下,一手坏之”,决定不予谥号。后在亲贵力争之下,赐谥曰“密”,是“追补前过”的意思。[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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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83894 图60 庆王园寝(北京市昌平区流村镇白羊城村)碑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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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83896 俗话说“盖棺论定”,意思是说,对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平,只有等他生命终结时才可能给出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事实上,“盖棺”是回事,“论定”则是另一回事。当一个历史人物故去,结论总是要有的,通常总是大加褒奖,极尽溢美之辞,像奕劻这样遭贬的却微乎其微。不过褒也罢,贬也罢,代表的只是统治者的看法,而历史定论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奕劻长期盘踞枢要,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声名狼藉,恶评如潮,直至今日,对他的评价几乎都是负面的。其实,与同期满洲亲贵相比,他并非一无足取。首先,奕劻的种族思想和排汉强满意识远比其他满洲亲贵淡薄,对汉人也没有刻意防范。他收的干儿义女,都是汉人。他的儿子载抡娶的是山东巡抚孙宝琦的女儿。满、汉权贵俗不通婚。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廷宣布允许满汉通婚,但在满洲亲贵中,仅只奕劻一家。所以当时报纸说:“是为亲贵中满汉结婚之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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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83898 其次,在晚清政坛,奕劻的政治态度一贯比较开明,这应该与他长期办理洋务,对外部事务有较多了解有关。戊戌新政失败后,慈禧太后对维新志士恨犹未消,如亲自授意将沈荩杖毙于刑部监狱。沈荩被杖毙的惨状在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中记述尤详。王照是名闻全国的维新志士,也被关进监狱。由于奕劻从中多方缓颊,慈禧太后才免其一死,交刑部永远监禁。但不久他就被释出狱,据说仍与奕劻有关。徐凌霄《凌霄一士随笔》称:王照下狱后,奕劻设法使他获得宽赦。不久,慈禧太后从颐和园还宫,在万寿寺小驻,闲游寺中各处,命奕劻随侍。奕劻乘太后高兴,从容道:“近日接见各国公使,多谓政府仇视新党,变法恐无诚意。”太后在庚子事变后提倡新政,本以讨好洋人为第一要义。忙询问奕劻,怎么做才能消除洋人疑问。奕劻答:“如果宽赦戊戌党人,表示想起用他们,则外人的议论自然消失。”太后认为他说得对,随即下懿旨,宣布戊戌党人除康有为、梁启超二人外,一律赦免,恢复原职。王照因此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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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83900 奕劻在庚子年间,对端王、庄王、怡王利用义和团滥杀洋人、教民,围攻使馆也持反对态度。但他为人圆滑,一旦看到慈禧太后支持端王,就不再表达自己的意见。尽管这样,仍被端王等人视为恣意妄为的绊脚石。义和团声称杀“一龙两虎”,其中的一只虎就是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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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83902 奕劻长期办理外交,与诸列强打交道积累了丰富经验。《绍英日记》辛丑年(1901)七月十一日记:“同文济苍、瑞莘儒至庆邸……王云:我调你们三位,帮同办理警务事宜,公事应以中国成法为主,其日本之警务章程,有可采者,亦应择善而从。我约川岛(川岛浪速)专办巡捕学堂,并拟选官学生之心术纯正者赴日本警务学堂学习警务,学成时可充教习之选。”奕劻对警务处的职守做了详细交代,并称,“我已与小村使臣言定,约川岛办学堂事,不约进署办事,缘日本人进署办事,各国必均欲出而干预,彼时再辞川岛,反觉无味,有伤两国国体”。以往研究中国警政创始,主要谈及肃亲王善耆和日人川岛浪速二人,绍英日记,则说明庆王在筹办警政之初也起过重要作用,并且对如何借助日人帮助又不致引起其他诸强干涉,有过缜密思考。实际情况是,在清廷推行的新政改革中,奕劻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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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83904 再次,奕劻身为满洲亲贵,但在倾覆清王朝这一点上,却起到他人所起不到的作用。溥仪即位初,袁世凯因奕劻等人力保,才免于一死,后来重新出山,最终导演出一幕逼宫剧。袁世凯复出后,以南方的革命形势恐吓清帝退位。当时,隆裕太后连连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在第一次会议上,奕劻即表示赞成退位,因受到其他满洲亲贵围攻,第二天会议,不再出席。他的政治态度,与其他满洲亲贵如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等人形成鲜明对照。所以在清朝亡后,奕劻被满洲亲贵认为是出卖了祖宗家业的罪魁,受尽诟骂。他很快避居天津,与此不无关系。对此感受至深的莫过于末代皇帝溥仪,他执意给奕劻恶谥,话说得再明白不过:“大清二百多年的天下,断送在奕劻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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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83906 奕劻的上述行为,固然有他的私利在,不过谁也不能否认,他的行为顺应了大势所趋,有利于避免因率意开战导致的大流血,两千年帝制也因此终结。可见,庆王奕劻的一生虽蒙种种尘垢,也自有其闪光点。[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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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83909 奕劻生子6人,其中三、四、六子早殁。长子载振,系大侧福晋所生。二子载、载抡,均为四福晋刘佳氏生。此外,还生有格格1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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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83911 载振凭借父亲的权势,14岁就赏给头品顶戴,19岁封二等镇国将军;辛丑和约后,赏加贝子衔。曾作为清朝专使出访英、法、美、日诸国,深得慈禧太后赏识,历任都统、商部尚书、御前大臣、农工商部尚书等要职,后被参辞职。可笑的是,载振在清朝没有晋封王位,却在奕劻病故的同年3月,由大总统黎元洪代替清室下令被封为庆亲王,命令中竟有“清宗室庆亲王奕劻,因病出缺,所遗之爵,本大总统,依待遇清皇族条件第一项,以伊长子载振承袭世袭罔替”之语。[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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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83916 奕劻死后,载振同弟载(曾封镇国将军)、载抡(曾受领头品顶戴)分家,将庆王府一分为三。民国12年一场火灾,将载住的一部分全部烧毁。载、载抡先后迁居天津。民国13年(1924)载振也感到时局动荡,便花了十几万元,在天津英租界内买了一所楼房,原是太监“小德张”的产业,作为天津的庆王府。载振弟兄三人迁居天津后,北京的庆王府只留下一部分老佣人看房。民国17年(1928)国民党第四军团总指挥设司令部于王府内,走时将家具物品携带一空。1940年前后,载振将王府售与伪华北行政委员会,得伪币约45万元,三房平分。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了庆王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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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83919 载振三兄弟中,载最善挥霍。曾在一夜之间输掉一二所房子。天津的英商跑马场及各赌博场,是他经常光顾的场所。一次,买到跑马场的香槟票,他向友人表示,如果赢了,就把马场道修成柏油路面,结果真的赢了。他除了用赢的钱外,又添加一笔钱,修成一段柏油路。这事曾轰传一时,他也很自鸣得意。由于大肆挥霍,没有几年光景,就把分得的财产花光,且债台高筑。民国24年(1935),落魄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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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83921 载抡自民国十二三年后,长期住居天津租界,过着一掷千金的豪奢生活。四十年代末,携妾往香港,不久金尽囊空,带病返津,于1950年死去。[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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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83923 载振政治经验丰富,曾竭力拉拢各个时期的政界要人,又长期住居外国租界,以避免政治风涛的冲击。载振在经营上也较有头脑。除坐食巨额存款利息外,开始投资商业。在天津独办“龙泉澡堂”,北京动物园的前身也是他兴办的。[41]民国17年(1928),投资20余万元于高星桥创办的劝业场和交通旅馆,总名称为新业公司。载振名为股东,实际上从不过问经营,只是按期取利。日伪时期,因经营不利,利息没有保障。抗战胜利后,高星桥以汉奸嫌疑避居上海,公司由其子管理,业务一落千丈,负债累累。载振股金也折价抵债。同时,银行存款也一折再折。在这种情况下,经济逐渐拮据,仍要支撑王府的架子,只好不断把古玩玉器陆续变卖。奢侈成习的载振不免愁急肝火,终于民国37年(1948)病故。此后,天津的“庆王府”传给了他的三个儿子溥锺、溥锐、溥铨,当地居民称为“锺锐铨公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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