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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亲王府——清季睿亲王魁斌系多尔衮十一世孙，曾任宗人府右宗正。睿王府的主要收入是俸禄和地租。亲王每年俸银额定1万两，俸米2137石5斗（原额5000石）。咸丰以降，国库空虚，实领俸银5000两，米1496石2斗余。[30]魁斌任右宗正，每月津贴200两，一年1200两。[31]在东北及河北有土地3000多顷，每年地租2万元左右。城内王府有房500多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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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收入逐年渐少，开支却大大增加了。这是因为：清朝有关宗室贵族的一系列严格限制均被废除后，王公子弟可以任意外出游荡挥霍。民国4年魁斌去世，其爵由长子中铨“承袭”，但仅是虚衔，已无俸银俸米可食。中铨与弟中铭时值20多岁，玩心正盛，挥霍无度，为了和富人比阔，在府内大修房舍、花园，每个房间安装一部电话，吃了中餐添西餐，服装专门到杭州定做，每式3套，样式翻新；家中汽车2辆、马车8辆，出门进门，成群仆役前呼后拥；凡是外国进口的珍奇物品无不享用。兄弟两人无聊之极，经常邀集一群豪门子弟在前门外吃喝嫖赌。民国8年（1919），两人卖掉西郊别墅（原燕京大学旧址），得银洋2万余元，携几十名妓女赴天津玩乐，两天时间，银洋挥霍一空。[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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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的开销，主要靠典卖祖业维持。民国10年（1921），府中珍贵物品所剩无几。于是将府中500多间房典出。复借债10万元（3分取息），用于挥霍。这年中铭亡故，中铨不知管家，奢靡如故。钱花光后，先卖王府附近家人所居小房20余处，既而变卖8处坟茔的树木、碑楼享殿砖石。内囊已经掏尽，外出依旧豪华排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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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奢而穷，越穷越奢，确应了盛昱关于满洲贵族“穷奢”的评语。民国13年（1924），王府实在无力偿付债利，债权人在京师审判厅状告王府。第二年，剩余100多间房以及所有动产均被查封。管事家人看到“冰山已倒”，纷纷辞职它走。中铨只好携家借住岳父家。临走时，因汽油债欠了很多，把汽车送给了司机；草料债积欠难偿，马车给了车夫。搬出的家产尚有六七十车。40多箱衣物因无处寄存，暂时寄存当铺，两年后因无人间津，全部变为“死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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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卖光后，中铨只好打祖坟的主意。先是将看坟人十几顷养身地按每亩8元的价格变卖。所得银洋随手花光。民国20年（1931），中铨在倾家荡产之余，决定变卖坟地，目的是在移灵时收敛祖先的殉葬珍品。因与县衙分赃不均，被定为“盗墓案”，轰动一时。[33]中铨被判刑7年，后改5年。民国28年（1939），末代睿亲王在贫困潦倒中病故于北京西城北河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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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铨死后，留下侄子3人（中铭之子）。兄金寄水，以给图书馆抄写维生，后到报馆当编辑、记者，收入很少，主要靠妹妹做缝纫工贴补家用。若干年后，金寄水和两个弟弟已落到在街头摆小摊、做小贩的地步。[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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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亲王府——庆亲王奕劻是晚清政坛中的显赫人物，前后从政60年之久，贪赃枉法，无所忌惮，积蓄家产在王公中是比较多的。地产约有1000顷之多，散在华北、东北、内蒙古、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处，每年有很大一笔地租收入。奕劻奉特旨“赏食双俸”，俸银、俸米是其他亲王的两倍。但更大的一笔收入还是来自官员的苞苴。故父子“起居、饮食、车马、衣服异常挥霍，尚能储蓄巨款”。[35]奕劻又利用贪污巨款，对庆王府大加修缮，华屋精榭，巧夺天工。入民国后，奕劻退出政坛，仍是首屈一指的富豪。所有家产现款，分别存入北京东交民巷内的各外国银行。所获利息，足敷家用。[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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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帝逊位后，奕劻携眷避居天津租界，过起豪华的“寓公”生活。民国6年（1917）正月，奕劻病故，时年80岁。溥仪认为他生前“贪赃误国，得罪列祖列宗”，“大清国二百余年之天下，一手坏之”，决定不予谥号。后在亲贵力争之下，赐谥曰“密”，是“追补前过”的意思。[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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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0 庆王园寝（北京市昌平区流村镇白羊城村）碑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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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盖棺论定”，意思是说，对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平，只有等他生命终结时才可能给出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事实上，“盖棺”是回事，“论定”则是另一回事。当一个历史人物故去，结论总是要有的，通常总是大加褒奖，极尽溢美之辞，像奕劻这样遭贬的却微乎其微。不过褒也罢，贬也罢，代表的只是统治者的看法，而历史定论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奕劻长期盘踞枢要，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声名狼藉，恶评如潮，直至今日，对他的评价几乎都是负面的。其实，与同期满洲亲贵相比，他并非一无足取。首先，奕劻的种族思想和排汉强满意识远比其他满洲亲贵淡薄，对汉人也没有刻意防范。他收的干儿义女，都是汉人。他的儿子载抡娶的是山东巡抚孙宝琦的女儿。满、汉权贵俗不通婚。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廷宣布允许满汉通婚，但在满洲亲贵中，仅只奕劻一家。所以当时报纸说：“是为亲贵中满汉结婚之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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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晚清政坛，奕劻的政治态度一贯比较开明，这应该与他长期办理洋务，对外部事务有较多了解有关。戊戌新政失败后，慈禧太后对维新志士恨犹未消，如亲自授意将沈荩杖毙于刑部监狱。沈荩被杖毙的惨状在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中记述尤详。王照是名闻全国的维新志士，也被关进监狱。由于奕劻从中多方缓颊，慈禧太后才免其一死，交刑部永远监禁。但不久他就被释出狱，据说仍与奕劻有关。徐凌霄《凌霄一士随笔》称：王照下狱后，奕劻设法使他获得宽赦。不久，慈禧太后从颐和园还宫，在万寿寺小驻，闲游寺中各处，命奕劻随侍。奕劻乘太后高兴，从容道：“近日接见各国公使，多谓政府仇视新党，变法恐无诚意。”太后在庚子事变后提倡新政，本以讨好洋人为第一要义。忙询问奕劻，怎么做才能消除洋人疑问。奕劻答：“如果宽赦戊戌党人，表示想起用他们，则外人的议论自然消失。”太后认为他说得对，随即下懿旨，宣布戊戌党人除康有为、梁启超二人外，一律赦免，恢复原职。王照因此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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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劻在庚子年间，对端王、庄王、怡王利用义和团滥杀洋人、教民，围攻使馆也持反对态度。但他为人圆滑，一旦看到慈禧太后支持端王，就不再表达自己的意见。尽管这样，仍被端王等人视为恣意妄为的绊脚石。义和团声称杀“一龙两虎”，其中的一只虎就是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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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劻长期办理外交，与诸列强打交道积累了丰富经验。《绍英日记》辛丑年（1901）七月十一日记：“同文济苍、瑞莘儒至庆邸……王云：我调你们三位，帮同办理警务事宜，公事应以中国成法为主，其日本之警务章程，有可采者，亦应择善而从。我约川岛（川岛浪速）专办巡捕学堂，并拟选官学生之心术纯正者赴日本警务学堂学习警务，学成时可充教习之选。”奕劻对警务处的职守做了详细交代，并称，“我已与小村使臣言定，约川岛办学堂事，不约进署办事，缘日本人进署办事，各国必均欲出而干预，彼时再辞川岛，反觉无味，有伤两国国体”。以往研究中国警政创始，主要谈及肃亲王善耆和日人川岛浪速二人，绍英日记，则说明庆王在筹办警政之初也起过重要作用，并且对如何借助日人帮助又不致引起其他诸强干涉，有过缜密思考。实际情况是，在清廷推行的新政改革中，奕劻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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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奕劻身为满洲亲贵，但在倾覆清王朝这一点上，却起到他人所起不到的作用。溥仪即位初，袁世凯因奕劻等人力保，才免于一死，后来重新出山，最终导演出一幕逼宫剧。袁世凯复出后，以南方的革命形势恐吓清帝退位。当时，隆裕太后连连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在第一次会议上，奕劻即表示赞成退位，因受到其他满洲亲贵围攻，第二天会议，不再出席。他的政治态度，与其他满洲亲贵如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等人形成鲜明对照。所以在清朝亡后，奕劻被满洲亲贵认为是出卖了祖宗家业的罪魁，受尽诟骂。他很快避居天津，与此不无关系。对此感受至深的莫过于末代皇帝溥仪，他执意给奕劻恶谥，话说得再明白不过：“大清二百多年的天下，断送在奕劻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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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劻的上述行为，固然有他的私利在，不过谁也不能否认，他的行为顺应了大势所趋，有利于避免因率意开战导致的大流血，两千年帝制也因此终结。可见，庆王奕劻的一生虽蒙种种尘垢，也自有其闪光点。[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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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劻生子6人，其中三、四、六子早殁。长子载振，系大侧福晋所生。二子载、载抡，均为四福晋刘佳氏生。此外，还生有格格1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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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振凭借父亲的权势，14岁就赏给头品顶戴，19岁封二等镇国将军；辛丑和约后，赏加贝子衔。曾作为清朝专使出访英、法、美、日诸国，深得慈禧太后赏识，历任都统、商部尚书、御前大臣、农工商部尚书等要职，后被参辞职。可笑的是，载振在清朝没有晋封王位，却在奕劻病故的同年3月，由大总统黎元洪代替清室下令被封为庆亲王，命令中竟有“清宗室庆亲王奕劻，因病出缺，所遗之爵，本大总统，依待遇清皇族条件第一项，以伊长子载振承袭世袭罔替”之语。[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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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劻死后，载振同弟载（曾封镇国将军）、载抡（曾受领头品顶戴）分家，将庆王府一分为三。民国12年一场火灾，将载住的一部分全部烧毁。载、载抡先后迁居天津。民国13年（1924）载振也感到时局动荡，便花了十几万元，在天津英租界内买了一所楼房，原是太监“小德张”的产业，作为天津的庆王府。载振弟兄三人迁居天津后，北京的庆王府只留下一部分老佣人看房。民国17年（1928）国民党第四军团总指挥设司令部于王府内，走时将家具物品携带一空。1940年前后，载振将王府售与伪华北行政委员会，得伪币约45万元，三房平分。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了庆王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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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振三兄弟中，载最善挥霍。曾在一夜之间输掉一二所房子。天津的英商跑马场及各赌博场，是他经常光顾的场所。一次，买到跑马场的香槟票，他向友人表示，如果赢了，就把马场道修成柏油路面，结果真的赢了。他除了用赢的钱外，又添加一笔钱，修成一段柏油路。这事曾轰传一时，他也很自鸣得意。由于大肆挥霍，没有几年光景，就把分得的财产花光，且债台高筑。民国24年（1935），落魄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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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抡自民国十二三年后，长期住居天津租界，过着一掷千金的豪奢生活。四十年代末，携妾往香港，不久金尽囊空，带病返津，于1950年死去。[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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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振政治经验丰富，曾竭力拉拢各个时期的政界要人，又长期住居外国租界，以避免政治风涛的冲击。载振在经营上也较有头脑。除坐食巨额存款利息外，开始投资商业。在天津独办“龙泉澡堂”，北京动物园的前身也是他兴办的。[41]民国17年（1928），投资20余万元于高星桥创办的劝业场和交通旅馆，总名称为新业公司。载振名为股东，实际上从不过问经营，只是按期取利。日伪时期，因经营不利，利息没有保障。抗战胜利后，高星桥以汉奸嫌疑避居上海，公司由其子管理，业务一落千丈，负债累累。载振股金也折价抵债。同时，银行存款也一折再折。在这种情况下，经济逐渐拮据，仍要支撑王府的架子，只好不断把古玩玉器陆续变卖。奢侈成习的载振不免愁急肝火，终于民国37年（1948）病故。此后，天津的“庆王府”传给了他的三个儿子溥锺、溥锐、溥铨，当地居民称为“锺锐铨公馆”。